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比拳头，比不过，那么再来看看第二个要素：钱。
对于百废待兴的政府来说，钱有时候可能比枪更重要。
1911年5月3日，孙中山（前排右二）在美国芝加哥召集会议，同与会者合影留念
让我们把镜头对准1911年10月12日，辛亥革命刚刚爆发时的孙中山。
按照孙中山自己亲笔写的《革命原起》中记录，那一天，他并不在国内，而是在美国科罗拉多州丹佛的一家旅馆里睡觉。
那天，孙中山一觉睡到中午，醒来后，得知了武昌起义的消息。
但是，孙中山并没有选择立刻回国。
他曾说过，自己最快20天就可以返回国内，亲自参加战斗“以快平生”，但他之所以没有那么做，是因为他认为此时他自己最大的作用，不应是在国内的革命前线，而应是在“樽俎之间”——去和西方列强应酬。
去和西方列强会面的最主要目的，就是要筹钱。
孙中山首先写信给美国国务卿要求会晤，但没有得到任何回音。
随后他就离开了美国，去了英国，当时他希望能得到50万英镑的借款，但是，最终没有拿到一分钱。
随后他又去了法国，他试图向法国东方汇理银行贷款，但又遭到了明确拒绝，他得到的回复是：“四国银行团 [1] 对此态度完全一致。银行团和它们的政府决定就财政观点方面严格采取中立，在目前情况下既不发行贷款，也不预付款项。”
孙中山无奈之下只能起身回国，在1911年12月25日回到上海。
在孙中山还没抵达上海之前，就有舆论在说，孙中山这次回来，带回来很多钱，甚至还带回了军舰。而孙中山在抵达后回答《大陆报》采访时说：“予不名一钱，所带回者，革命之精神耳！”
1911年12月21日，孙中山与欢迎者在船上合影
革命当然需要精神，但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行的。
在临时政府成立前，孙中山曾邀请民族实业家张謇担任财政总长（后出任临时政府实业总长），张謇给孙中山算过一笔账：要维持临时政府的运转，每年至少需要1.2亿元，但临时政府的收入，只有4000万，还有8000万的巨大缺口。
张謇告诫孙中山，要各国承认临时政府，一是看政府有没有统一的军队，二是看政府有没有能力支配财政。
但何止8000万，连计划中的4000万（3000万关税，1000万盐税），都收不上来。
为此，孙中山只能发行军用钞票100万，但因为政府信用不够，很快失败。随后又发行中央公债1亿元，结果只卖出去500万元。
各地财政都不支持中央政府，还反过来要钱。安徽都督孙毓筠派专使到南京来要钱，孙中山大笔一挥，批了20万元，专使拿着总统孙中山的批条去财政部领款，得到的答复是：库里只有10块大洋了。
在这样的情况下，孙中山只能饮鸩止渴——向日本借款。
孙中山首先想出让的是汉冶萍公司股权。汉冶萍公司是当时中国综合铁矿、煤矿和炼钢为一体的大型企业，日本早就垂涎已久。孙中山的提议遭遇了各方反对，尤其以当时的实业总长张謇最为激烈：其他项目都可以和外国人合资，唯独铁厂铁矿不行；如果一定要和外国人合资，唯独日本人不行！
张謇没劝住孙中山，最终愤然辞职。但最后在巨大的压力下，孙中山还是放弃了和日本合作。
张謇，清末状元，民族实业家。向孙中山辞职后，他选择了袁世凯政府，后出任农商总长，但在袁世凯称帝前愤然辞职
1912年2月3日，走投无路的孙中山又会见了日本政界和财界的联络人森恪，森恪提出：为防止俄国人南下，临时政府可以将满洲交给日本来保护，以此换取日本1500万元的资助。
面对这样荒唐的要求，孙中山竟然答应了。“余等希望将满洲委托给日本，而日本给革命以援助” [2] 。
然而，日本政府的答复更荒唐：钱不借，孙中山必须向袁世凯妥协，委托满洲的问题我们倒是可以继续谈。
之所以孙中山会做出那种冒天下之大不韪的事，是因为当时临时政府的财政已经顶不住了——革命军的部队，每天到陆军部领军饷的都有数十次，武汉前线的部队，已经出现了小规模的哗变。
巧妇难为无米之炊，没有钱，孙中山拿什么来维持临时政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