七、三大主力红军大会师
一九三六年九月上旬的一天，红军西方野战军司令部召集团以上干部，到一军团军团部驻地豫旺堡开会。我和梁兴初骑马跑了七、八里路，才好不容易找到了会场。会场设在豫旺堡城外的草地上，军团部临时搭了一个台子作为主度台。
下午，一军团、十五军团团以上干部约三、四百人齐集在那里，一起开会。彭德怀首先在会上讲话，然后左权、聂荣臻、徐海东、程子华也分别讲了话。他们的讲话都很短，主要是动员红军继续向西南行进，沿西（宁）兰（州）公路两侧进至靖远、固宁、会宁、静宁一带，策应红二、红四方面军北上，同时负责筹集资财和粮食、蔬菜，迎接三大主力红军的大会师。
会议开完，又演出节目。看完演出，一军团军团部招待大家在一起会餐。那个时候吃的东西比较困难，军团供给部花了很大的力量，买了十头羊、一条牛和两头猪，做了红烧猪肉、炖牛肉和红烧羊肉，还有大米饭，这在当时已经是最好的待遇了。
会餐开始时，已是午夜时分，十多个小时没吃东西，我们个个都是饥肠漉漉。月光下，看见一担一担猪肉、牛肉、羊肉和米饭挑向会场。这时大家都饿了，我们一军团的干部就拿着盆子，拥上去打了饭菜就吃。因为这是在一军团的驻地，十五军团的干部是客，他们在一旁等着，比较客气。结果一军团的干部一下子就把饭菜差不多快抢吃光了。眼看着十五军团的干部没有多少吃的了，一军团政委聂荣臻就发了脾气，说：“军团的干部太不像话了！你们就不能照顾一下十五军团的干部吗？这样抢吃像话吗？”聂荣臻这样当着十五军团干部的面，当场给一军团干部的这一顿批评，使得我们再也不好意思吃下去了，于是不少人就迅速离开会场，饭没有吃完就走了。我也是刚吃了半碗饭，就同梁兴初一起骑马回到自己的驻地，天已快亮了。当时我们两人也是一肚子气。一天一晚没有睡觉，饭也没有吃好，肚子饿着，又挨了个大批评。这是这次会议过程中的一个小插曲。
事后想起来，我们也认为聂荣臻的批评是正确的，当时确实也是不像话。月光下也看不清楚是谁带的头，反正就这么一拥而上。应该说，这也是一种只顾自己，不顾友邻的充分表现。
尽管在会上挨了一顿批，但会后大家情绪还是很高，都说这下可好了，等二、四方面军来了，我们就可以把甘肃、宁夏、陕西的大片地区建成巩固的根据地。
九月底、十月初，西北已是晚秋季节，当时下筹备冬衣，准备向西进发，然后，我们翻过六盘山，来到西兰大道，以界石铺为中心的甘肃静宁、会宁、定西一带，这时候前面的部队已和红二、红四方面军见了面。十月九日，四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会宁，同红军总部会师，十月二十二日二方面军总指挥部到达静宁以北的将台堡，同一方面军会师，至此，三大主力红军终于胜利会师了，红军的力量增强了。不出毛主席所料，整整一年，四方面军又北上和我们会合了。
我们二师当时住在界石铺是一个比较大的镇子，师部住镇上，我们二团住乡下。师长杨得志则带着部队在前面，负责向一样，梁兴初带着两个连去前面担任警戒，我则带着其它队伍在后面。
我们在界石铺附近驻了下来。这是一个汉人较多的地区，我们又开始打土豪，以筹集资金、粮食、物资、布匹和药品。之后，我们杀猪宰羊，准备欢迎二、四方面军的队伍。
三大主力红军会师后，我们这些团的干部，既没有见到朱德总司令，也没有见到张国焘、徐向前、刘伯承、贺龙和任弼时等领导。来到我们师部的，是红二方面军政治部的同志。在师部，我们见到了红二方面军政治部主任甘泗淇。萧华还把师部住的房子，包括他自己的房子都让了出来，并请包括甘泗淇在内的二方面军政治部的同志一起吃了顿饭。萧华把我也找了去作陪，一起吃了一顿。那顿饭全部是羊肉，有十几道菜，做得特别好。我们还把已经准备好的慰问品，送给了与我们见面的二方面军的每个指战员。
第二天，红二方面军的部队继续向西北前进，我们就在原地掩护，在驻地组织部队夹道欢迎和欢送。看到他们过来，我们就鼓掌、呼喊口号和端茶送水，并帮着他们抬伤员和招呼落伍掉队的同志。二方面军的部队一共过了两天，等他们过完后，我们便回到宁夏的同心城，就在同心城住下来了。
以后我们才逐渐知道，张国焘率领的红四方面军八万大军，自阿坝同红一方面军分手南下后，在“打到成都吃大米”的口号鼓舞下，开始部队士气很高，因为大家都不习惯藏族地区的生活条件和藏族食品，也不喜欢雪山和草原。一开始，南下的部队几乎没有遇到什么抵抗，进展挺顺利，但正当红四方面军节节胜利，张国焘踌躇满志地再次来到成都附近的天全、芦山、宝兴地区时，蒋介石已经集中了八十个团二十万人马在那里等着他们。这一战，红四方面军损失惨重，不得不重新向北撤回甘孜。一九三六年六月二十二日，红二、红六军团来到甘孜同红四方面军会合。七月初，红二、红四方面军领导干部在甘孜开会，红二方面军的任弼时、贺龙、关向应、萧克和朱德、刘伯承一起坚持北上抗日，张国焘被迫同意北上意见。七月十四日，红四方面军第三次爬雪山过草地，与红二方面军一起北上陕北。
八、九月份，红四、红二方面军先后来到兰州以南地区。这时红四方面军内部又发生了一声争论：张国焘主张渡过黄河，进占甘北，然后西进新疆，打通同苏联的联系；陈昌浩则主张在甘南建立根据地，以作为陕甘宁苏区的延伸。争论的最后，在毛泽东、周恩来的同意下，张国焘作出了组建红军西路军、西渡黄河的决定。这个决定，使红四方面军遭受到了空前惨重的损失。
西渡黄河的决定作出后，还有三万五千余人的红四方面军即开始渡河西征。但当包括红四方面军总指挥徐向前、政委陈昌浩等在内的五军、九军、三十军两万余人，在靖远的虎豹口渡过黄河以后，国民党军的一支精锐部队冲了过来，把红四方面军的队伍分成了两半，致使张国焘、朱德率领的四军和三十一军未能渡过黄河，被阻隔在黄河东岸。
红四方面军的三个军西渡黄河后，于十一月十一日正式组成西路军，但很快就被马家军切断了同主力红军的联系。由于西路军是孤军西进，情况越来越危急。最后终于在一九三七年三月在张掖、武威地区被马家军围攻，全军覆没。马家军骑兵凶猛膘悍，能骑善射。西路军被包围，弹尽粮绝，悲壮失败。后来只有少部分同志化装潜行，历尽千难万险，回到了陕北。
所以红四方面军在会宁同我们会师时，实际上只剩下四军和三十一军两个军，合计一万余人。相比之下，红二方面军在长征途中遭遇的困难，相对要小一点，人员损失也比较少一些。在贺龙、任弼时、关向应等同志的领导下，在静宁与一方面军会师时，队伍约两万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