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相对稳定时期
一九四一年八月底，粉碎敌人的夏季大“扫荡”以后，苏北根据地出现了一个相对稳定的局面。
新四军三师于九月五日至九月十五日，在瓦屋许召开团以上干部会议，参加的是全师团以上干部。为开会，借用老百姓的木头、竹杆和稻草，搭了一个大草蓬，作为会议室，兼作食堂。
会议的主要议题，是总结三师进入苏北以来对顽军的作战和反“扫荡”对日作战的经验与教训，以及总结部队的工作、检查部队的纪律。在执行纪律的问题上，会议着重批评了七旅和八旅。
这次会议，实际上是在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的直接领导下进行的，刘少奇、陈毅等领导十分关心这次会议，亲自参加了会议。刘少奇同志亲自在会上作了目前形势和建设华中根据地的任务和政策的报告，向大家分析了当时的形势、任务和政策。陈毅代表华中军分会讲话，就加强军队的军政工作，特别是加强军队政治思想工作、加强党的领导、加强军事训练、加强军民关系、整训部队和整顿纪律等问题，作了指示。当时的新四军政治部主任饶漱石，又根据刘少奇的意见，在会议上作了增强党性修养的报告。
师长兼政委黄克诚同志在会议开始和结束时都讲了话，对加强根据地和军队建设的若干问题，提出了具体意见。黄克诚同志根据中央和华中局军分会的指示精神，提出三师在今后一段时间里的主要任务是，深入总结反“扫荡”的经验教训，趁粉碎敌人“扫荡”之际，扩大抗日根据地，缩小敌伪占领区，恢复各种组织，恢复各项工作，恢复抗日政权，进一步精简机构，调整组织，全面加强苏北根据地的建设，即津浦路以东，陇海路以南，长江以北的根据地的建设，力求同皖东、皖北和山东打成一片。经过讨论，会议取得了一致意见，统一了大家的思想。
在此之前，我已得知黄克诚与刘少奇、陈毅之间，在一些问题上存在着不同的看法。如打曹甸，黄克诚就不赞成；对华中局在日军大“扫荡”前提出保卫盐城的口号，也有不同的意见。为此，刘少奇和陈毅对他提出了批评，认为他“右倾”，作战不力，但当时我并不太清楚其中的详情。后来我看到《黄克诚回忆录》中有关于此事的叙说，现将这一段抄录于此：
曹甸战役没有打好，华中局领导认为我“右倾”，作战不力，撤了我五纵队司令员职务，保留政治委员职务，第五纵队司令员一职由陈毅兼任。但陈毅作为华中新四军、八路军总指挥，需要照管全局，并没有到第五纵队视事。因此，我这个政治委员还得兼管司令员的工作。后来日军“扫荡”开始，我又与华中局发生保卫盐城之争，华中局及军部就认为我不服从指挥，在阜宁停翅巷召开干部会议，对我进行批评。我不服争辨说：“作战前我提的意见，我至今认为是对的。作战未达到预期目的，也不是我不服从指挥，而是上级指挥失当。”我联系打曹甸和反“扫荡”作战情况说：“这两次都是上级指挥失误，本来有的仗不应该打，要打也不是这种打法。”这次会议华中局领导最后下结论认为我是错误的，坚持要我在干部会议上作检讨。我为了顾全大局，服从组织，虽对于所有的争论问题并没有改变看法，仍按组织决定，在旅以上干部会议上作了检讨。我想当时可能是由于我从八路军刚刚划归华中局指挥，相互缺乏一定的了解，所以才会产生我不服从指挥的误会。事后，我找到陈毅对他说：“你是我的老上级，有什么不服从指挥？”一九四二年陈毅在总结曹甸战役时曾指出：“曹甸战斗是我去攻人家，缺少理由，我很轻敌，仓促作战，准备不够，变成浪战。我们的战斗手段是攻坚，这就要有很好的准备和按作战的原则作战才行，当时我们这方面就差了，光是猛仆是解决不了问题的。如果我们采取了坑道作业，就有可能成功。”我觉得陈毅的这番话是符合当时的实际情况的。（注，见黄克诚回忆录 。编者注）
这次会议的召开，成了我们加强苏北根据地建设和三师部队建设的一个重要开端。为贯彻落实会议决议，会后我们先后采取了一系列措施：
第一、加强组织建设。经华中局和军分会批准同意，我们成立了苏北区党委，黄克诚同志兼任书记，金明为副书记，统一苏北地区的党政军一元化领导。
苏北根据地下设盐阜、淮海两个根据地，建立两个地委，两个行政公署，两个军分区。由金明兼任淮海地委书记，李一氓为淮海行署主任；向明担任盐阜地委书记，曹荻秋为盐阜行署主任。
同时，我们三师的部队也做了一些调整。在这之前，新四军四师十旅，在豫西反顽斗争中失利，部队受到较大损失。经黄克诚同志提议，华中局和军部批准，将四师十旅与建制完整比较充实的三师九旅对调。十旅归属三师建制，九旅归属四师建制，旅团番号不变。九旅旅长张爱萍调任三师副师长。因此，淮海军分区改由十旅兼任。十旅旅长刘震，兼淮海军分区司令员，十旅政委吴信泉，兼任淮海军分区政委，盐阜军分区仍是单独组织，由洪学智任司令员，杨光池任政治部主任。七旅和八旅仍为机动部队。
我们在军分区下面，分别建立了县人民武装部、区武装中队、乡游击小组等各种地方抗日武装，健全和建立民兵制度。
不仅如此，师的领导也比以前充实了。除师长兼政委的黄克诚和政治部主任的我外，参谋长彭雄已于八月反“扫荡”期间到职，副师长张爱萍也于九月初来到师部，这就增加了师的领导力量。
在调整充实部队的同时，我们还积极协助地方开展政权建设工作。由于当时的盐城、阜宁两县较大，各有一百二十万人口。为了便于管理，将原阜宁县分为阜宁、阜东和射阳三个县，将盐城县分为盐城和建湖两个县。这样，再加上淮安、灌南和涟东，盐阜共有八个县。其后，我们分别建立了八个县委和县政府，加强了地方建设。
当时，华中局和新四军军部都做了精简，把华中局和军部的一些干部，下放到地方，加强了地方党的工作领导。军部把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下放到我们三师。早在日军夏季大“扫荡”开始后不久，抗大五分校就由副校长冯定、洪学智率领，转移到了我们盐东。当时，他们的女生队曾遭到过日军的偷袭，一死一伤一被俘，损失了几个人。好在敌人的人数不多，洪学智在发现情况后，指挥离女生队最近的男生四队，一个冲锋就把敌人击溃了。这次抗大五分校归入三师建制后，校长为谢祥军，政委为吴盛昆，政治部主任为于辉。
军部的鲁迅艺术学校也同时下放到了三师，改组成为鲁迅文艺工作团，由孟波任团长，归政治部直接领导。鲁迅文艺工作团共有一百七十多位团员，大部分是从上海来的学生。还有一部分从上海来的著名文艺工作者和音乐家，如贺绿汀、何士德、孟波、章牧等。随后，又有如阿英、鲁莽、戈扬等著名新闻、戏剧、绘画、木刻家、分到我们师政治部来工作。
第二、加强组织纪律性，尊重群众，尊重地方，提高部队的政策观念。我们进入苏北以来，部队的纪律一般是比较好的，但侵犯群众利益的事情也不少，干涉地方工作的情况也时有发生。
对这些问题，在三师高干会上，黄克诚同志进行了严厉的批评和教育，特别是对七旅的批评更多一些，这就使七旅的同志对我发生了误会，以为一些问题，都是我到师政治部以后向黄克诚反映的。黄克诚同志对此作了解释，说明这些问题是由各个方面反映上来的。我个人认为，尽管七旅原来是红军、八路军的主力之一，战功卓著，但在执行群众纪律方面，确实也存在着一些问题，黄克诚同志的批评是完全正确的。
从这次会议以后，七旅在遵守纪律方面有很大的转变，八旅、十旅也都有提高，进一步密切了军民关系。从此，地方对军队更加尊重，军队更加支持、帮助地方工作，出现了军爱民、民拥军、军民团结一家人的新局面。
第三、发展经济，发展生产，加强根据地的建设。我们在根据地实行了统一的财政税收，实行公粮制，军队所需的粮食、蔬菜、衣服及其它物资的供给，统一由地方政府筹划供应。为开辟财源，减轻地方负担，我们在素有金东坎、银八滩之称的一些重要集镇开设了商店，以筹集部分资金。此外，我们在阜宁东部海边开辟了一个棉垦区，每年种植的棉花远销至上海、南通、苏州等地。同时，同地方一样，军队本身也开展了大生产运动，种菜、喂猪、喂鸡，有条件的地方还自己养鱼、捕鱼、捉虾，力争做到部分副食品自给。少数部队还利用海水晒点盐，这也是增加收入的一种好办法。
在这次大生产运动中，我们整个三师从机关到部队，上上下下都在搞生产。那一段时间里，早晨部队都不出操，起床后即分散外出去拾粪；晚饭后，则去菜地浇水、施肥，管理自己的一块菜田，种的菜地是向老百姓借的，给老百姓一定的补助。如果打仗了，就交给地的主人暂时看管，打完仗回来再搞生产。如果不回原驻地，就连地带菜都交还给群众。敌后生产，当然不可能像南泥湾那样大规模地去搞，但我们也从一九四二年一直坚持到一九四五年。
一九四三年秋，我们曾开过一次三师直属队的生产展览会，著名作家、诗人白桦参加展览会后，写了一篇《记师直生产展览会》。现将这篇文章照录如下：
大路从中间穿过去，把展览会的场子分成东西一样长的两块。
西边是“小菜场”，一摊挨一摊，司令部、政治部、供给部。。。。。。各摊前都插起用木头做的招牌。
特务一连的一棵黄芽芽十五斤，它和四个五十斤以上的大冬瓜摆在一起，活像一窝净的肥猪。
菜的种类是数不清的，有大锅煮、大碗吃的青菜、萝卜，也有调味的葱、蒜之类。
还有冬天的小菜、酱菜、干菜、腌咸菜，也有自做的豆腐和豆芽。
还有不少的手工作品：篓子、篮子，各式各样的布鞋、气眼鞋、线结鞋。战士们自做自穿，跑路打仗，淌水都方便。
东面是家畜场，猪、羊、鸡、鸭，闹闹嚷嚷一大片。政治部的小马驹，看见人就乱蹦乱跳。老母猪的大肚皮着地，爬下哼哼的懒得动。供给部的那些“九斤黄”的雄鸡，长到七斤半，今天在人面前，不敢喔喔高喊了。
展览会的墙上贴着各单位的生产统计表，全直属队合计生产各种疏菜十七万六千一百九十斤，平均每人一百八十五斤。特务一连成绩最好，共生产三万零七百斤。
展览场的松门两旁，贴着一副对联，上面写着：
到前线拿枪，在平时拿锹，是战斗英雄，又是生产模范。
流自己的汗，吃自己的菜，改善自己生活
横幅是：亲自动手。
除了大力发展生产以外，我们还大力提倡节约运动。当时部队的干部、战士都不发钱，只是每人每天有一定数额的伙食费。节约下来的钱就叫“伙食尾子”。每月的“伙食尾子”，我们都平均分配给每个人，有时可以分到一元，有时分到五角。这点钱，共产党员、共青团员就先用来交党费、团费，剩下的钱，有的就买点烟抽，有的就买点牙刷、牙粉、肥皂之类的日用品。
为活跃地方经济，我们对城市工商业采取保护政策，同时进行二五减租政策（即减收百分之二十五）以改善群众生活。当时在盐阜的一些沿海地区，经常有海水灌入，淹了不少地。我阜宁县长宋乃德，领导群众修筑了一条九十华里的海堤，挡住了海水的倒灌。当地群众把这条堤坝称之为“宋公堤”，很好地扩大了我党我军在当地的影响。
第四、清剿土匪。苏北地区在历史上是有名的土匪出没地。当时，一些土匪还有政治背景。他们与国民党顽固派相勾结，与韩德勤那些被打垮的部队搞在一起，抢劫残害群众，杀害我们地方干部，烧杀抢掠，无恶不作。为保卫苏北抗日根据地，保卫人民群众生命财产的安全，大“扫荡”过后，我们即下决心抽调部分主力及地方部队，大力开展清剿土匪的工作。经过三个月的大大小小的艰苦作战与政治攻势，同时教育争取一些窝藏土匪的不法分子，终于将横行苏北多年的土匪完全剿灭。
肃清了土匪以后，我们将一部分主力部队分散做群众工作，大力发动群众斗争恶霸，实行减租减息，实行合理负担，改善人民生活。刚开始实行减租减息政策时，有的地方群众心里有顾虑，害怕地主报复，白天减的租，晚上他们又偷偷送回去给地主，形成明减暗不减的情况。阜宁县委书记唐棣华派出检查组，到各地检查进行教育，全面纠正，为群众撑腰。当时阜宁县委工教科有个干部编写了一个剧本叫《照减不误》，到处公演，轰动阜宁以至全盐阜区。其中有一个女演员薛飞曾大出其名，红极一时。
第五、整训部队。清匪反霸工作告一段落以后，部队立即开始了全面的整训。整训工作由黄克诚统一领导，张爱萍、彭雄负责军事训练，我负责政治教育。
军事训练方面，一是着重搞投手榴弹、射击、刺杀、土工作业和炸药爆破五大技术训练；二是以班、排为单位进行进攻和防御的战术训练。同时，我们还加强军容风纪、内务卫生等方面的教育，力求全面提高部队的军事素质。
政治教育方面，主要是学习、贯彻华中局关于建立巩固的苏北根据地的决定，学习党在敌后根据地的各项政策，加强党的建设，健全连党支部、营党总支、团党委，健全部队的党、团生活制度，坚持每周上一次党课，加强党的组织性、纪律性、党性和党员的修养的教育。同时还在干部中进行抗日持久战、游击战等教育，并且在连队里开设语文、数学、历史等各项课程，以帮助干部、战士学习文化。
此外，部队里的年轻人多，我们还特别注重加强青年工作，在青年中进行组织发展工作。针对年轻人喜好娱乐的特点，我们恢复了连队俱乐部的工作，积极开展各种文艺、体育活动，包括唱歌、体育、墙报等，表扬好人好事，注意发展党团员。我们还要求连队的经济公开，在各个连队组织经济委员会，管理连队的伙食。另外，要求各连队一个月开一次军人大会，以发扬民主，动员战士对部队的各方面工作提出意见。
经过整训，部队的军事技术得到提高，政治觉悟有了进步，整个部队的团结增强、情绪高涨。
一九四二年夏，师军政委员会决定开一个运动大会，为对部队这一段军政教育的成果进行一次检阅。当时我们就在司令部的驻地孙河庄与政治部的驻地戴舍之间，借用了几十亩土地，修了一个大运动场，搭了一个大篷子和一个戏台。运动大会分军事、政治、文化、体育四个项目进行竟赛。有关军事技术、作战学习，由张爱萍、彭雄负责组织测验，政治学习、文化学习的测验题，以及歌咏比赛、体育竟赛，包括蓝球、排球、田径、游泳等，统由政治部负责，后勤部还组织了一个伙食比赛。
部队不可能全部集中竟赛。就由七旅、八旅、十旅、师直属队、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各组织一个代表团参加大会，每个团抽调一个连，每个旅共抽四个连组成一个代表团，竟赛期间的晚会，由鲁艺工作团和各旅的宣传队负责组织。司、政、供、卫各部门全力组织竟赛，前后搞了有半个多月。
从各团参赛的代表团比赛结果来看，成绩都比较好，最后总结时，刘少奇、陈毅、饶漱石都来讲了话。在竟赛过程中，他们有时也来观看比赛。在新四军军部的一些著名文化人，如范长江、扬帆、贺绿汀、吕振、姚汝觉等都到三师参观过，并在会上作过讲演。陈毅经常带一些文化人到我们政治部同黄克诚和其他人下围棋。
总之，通过这段时间的整训，部队的军政素质、政策水平、组织纪律性，都有较大的提高，是部队工作比较活跃的一个时期。
第六、培训干部，参加党校学习。粉碎敌人“扫荡”过后，环境比较安定。华中局在阜宁板湖附近的汪朱集办了一个党校，抽调新四军各师的团以上干部，地方县委以上干部，轮流到党校学习。学习期限一般为半年至一年。除此之外，也吸收外地来的一些知识分子在那里学习。刘少奇兼任华中局党校的校长，陈毅、饶漱石和华中局的组织部长曾三、宣传部长彭康等，都是党校的当然教员。学习的科目主要是马列主义、中国革命史和辩证唯物主义哲学等。
由于我们的驻地离党校不远，也是近水楼台先得月，凡是党校组织讲大课，我必定带着师直属队的一些干部前支听课。一般每个星期都去两、三次。
我记得，刘少奇当时主要是讲联共党史和中共党史，讲抗日民族统一战线。他首先从理论上阐述统一战线的重要性必要性和可能性，然后再讲一些具体的政策问题。他还讲共产党员的修养问题，讲人为什么会犯错误和怎样对待错误，讲当时反法西斯斗争的形势和中国抗日战争的形势。陈毅主要是讲持久战的问题，讲抗日战争的战略、战术问题，讲国共之间“磨擦”与反“磨擦”斗争的策略问题。彭康主要讲哲学，讲什么是唯物主义和唯心主义，讲唯物文辨证法。
一些著名学者和文化人也经常作各种报告，如钱俊瑞、范长江、李恩求的时事报告，骆耕漠、孙冶方、薛暮桥的经济学报告，齐仲桓、吴之理的卫生与保健讲座，邹韬奋、阿英的文学报告等。办党校，使一些干部得到了一个理论学习的机会，收到了很好的效果。
华中局当时还出版了一个理论刊物叫《真理》，对指导干部的理论学习，起到了一定的作用。
第七、成立“文化村”，团结各界知识分子共同抗日。一九四一年秋，日军进占上海的英法租界前后，许多著名的文化界人士和革命知识分子，如邹韬奋、范长江、阿英、薛暮桥、贺绿汀、钱俊瑞、孙冶方、骆耕漠、孟波、崔雨田、沈其震、吴之理、章央芬、扬帆、胡考等，陆续撤退到苏北根据地。为便于照顾他们的生活，陈毅军长在新四军军部驻地附近找了一个村子，取名“文化村”，安排他们集中居住在那里，由陈毅军长直接管理和指导他们进行活动。
以后，华中局给一部分上海来的人相继分配了工作，如钱俊瑞当了新四军政治部宣传部长，沈其震成了新四军的卫生部长，冯定和薛暮桥被分配到抗日军政大学五分校当了副校长和训练部部长。有一些从上海来的著名文化人，如贺绿汀、何士德、孟波、章牧、阿英、鲁莽、戈杨、吴之理、章央芬、胡考、芦芒等，则被分配到了我们三师来工作。其中孟波担任三师政治部鲁艺工作团团长，吴之理、章央芬在三师卫生部当了卫生部长和医务主任。
阿英到三师后继续搞创作，他曾根据郭沫若的《甲申三百年祭》，写了一个叫作《闯王进京》的剧本，公演后一举轰动整个盐阜区，得到了大家一致的好评。另外，胡考和芦芒在分到三师政治部宣传部后，继续搞他们的书画和木刻专业。后来由芦芒负责设计，我们在阜宁芦浦还修建了一个烈士纪念塔。
长期在上海从事地下工作的扬帆，先是在盐阜区担任公安局长，以后又到我们三师政治部任保卫部长。一九四三年夏，在延安“整风”中不幸遭康生陷害，由延安方面负责用电报通知我们将扬帆送至华中局驻地关押，不久他被放了出来，但解放后，他在上海市出任公安局长时，又遭到逮捕，并冤死在狱中。
除了分配到各单位工作的人外，其他人就住在“文化村”。在陈毅的直接领导下，“文化村”的一些同志非常活跃。由于三师离军部较近，他们时常下部队来作报告，帮助部队和地方开展文娱活动，培养了一大批群众文艺骨干，繁荣了苏北根据地的文艺宣传活动。
当时在苏北根据地，还有一个青年文艺工作团体在活动，叫新安旅行团。新安旅行团最早是于一九三五年十月由江苏淮安新安学校十五个贫苦儿童组成的，以后逐渐扩大，由陶行知负责组织和领导。抗战开始后，郭沫若也曾以国民政府军委会第三厅厅长的名义，领导过这个团体。他们在国民党统治区进行抗日宣传活动，历经十九个省。一九四一年皖南事变后，他们由重庆来到苏北根据地，在盐阜行政公署主任曹荻秋、副主任兼财政厅长宋乃德、教育处长戴白涛的领导下，开展文艺宣传和青少年的组织工作。我记得，当时新安旅行团的团长好像叫汪逵之，一些团员后来成了我们的文艺骨干。
总之，当时新四军大量吸收了上海来的地下党员、知识分子、进步人士，他们在敌后做了不少工作，自己也得到了很好的锻炼。后来在敌人“扫荡”时期，为保证他们的安全，华中局将他们分散地护送到山东，再转赴延安。
在根据地内，我们还恢复和发展了中小学教育，普遍建立小学，各县建立中学，还办了不少公学、冬学，广泛团结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参加抗日救国活动。
第八、开展统战工作。刘少奇、陈毅都十分重视各阶层有代表性人士的工作，亲自与一些地方开明绅士接触。当时在盐城、阜宁、淮海地区有影响的人士，如计雨亭、杨芷江、庞友兰、韩紫石等，都很尊重刘少奇、陈毅以及黄克诚同志，经常来三师拜会黄克诚师长，我们则根据“三三制”的原则，把他们吸收到抗日民主政权中来，团结他们一起参加抗日民族统一战线。发挥他们在抗战救国中的特殊作用。
第九，加强对敌宣传工作，特别是对伪军的宣传工作。通过工作，伪军中间有不少同情我们，经常有人和我们通情况，同我们联络。我们的侦察人员经常在敌伪据点进进出出，通行无阻。在盐阜和淮海之间有条封锁线，那就是盐河，但少数人就可以畅行无阻，随时都可以过。那时敌伪据点缩得很小，交通往来很方便。
第十、提倡爱护群众利益，帮助群众解决解决问题。部队除自己发展生产外，一旦群众的生产发生了困难，例如遭了淹，受了旱，部队就立即行动起来，帮助防涝抗旱，农忙季节，帮助抢收抢种，那是经常的。另外，帮助驻地群众打扫卫生，挑水，有病帮助看病，更是普遍现象，几乎天天如此。军队爱护人民，人民就更加热爱自己的子弟兵。打仗时，替我们传递情报，运送伤员，保护我们的家属、孩子，和一些带不走的物资，包括书籍、文件、
印刷机器等，使之免受损失。所以坚持敌后抗战，基本上就是军民一家，分工合作，互相掩护，互相帮助，互相解决困难。这个时候军民关系是最好的时候，确实是军民亲如一家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