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西征甘肃、宁夏，迎接一、二、四方面军大会师
一九三六年五月五日，中共中央发表了《停战议和一致抗日通电》，公开放弃反蒋口号，并呼吁蒋介石及其部下的一切爱国军人“停战议和，一致抗日”，从而将从前的抗日反蒋政策转变为逼蒋抗日政策。但是，蒋介石不顾日军侵略造成的严重民族危机，依然坚持自己“攘外必先安内”的政策，继续调兵遣将，以图尽快解决西北红军问题。为此，他在逼迫张学良、杨虎城的军队积极在陕北进行“剿共”的同时，又调集了十六个师另三个旅，专门成立一个边区“剿共”总指挥部，以陈诚为总指挥，准备大举“围剿”陕北根据地。另外，蒋介石在得知红二方面军从湖南、红四方面军从四川开始北上后，又加紧调动驻湖北、四川的胡宗南部队进到甘肃、陕西一带，准备在川、陕、甘交界处阻击红二、红四方面军，阻挠红一、红二、红四方面军三大主力红军的会合。
中央军委经过详细研究后认为，陕北根据地东部及东北部的晋绥军是坚决反共的主力军，到那里去开展工作，阻力较大。南部的东北军和西北军的领导人，已同红军初步建立了秘密的统战关系，我们的前线部队与东北、西北军的广大士兵不断有联系、接触和对话，相互之间不冲突、不打枪，有的甚至像朋友一样往来。特别是东北军的士兵，他们倾向抗日，迫切要求打回东北老家去，应避免同他们正面作战。只有西部的宁夏军阀马鸿宾、马鸿逵，虽坚决反共，但防区广大，兵力分散，是个薄弱的方向。而且宁夏拥有富饶的河套平原，人口也在一百二十万以上，是西北最为富裕的地区之一。如果能进占宁夏，就可以和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使陕北老根据地也得以巩固。
一九三六年的五月中旬，中央军委决定，红一方面军开始向宁夏、甘肃方向行动，力争建立广大的陕甘宁根据地。这样，向北可以争取打通同蒙古和苏联的关系，向南可以争取打通同红二、红四方面军的联系，并可争取东北军、西北军共同走向抗日。
为统一协调西征行动，中央军委还决定，组成红军西方野战军，由彭德怀任司令员兼政委。红一军团为左路军，代理军团长左权（兼参谋长），政委聂荣臻，副军团长陈光，政治部主任朱瑞，政治部副主任邓小平。红十五军团为右路军，军团长徐海东，政委程子华，参谋长陈奇涵，政治部主任王首道。毛泽东、周恩来留在陕北，主持中央军委工作，没有参加西征。
正在这时，因中国人民抗日红军大学在陕北安定县的瓦窑堡成立，继林彪调任红军大学校长之后，红二师师长刘亚楼也被调去学习，由杨得志接任二师师长。二师的其他领导，如政委萧华、政治部主任邓华、参谋长熊伯涛等都未变。梁兴初和我也仍在二师二团分任团长和政委，团参谋长胡发坚调红大学习，由夏德胜来接任参谋长。
中央军委关于西征的目的、任务传达下来后，我们立即按照野战军的要求进行动员和准备。针对西征作战区域主要是回民聚集区的特点，我们除向部队进行政治形势任务教育之外，还重点进行了关于严格遵守回民政策、纪律的教育。与此同时，我们还传达贯彻了大相寺会议反对“本位主义”的精神，把会议精神一一传达到连，传达到每个党支部，并要求大家展开讨论，展开检查，使大家深刻理解“本位主义”的危害性。在军事上，则着重进行了战场侦察和临战训练。
陕北的五月，正是春暖花开的季节。我们又第二次来到吴起镇，感想颇多。吴起镇是陕、甘边区最西面的边沿，背负大山，俯靠洛河，城寨筑在河堤上。一九三五年九月，我们经历了两万五千里长征，就是在这里找到了家的感觉！现在旧地重游总能引起人们的亲切回忆。
五月底，西方野战军分两路从各自的整训地出发。一军团奉命从陕北西经安塞、保安、吴起，向甘肃境内的环县县政府所在地曲子镇前进。一军团以二师为前卫，二师又以我们二团为前卫。
头几天没有事，行军路上，只见起伏的黄土高原上人烟稀少，到处都是荒凉草坡，以及在上面奔跑的羚羊、纷飞的野鸡和乱窜的野兔。这里吃水困难，小河沟里的水都是苦水。当地老百姓吃的水大都是自家水窑里的水，再就是在冬天下雪以后，出去将积雪运回来倒入水窑中所融化的雪水。水窑里积存的水往往有限。部队到了宿营地后找水做饭很困难，常常一天只吃两顿饭。
六月三日，我们来到了离曲子镇大约有三十里的一个地方。我们出发前还没有发现曲子镇有敌人，但这时先去侦察的侦察参谋回来报告说，曲子镇是个土城，城里有敌人的骑兵部队在那里休息，多少搞不清楚。我和梁兴初赶紧把这个消息报告给杨得志和萧华。他们就命令二团准备消灭曲子镇的敌人，同时强调不管镇上有多少敌人，都要先迅速地把曲子镇包围起来，绝不能让敌人跑了，而且要争取不让敌人发现。他们还交待，如果敌人少，二团就先发起攻击；如果敌人多，就等后续部队到来后再一起打。
接到消灭曲子镇敌人的命令，我和梁兴初两人高兴地跑回团里，命令部队继续前进。我们在离曲子镇十五里路的地方，稍事休息后，就召集各连连长、指导员开会，说明情况和任务，要求大家立即进行准备工作。在会上，我们具体分配了各连的包围任务，选择好突击点和火力阵地，特别要求各连准备好梯子和竹木工具，以便爬城墙用。还要准备好铁锹，必要时挖地道、炸毁城墙。要组织好机枪火力点，以掩护爬墙队伍。另外，还要选择最好的干部、战士组成突击队，首先登城。由于任务紧急，我们最后还特别强调，各连的准备工作，务必要在短时间内完成。
部队开始做准备工作的同时，梁兴初和我就去侦察曲子镇周围的地形，发现曲子镇的城墙方圆一公里多，墙高二丈、厚六尺许，四周建有碉堡，墙外还有一丈深的堑壕，但无水。经过详细侦察，梁兴初决定从东南角主攻，在西南角助攻，并在城外的制高点架好机枪，以压制敌人的火力。
我们是从下午一点钟开始准备攻城的。奇怪的是，城里的敌人既不打枪，也不吭声。两点半，对部队的各项准备工作检查完毕，三点，部队开始攻城。我们一爬城墙，敌人就开始打枪了。由于我们准备充分，攻势迅猛，不一会儿就打开了一个口子。梁兴初和我带领两个连攻了进去。突击队的战士们在猛烈的重机枪火力掩护下，很快爬上城墙，并攻占了城东南的小碉堡。紧接着，我们又攻击前进到下面的街道上。守敌被迫退到西北角的居民区顽抗。杨得志、萧华就在城边外的马路上指挥我们。
我们是从东南攻进城的，进城后一直向西北方向攻击前进。待攻到西北角时，看到了敌人的一大片骑兵，大约有好几百匹马，从抓到的俘虏口中得知，那是马鸿宾的部下，一个外号叫“野骡子”的旅长带的三、四百人，主要是骑兵。他们准备从庆阳赶回宁夏去，这天正好路经曲子镇，在这里休息吃饭，不料想叫我们给围住了。
我们部队刚刚到陕北，只是在吴起镇的城外遇到过一次骑兵，我们对打运动战比较有经验，但是对城市攻坚战，我们没有打过，对这次在镇子里的街道上打巷战，更是没有充分的思想准备。由于没有经验，我们攻进城后，一开始并没有顺着房屋逐渐攻击前进，也没有构筑工事防备敌人的反击，而是用两个连沿街道横扫过去，直逼西北角。我们认为敌人在街道上骑术施展不开，原以为一鼓作气把他们消灭掉是不成问题的。没想这就疏忽大意了。
就在我们一直向西北角攻击前进时，“野骡子”抽足了大烟，亲自带着他的全部兵马从西北角的各个街巷里钻了出来，向我们发动反击。“野骡子”的部下都是一些被金钱收买的亡命徒，他们不骑马，全都光着膀子，提着一把或两把马刀，奋力反扑。他们来势汹汹地冲出来，立刻就压住了我们的前进道路。由于我们的部队没有巷战经验，也没有反击敌人的准备，敌人这一凶猛反扑，很快就被他们用马刀砍掉一些人，这样一来，前面的队伍顶不住了，我们两个连只好边打边撤。我们一退，敌人就更向前猛压，结果我们伤亡了百余人。
就在这时，战场情形又发生了变化，西北角被我们二师五团得手，在我们二团和五团的夹击下，反扑的敌人退了下去，蜂拥在几个石头窑洞内同我们顽抗。
从俘虏的口供和当地群众的口中得知，“野骡子”确实是马鸿逵部队里一个强悍的干将，因此萧华要我们告诉部队，“野骡子”的部队一定要消灭，但必须要勇敢加机智和技术。这时太阳已西下，夜幕将临，我们二团的同志对半天未解决战斗很不服气，请求再攻。杨得志、萧华很照顾我们，命令二团和五团各派一个连从两个方向进攻。
黄昏后，五团先用一个班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把城墙上的碉堡全部打下，把敌人逼进几个院子里。我们就用手榴弹一串串地投进去，炸得里面的敌人人叫马嘶，到处乱窜。乘此机会，我们冲了进去，用刺刀同敌人搏斗，捅死了不少拿马刀的敌人。在我们的猛攻之下，敌人抵抗不住，有的就窜进老百姓家，换上便衣，躺在炕上装病，有的则把头钻进洞里，把屁股露在外边。我们一个房间一个房间地搜查，抓俘虏，缴枪缴马刀。到晚上十点钟，除“野骡子”自己盘踞的院子之外，其余各处的敌人都缴了械。
最后，五团的同志把手榴弹投进了“野骡子”藏的那个窑洞，结果把他的卫兵炸死了，“野骡子”也负伤被抓。“野骡子”被俘后，五团把他送到师部。在师部，师领导对他做了很多工作，并给他治了伤，最后按照中央和军委指示，将“野骡子”个人放了回去。
这次战斗开始进行得很须利，一下子就突破了城墙，攻进了城，后来之所以受挫，总结起来就是一条，那就是在城市里作战，不应当只在街道上一窝蜂似地勇往直前，而应当凭借房子，凭借障碍物逐步向前推进，退却时也一样，如果只在街上猛冲，把自己完全暴露于敌人之前，是非吃大亏不可的。
这次战斗是杨得志、萧华命令五团增援才解决的战斗，虽然最后战斗取得了胜利，但是我们二团却受挫了。因此，打完这一仗后，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事后邓华来看我，问我负伤了没有。我告诉他，我没有负伤，只是从城墙上摔了下来，自己也闹不清是怎么摔下来的。我和梁兴初还向邓华表示，这一仗没有打好，大家心里都很难受。
邓华安慰我们说：“你们不是把敌人包围起来了吗？不是攻进城了吗？表现得很英勇嘛！最后你们二团和五团消灭了敌人获得全胜，为今后攻坚战取得了宝贵的经验。对此你们要很好地总结，接受教训，这是我们的财富。”
曲子镇战斗打响了西征第一炮，此仗打完，马鸿逵部便望风而逃，被迫退守宁夏，再也不敢与我们正面交峰了。
曲子镇战斗结束后，我们在曲子镇休息了一天。一九三六年六月五日，部队继续西进，经洪德城、毛居井等地，到达七营川一带，进入了宁夏地区。在这里，部队停止了前进，同南面东北军何柱国的骑兵部队对峙。此时，西征的红军西方野战军已占领安塞、安定、靖边、保安、定边、蓝池、豫旺、环县、海源、同心城、七营川、阜城、洪德城等陕甘宁边境的广大地区，开辟了纵横二百余公里的新根据地，和原陕北根据地联成一片，形成了新的陕甘宁根据地。至此，我们基本完成了西征作战的主要任务。
我们暂时驻扎休整的地方是一个平川，附近有条清水河。清水河是当地的一条大川，水流由南向北，一直通向黄河。河两面是山，山上有塬，山与山之间则是黄土高原上特有的沟。就在这里，我们一直休整到八月底、九月初，前后住了将近三个月的时间。
休整期间，红一军团军团部住豫旺堡，二师师部住李旺堡，四团、五团住七营川，我们二团则住最南面，直接与东北军对峙。二营和五营负责向固源方向警戒，防御东北军张学良、西北军杨虎城的部队。当时在我们周围，南面是张、杨的部队，北面是马鸿宾、马鸿逵的部队，往西是邓宝珊的部队。这些部队中，属张学良的东北军实力最强，因此东北军也就成为我们争取的主要对象。
由于我们二团处于同东北军对峙的最前线，因此向东北军开展抗日救国宣传，就成了我们的第一项重要任务。根据上级批示，我们自上而下地在部队干部、战士中介绍东北军的情况，进行争取东北军抗日救国的政策教育。然后，让政治机关的宣传队下到连里开展宣传、培训工作，教唱《打回老家去》等抗日救亡歌曲，使连队的干部、战士都参与对东北军进行抗日救国的宣传工作。
在七营川附近休整的初期，南面的东北军在蒋介石的重压下，曾派出过两个团的骑兵向我们寻衅。遵照上级的批示，我们没有予以反击，而是向其喊话，如“中国人不打中国人”、“东北军兄弟们调转枪口打死蒋介石卖国贼”等。此后，他们没有再向我们进犯，我们也没有打他们，相互之间处于一种互不侵犯的状态。
那段时间里，双方虽然对峙，但是不打了。这一时期里，军团部的主要任务就是开展统战工作。我们白天就用各种方式向他们宣传抗日救亡，晚上有时还开联欢会。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奉中央的命令，经常换穿便衣，坐上牛车，进出我们团的驻地，去东北军那里开展工作。那段时间，我们和朱瑞的接触比较多。他告诉我们，如果东北军要来我们驻地联欢，就欢迎他们来，但暂时不要到他们那里去。后来发展到双方部队直接联欢。当时的统战工作，主要是在上层展开，部队除担任警戒，同东北军对峙外，主要是进行联欢。向他们宣传停止内战、共同抗日、收复东北失地，尽量和东北军的下层交朋友，但我们也不放松对他们的戒备。不久，一军团政治部主任朱瑞就同东北军的一个师长签订了停战协议，这是我们当时对东北军进行统战工作和抗日救国宣传的第一个成果。
宁夏地处黄土高原，夏季气候炎热、干燥，中午特别热，早晚却很凉，晚上要盖棉被、早晨要穿棉袄，有“早穿棉袄午披纱”的说法。黄土高原上普遍缺水，尽管我们驻扎的平川里有一条清水河，可这条河在流经同心城以下区域的过程中，溶解了大量红色岩层，使河水变苦，不能饮用。居民大都靠挖井，冬季将雪储入井中，就吃这样的水。
七营川一带村庄稀疏，人烟稀少。村子里既脏又乱，很少有座像样的房子，大多是破壁残垣。老百姓很穷，绝大多数穿得破破烂烂的，这里土地贫瘠，盐碱遍地，小麦产量很低，每亩地年产百把斤。见到这种情况，战士们都很气愤，说是马家军把老百姓害苦了。
我们的驻地是回民聚居区，根本没有猪肉吃，有时买点牛肉、羊肉吃，能买到鸡时就吃鸡。主食是麦子、玉米和土豆，蔬菜不多，但夏天有西瓜。生活很艰苦，因为缺水，很少洗澡。
这里是新开辟的区域。起初回民对我们不了解，有逃跑的，经过我们慢慢地做工作，就都回来了。我们团的七营、五营和三营住的村子都是回民村，做不好回民的工作，连脚都站不住。野战军专门向各部队宣布了三大禁令：一、严禁住清真寺；二、不准吃猪肉；三、不准在回民区筹款，不打回民的土豪。部队里掀起了尊重回民、尊重回教和帮助回民的热潮。比如有的村庄吃水困难，要到十里以外的山沟里去挑水，我们就开展挑水运动，积极帮助回族同胞挑水。
当时我们部队的主要任务，除对南面的东北军进行警戒和开展抗日宣传之外，就是开展群众工作。这些工作主要包括三个方面。一是帮助当地回民建立回民政权，并依靠回民去摧毁清水河一带的反动武装，争取把马鸿逵统治下的群众统统解放出来 ；二是帮助回民群众种地、收庄稼，如早晨出操后去帮助群众抬肥、施肥，麦子成熟后帮着群众割麦子、搞秋种等；三是帮助回民群众搞好环境卫生。这里的道路全是坑坑洼洼，一下雨就成为一片汪洋。老百姓家的牛、羊圈很简陋，厕所很少，居民随地大小便。由于卫生极差，一到夏天，苍蝇、蚊子就多得不得了，爬得到处都是，看了都叫人害怕。炕上的臭虫之多，晚上咬得人没法睡觉。一开始我和梁兴初一起睡在炕上，后来就不得不找人借了块门板，睡在门板上。为了帮助回民群众搞好环境卫生，我们就帮助村民修筑道路，整理牛、羊圈，修建厕所，灭蚊蝇、臭虫。回民群众的房子大都破旧不堪，一下雨就漏，我们就不断帮助他们修理房子。这样，我们所驻地区的卫生状况都有了较大的改变。
同时，我们强调人人都必须严格遵守“三大纪律、八顶注意”，尊重回民的风俗习惯，不准吃猪肉，不准说“猪”字，不准接近回族妇女。
这样一来，群众对我们也就特别好。回民是很讲感情和义气的，他们称赞红军是“仁义之师”，是真正的回民军队。他们把我们长征时期经过时送给他们的几面旗都挂了出来，还请我们洗澡，请我们吃全羊，把我们当作了自己的家人。
至于部队本身，由于基本上没有什么战斗任务，我们就强调干部、战士学文化。由各个连队的文书当教员，用树枝作笔，大地作纸，坚持每天写字、识字。
那时，我和梁兴初都有马，每天早晨起来我们俩都要在川里骑马跑上一段时间，借以练习骑术，锻炼身体。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