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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第四十四章自辩和沉默后的话
四、什么叫“审罪不审错”?
我认为，定罪判刑的依据是两条：第一条是犯罪事实、情节；第二条是法律依据。没有犯罪依据，没有犯罪情节，无限上纲，强加罪名，是经不起历史的考验的。
我反复地看了中央[1972]24号文件和十年后的《起诉书》、《判决书》，最大的不同之处是“反党集团”变成了“反革命集团”。
但是，无论是24号文件，还是《起诉书》、《判决书》，都有一个共同点，那就是给我定的所谓“罪行”之上再大大的扣上几顶钢铁帽子，因为没有这几顶钢铁帽子，仅凭所谓“罪行”是无法“审罪”而量以重刑。这一共同点十年（1972年-1981年）没有变。请看：
在中央[1972]24号文件中，是这样的提法：“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罪行”，“林彪反党集团谋害伟大领袖毛主席，另立中央，发动反革命武装政变和失败后叛国投敌的罪行”等等。
《起诉书》是这样的提法：“策划推翻无产阶级专政的政权”，“谋害毛泽东主席，策动反革命武装政变”等等。
《判决书》是这样的提法：“以夺取党和国家最高权力为目的而进行阴谋活动的反革命集团”，“策划颠覆政府，推翻我国人民民主专政”，“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等等。
在特别法庭最终判决我的三条“罪行”中，哪一条与这些钢铁帽子有丝毫联系？其实我心里很清楚，所谓“罪行”多几条少几条都不重要，重要的是必须扣上钢铁帽子。
这里，我还要提到一个情况。那就是中央24号文件和《起诉书》、《判决书》中全部提到了“九•一三”事件山海关机场问题，但对周总理电话指示却有不同提法，这到底是怎么一回事?
在中发[1972]24号文件中，这样记载：“当晚十点半左右，中央根据林立衡向八三四一部队的报告，立即追查三叉戟飞机调到山海关机场的情况，并由中央下达命令，必须有周总理以及军委办事组的黄永胜、吴法宪、李作鹏的联名指示，256号飞机才许起飞。但是，李作鹏在向驻山海关机场某部下达命令时，竟两次篡改中央命令，将四人联名指示放飞才放飞，篡改为‘四人中一人指示放飞才放飞’”。1【注1中发[1972]24号《粉碎林彪反党集团反革命政变的斗争（材料之三）》第77页，标题为《十八、李作鹏篡改中央命令的阴谋和山海关机场值班记录、值班员的说明》一节】
请特别注意，该文中的“中央”就是指周恩来。该文中两次出现“联名指示”。如果中央文件是准确的，那么与我所说的“联合指示”基本是一致的。
但是，在1980年后的《起诉书》和《判决书》上，在同样的事件描述过程中，再也找不到“联名指示”的字迹，却改为总理说：“四人一起下命令才能起飞”。到底是中央文件说的对，还是《起诉书》、《判决书》上说的对？
2007年春，我看了一本书，叫《特别辩护》，看后才恍然大悟！原来周恩来的讲话出处在这里。书中是这样写的：周恩来总理1971年10月9日看了这段电话记录内容，在旁边批示：“我说要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周注。”2【注2马克昌主编《特别辩护》第183页中国长安出版社2007年4月版】
1972年7月发的24号文件为什么不引用1971年10月9日周恩来亲批的“一起下命令”的“标准讲话”呢？周恩来看了此文件后，为什么不修改或统一他的讲话呢？为什么周恩来的讲话又突然在十年后出现在《起诉书》、《判决书》上呢？
但现在可以肯定，“我说要4个人一起下命令才能飞行”的话，是周恩来在“九•一三”事件发生后近一个月，我已被隔离审查两周后才说的。这就说明，我反反复复强调的总理电话中只说了“四人联合指示”，而从来没有说过“四人一起命令”，是正确的！
为什么会出来“一起下命令”和“联名指示”两个不同版本的“中央说法”？可能解释只有一个：“联名指示”的说法是“错”，而“一起下命令”才能称得上“罪”吧。
还有，为什么会出来“在没有夜航灯光和一切通讯保障的情况下，……强行起飞,仓皇逃命”和“没有采取阻止起飞的任何措施”两个不同版本的“中央说法”？可能解释也是前者说法是“错”，而后者说法是“罪”吧。
“无罪推定”的原则，是对被告人有利的事实可以推定，对被告人不利的事实不能推定。有罪无罪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只能推定被告人无罪，罪轻罪重证据不足的情况下，只能推定被告人罪轻。我承认我是法盲，但根据我所叙述的事实和真相，请史学家、法学家和读者们分析：我是有罪还是无罪？
什么叫“审罪不审错”！罪与错的标准是什么？标准是谁定的？根据什么定的？这样的问号可以罗列一大堆。说到底，那就是一块遮羞布！想用没有事实根据的、无限上纲的所谓“罪”，把我们钉死在法律的耻辱柱上，以此掩盖其政治斗争的虚伪与残酷！不要以为号称“法庭”，就代表公正；手握“法律”，就代表正义。
文革中，国家主席刘少奇被诬陷为“叛徒、内奸、工贼”，难道当时党中央不是号称“证据确凿”吗？在八届十二中全会讨论时，毛主席、周总理、朱德委员长、董必武副主席等一大批老革命家不都举手同意吗？邓小平被诬陷是“走资本主义道路的当权派”，以及“走资派还在走”，难道没有相当“证据”吗？结果又怎样呢？历史经验告诉我们，最终只有“事实和证据”才是决定一切的根据，只有依据事实和证据做出客观分析才能得出公正的结论。当然这个结论也不是短期内就可以做出来的。有的要经过相当长的历史实践和思考时间，才能做得出来。
很多在文革中负有相当责任的领导人，很多在文革中推波助澜想浑水摸鱼的领导人，需要一个卸下自己责任的机会。他们迫不及待地利用这个掩盖历史真相的机会，将一切自己的错误甚至罪行的脏水统统泼在我们身上。利用把控的权力，篡改历史，颠倒黑白，掩盖真相，撒弥天大谎，遮挡其不光彩的一幕，欺骗不明真相的老百姓。
不能否认，在长期封闭的社会里，对我们进行公开审判，是有“进步”意义的。公审唯一的“进步”表现在，将某些人的态度公布于众，将某些人的表演公布于众，将我们的所谓“罪行”公布于众，将法庭的“公正”和法律的“应用”公布于众，这样就可以直接接受亿万群众的审视与分析。今天，我将真相和自辩词也毫无保留地公布于众，同样是接受亿万群众和千百年历史的考验。
这篇《狱中人的心声》，写的是十七年囹圄时期，前十年的实际情况。一般地说，关押起来坐大牢，完全失去了自由，除了吃饭、睡觉、拉屎拉尿三件大事之外，不可能有其他什么活动。其实不然，监狱就是学校，监狱就是考场，监狱就是战场。
我的态度、我的原则就是两条：第一条是“坚持真理，修正错误”，第二条是“不怕死、不怕苦”。我始终坚持这两条原则，实事求是，光明磊落，没有做错的事情，不是我犯的罪行，坚决不承认。我运用这两条原则，同那些诬蔑诽谤、无限上纲、强加罪名、嫁祸于人的恶劣行为，进行我认为是正义的原则斗争。
但最使我羞愧不安的，是由于我遭受毁灭性打击后，有许多干部、家属、群众被牵连，遭受苦难；我的家人，我的亲属，也无端地被隔离审查，失去自由，遭到迫害。我有难言的痛苦和惭愧，无地自容。我宁愿自己一人坐牢，不愿他们为我受折磨，我宁愿自己一人走上刑场，不愿他们为我陪斩。但这不是主观愿望能办到的，特别是在阶级斗争扩大化的思想指导下，更只能对天仰叹，终生遗憾！
我还要大声疾呼，我李作鹏一辈子跟着共产党，一辈子信仰不要封建主义，不要资本主义，不要修正主义，不要帝国主义，不要霸权主义，不要剥削、压迫制度，而要各尽所能、各取所需，民主、平等、文明、富裕的共产主义，不管天翻地覆、天塌地陷、山穷水尽，海枯石烂，我的世界观是永远如一的，我的信念是永远不动摇的，不管向我身上泼多少脏水，强加多少罪名，我还是我！最大的悲剧莫过于我没有倒在敌人的枪炮中，没有倒在我的工作岗位上以身殉职，而是最终成为党内斗争的牺牲品，这真是天大的冤枉，这真是千古的悲剧！我想给世人留下的，正是这悲剧人的心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