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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二十六章在武汉高级步校五年
三、步校老同事的往事回忆
前几年，我向原在高级步校与我一起工作的周伦等同志作了一点调查。他们为写了一些材料，非常感谢他们的帮助。下面转载周伦同志的材料：
《作鹏在中南军大和高级步校工作期间的一点情况》
作鹏在中南军大、高级步校工作期间，正在全面落实毛主席发出：“向苏联学习，为建设强大的国防军而奋斗”的号召，向苏联学习，建设正规化的军事院校，是这个时期工作的中心。作鹏的活动，工作中的成绩与失误，也大都反映在这个问题上。
给我印象最深的是他的两次讲话：
（1）1951年在学校第二届党代表大会上的报告，提出了三个颇有影响的口号，即“全面地、不走样地向苏联学习，反对经验主义；以教学为中心，反对官僚主义；坚决贯彻条令，反对游击习气”。报告是根据全军院校会议精神，结合学校的实际情况做的。代表大会通过了这个报告，并作了相应的决议。
（2）在同年下半年或第二年的全校行管会上的讲话，总校《教学导报》全文刊载了这个讲话。讲话实际上是对第二届党代会提出的有关正规化建校工作的初步总结，也是把高级步校建设成为正规化的军事院校再动员。讲话肯定了第二届党代会以来正规化建校的成绩，初步总结了这方面的经验，提出了近一步加强正规化建校的措施。这两个报告对统一干部思想、动员全校人员齐心协力把高级步校建设成为正规化的军事院校起了良好作用。当时三个口号可以说是深入人心，成为全校人员的自觉行动，在全校掀起向苏联学习、建设正规化军事院校的热潮。当时各方面工作都有起色，特别是在加强正规化军事训练和贯彻条令抓教育上是走在全军前面的。在此期间，罗帅、叶帅、陶铸、谭政、伍修权、萧华、甘泗淇、孙毅等领导陶铸先后来过学校检查指导或参观。谭政同志每年都要来几次，军委、总部统一组织的以各院校自己组织的参观团，足有不下几十个。1953年春夏之交，总部组织的全军军事院校参观团在全面检查高级步校工作之后，参观团团长、总政治部副主任甘泗淇团长赞赏并鼓励高级步校为名副其实的“第一”高级步校，给予的评价是：“领导坚强，教育有方，生活正规，情绪高涨。”
如果说失误，主要是在向苏联学习这个问题上，当时提出向苏联学习是正确的，但是加上两个副词，即“全面地”、“不走样地”就有失偏颇，其理由不言自明。实际上，在后来的实践中已经逐步纠正了这个口号的不适当的提法。
关于作鹏在学校的表现，就我所见所闻，可以用几句话概括：工作勤奋，学习刻苦，作风紧张，生活简朴。
工作勤奋就其主要者列举如下：在学校工作五年多的时间内，举凡比较重要的讲话、报告、他都喜欢亲自动手，不嗑药机关、秘书代笔；部门和秘书起草的文稿，几乎他都要亲自做过修改，有的改过多次。对学校建设上的重大问题，他主动提出的建议比较多，这是刘其人政委的评价。刘其人同志说：他与许多人共事，合作得最好的是洪学智、李作鹏。在学校工作期间，除了做一次鼻病手术，在家休息十多天外，他没有住过医院，一直坚持在工作岗位上。只要他人在学校，每天都提前十分钟到达大操场，检查机关干部和学员连队的早操，一直到离开学校到军事学院学习。关于这一点，直到现在，在高级步校工作过的干部谈起来，还交口称赞。
关于学习，他的写作水平，总结能力是很强的。据我看大学毕业生写出的总结也不一定比得上他。但是作鹏在参军前不过只读过小学，算术在五十年代初也就是高小程度。当全军五十年代初掀起学文化的高潮时，他与刘其人政委一起请了一位文化教育教他们数学。经过近两年的学习，数学达到了初中或略高一点的程度。当时全军倡导学习《苏联社会主义经济问题》一书，他也是很认真的。中南军区考核时，他得了满分。至于对现代军事科学，他抓得很紧，除了与学校干部同样参加全校组织的学习外，更多的是抓紧自学，甚至星期天也常在书房里学习。在北京总部组织的高级干部集训，他与别的首长不同，以一个普通学生身份，同其他首长带来的参谋、秘书一起进行图上作业，表现的十分刻苦。他对不熟悉的学科也敢去碰。当时提倡学习心理学，在这方面，我觉得他和许多同志一样可能也很陌上，但他却承担了给中南军区干部集训班讲心理学的任务。总之，作鹏给我的印象，在他的活动日程上，除了工作，就是学习，打扑克、跳舞之类的活动与他是无缘的。
作风紧张，他本人的学习、工作、生活以及对部属的要求，都体现了这个特点。他办事干脆、利索、不拖拉。我记得1951年为修建射击场征用土地问题，学校曾正式向武汉市人民政府打报告，并派人多次请示催促，拖了很长时间未能解决。在这种情况下，作鹏出于对建设正规化军事院校的责任感，再次向市府报告，提出强烈抗议，不久问题得到解决。听说市政府为此对学校还有些意见。
关于生活，除了制度规定的他应得的享受外，作鹏没有特殊要求，也没有得到特殊照顾。刚迁到硚口营区时，他全家住三间房。作鹏夫妇住一间大屋（等于两小间），保姆与小孩住一间。后来给苏联顾问建一栋小楼，不知什么原因，顾问没有进来，这栋小楼即由作鹏与刘其人政委共用。作鹏用六间，约80平米左右。保姆房、会客厅都在内。当时政治风气都比较简朴，除了必要的应酬（如顾问赴任或回国，重要的参观团等），平时根本没有请客送礼之说。我记得总、分校领导参加一次军教会议，考虑到大家在胜利后头次进京开会，便请大伙到全聚德吃了一顿烤鸭，用掉人民币40多元。三反时作鹏为此还作了检讨。作鹏离校时，校领导与四部一处领导为作鹏饯行，也是由这些特征自己掏腰包。
周伦（1992年春节于武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