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连话都不会说了
一九八一年五月份，我记不清是哪一天了，管理人员对我说：“关你们近十年了，关的时间长了，将来连话都不会说了，因此领导决定改善一下你们的生活条件，在这条走廊上，还关着邱会作、江腾蛟、王洪文。从今以后，你们各自的牢房从上午八点打开，到晚上九点再关上。白天你们四个人可以在一起学习，由江腾蛟任你们的学习小组长。走廊上有扑克和象棋，你们可以在一起玩一玩。另外，我们在走廊上放了一台电视机，你们可以看一看电视。”
这样算是在监狱里面第一次让我们互相见了面。五年了，我们都关在这里，但是谁也没有见过谁。监狱里的管理是相当严密的。
从外表上看，他们的变化都不算太大。由于分开日久又加心里有顾虑，特别是怕周围安装有窃听器，因此虽然彼此相见，但是大家说话都比较谨慎。邱会作比较积极，几次拉我一起打扑克。
从感情上讲，我和邱会作是一伙的，但和王洪文、江腾蛟都有些隔阂，特别是对江腾蛟。他是我的老下级，当年为了保护他，我不知道伤了多少脑筋，但是最后他居然背着我和林立果搞到了一起。不是他们搞这一套，空军也不会是这样一个情况，我也不会是这个下场。就这个问题，江腾蛟曾几次向我表示歉意，我想同样身陷囹圄就算了吧。
王洪文是个小青年，不知道政治斗争的深浅，只会跟着江青和张春桥乱跑。但是他的福气好，混了这么高的职位。他也来向我表示歉意。他说，他在主持军委工作的时候，在空军的问题上搞了我不少的材料，有很多不实之词，很对不起我。我对他说：“这样的事情太多了，对我来说，已无所谓了。我们当年打长春的时候，你还是一个孩子。一下子当了接班人，主持党中央和中央军委工作，你应该想一想，这个台，你压得住吗？”王洪文说：“想到这些都已经晚了。”
看得出来，他的确是比较后悔。当时正值夏天，我们的牢房里蚊子比较多，王洪文年轻，每天傍晚就到我的牢房里来帮我打蚊子。他个子高，站在我的铺板上，能用拖把帮助我打房顶上的蚊子，算是来补偿他自己的过失吧。想想也是，他以前那么高的职位，落到这个地步，也是怪可怜的。这是一个特殊时代的产物，并不能完全怪他。
在那一段时间里，时寒时暖的。王洪文身体不大好，经常头痛，有时候甚至痛得从床上摔下来，为了防止他跌伤，他们在他的房间里铺上了一块地毯。
我记得，在这段时间里，我们四个人玩过几次扑克。一开始我和江腾蛟算是一家，邱会作和王洪文算是一家。后来江腾蛟怕出错牌时我骂他，不敢同我一家，就换成了邱会作同我一家。有时，我们几个一起聊一聊天，但是大多数的日子是整日里个人自己看报纸、杂志、听广播，有时也在走廊上散散步。
一九八一年八月的一天，突然来了一位公安部的副部长。他先找邱会作，继而找江腾蛟，最后又找我谈话。他告诉我说：“中央已经决定，将你们放出秦城，各自安排一个地方，保外就医。安置你的地点是在济南，到了那里可以和陈绥圻住在一起，还可以带一到两户子女，去照顾你们的生活。现在我们正在为你的保外就医做准备工作。过一段时间你就可以出去了。为了保障你的安全，到了济南你可以改一个名字，至于改什么名字，你可以自己考虑一下。”
我听了以后非常高兴，总算是有出狱这一天了，可以和家里人团聚了。至于改一个名字，我想好了，就叫吴澄清。是我原来叫过的名字，只不过是把“臣”字改为了“澄”字。我改的名字，他们同意了。但是究竟哪一天才能出去，还不知道。这样，我更加度日如年。
八月五日上午，管理员通知我，下午家属来看我，陈绥垢也一起来。我听了以后，不禁欣喜若狂。十年没有见面了，不知道她变成了什么样子。这十年里，她肯定也遭了罪了。
我坐立不安地等到了下午，管理员来叫我出去。走过层层铁门，到了接见的房间，看到陈绥圻带着采芹、新潮、仲秋、平原、京秋、巴璀和梦璀，已经在那里等我。一眼看去，陈绥圻已经老了许多，脸显得消瘦，头上也添了不少的白发，像是刚刚从农村回来的样子。我心里难受，眼泪欲出，但是又极力忍住了。他们又带来不少吃的东西，让我边吃边谈。我问陈绥圻是什么时候回到北京的，她告诉我，是前一天下午刚刚回来的。她说，她是七月二十日离开绍兴的农场回到上海的，原想在上海孩子们的舅舅那里住几天，但是得知八月五日下午要来秦城监狱探视，就特地在四号这一天赶回北京，想一起来看一看。话刚刚说到这里，监狱的管理人员就来找陈绥圻，说是秦城监狱的王主任要和她说点事情。
陈绥圻出去以后，我和孩子们一起说说笑笑，时间过得很快。不久，陈绥圻回来了。她告诉我，王主任叫她去商量了一下保外就医的一些事情，有些具体问题，回家以后和孩子们商量一下。她说，等几天再来看我。
很快，探监的时间到了，管理人员催我回去。十年离别后的第一次见面，就这样匆匆结束了，我的心里不免有些惆怅，但是又没有办法。
回到牢房不久，邱会作和江腾蛟都来告诉我，说胡敏（邱会作的夫人）和李燕平（江腾蛟的夫人）都来过了，都在作接他们出去的准备。邱会作准备安排在西安，江腾蛟准备安排在太原。
在这之前，王洪文已经被送到医院里去了。实际上，这次保外就医，只是把我们几个放出去，而对“四人帮”是不放他们出去的。把王洪文送到医院，说是为他治疗，恐怕是为了防止他的精神受到刺激，出问题。
过了三、四天，陈绥圻和金平原两人又来了。他们先见到王主任，提出了她和孩子们商量后的三点意见：第一、由我的女儿京秋，跟随秦城监狱警备大队的苗政委，一起到济南去看房子；第二、一九八一年七月九日，胡耀邦总书记曾批示，对陈绥圻的问题要重新结论。空军也表示要尽快对她的问题作出结论，这样陈绥圻在北京等一等空军的结论，先由我女儿巴璀陪我到济南住一个月；第三、陈绥圻离开浙江绍兴农场的时候，所有的行李都没有带出来，由我女婿金平原到绍兴农场去，把她的行李运到济南。对这三个问题，王主任都表示了同意。之后，陈绥圻要求再见一见我，王主任也同意了。
当我第二次见到陈绥圻的时候，她把一切的安排都告诉了我。她还说，公安部的同志告诉她，今后我的生活费是每月一百元，她的生活费也已提高到了一百元，这样每月一共是二百元钱，如果省吃俭用应该也够了。我们到济南安家，公安部可以给一点家具，另外全家人还一共凑了一千多元钱，孩子们说要买一台彩电送到济南去，调剂一下我们的生活。她要我再耐心地等待一下，说过不了多久我们就可以在一起生活了，要保护好自己的身体，要对将来的生活要有信心。
我听到这些，心里感到了很大的安慰，对未来的生活保障也感到有了着落。时间过得很快，规定探视的时间又到了。从这一天开始，我只身在牢房，每天掰着指头，算着日子。
大约到了九月七日或八日，首先是邱会作出去了。我有一点着急，为什么还不来接我呢？到了九月十四日，管理人员来通知我了，说已经全部安排好，第二天准备动身去济南。他还对我说，先把我进监狱时扣押的一些物品还给我，叫我去清点一下。
多年没有带过的手表又还给了我，从此我又可以清楚地知道年、月、日和几点、几分、几秒了。我心里十分高兴。东西倒是一样不缺，只是所有的衣物都被虫子咬得稀烂，没有办法再穿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