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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6年12月下旬的一天，容国团从国外比赛归来，发现他所熟悉的一切，都变了。在国家队的训练馆，乒乓球桌被竖到了一边，馆内到处堆放着杂物，到处都是戴着红袖章的红卫兵，在四处张贴大字报。

中国乒乓球队成了运动队中的一个反面典型，给出的理由之一简单至极——世乒赛的七座奖杯，都是以资产阶级的人的名字命名的。更有“造反派”喊出了一句逻辑奇怪的口号：“冠军拿得越多越反动！”

在这场运动里，容国团并没有因为“第一个世界冠军”的身份而被幸免，相反，他的香港资历给他带来了很大的麻烦。

比如，他从小在香港长大，有造反派说他其实是香港派回内地的间谍。又比如，他当年从罗湖桥步行，行李没有接受检查，有造反派说他当时是偷运武器回来的。

当然，容国团平时喜欢美国的“猫王”，喜欢听交响乐，会和人讨论意大利的文学，这些都成了他“资产阶级腐朽生活方式”的铁证。

在这个过程中，容国团感到非常的迷茫——他曾发自内心想去感受这场运动，参与这场运动，但他发现他不能，他实在无法理解其中的逻辑。他甚至不断地去问队友：“你觉得我错了吗？”

1968年5月12日，情况变得更糟了。

中共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中央文革小组在这一天发出了《命令》（时称“五一二命令”）宣布：“国家体育运动委员会（包括国防体育俱乐部系统），是党内头号走资本主义道路当权派伙同反革命修正主义分子贺龙、刘仁、荣高棠等完全按照苏修的办法炮制起来的，长期脱离党的领导，脱离无产阶级政治，钻进了不少坏人，成了独立王国。……特决定全国体育系统全部由中国人民解放军实行军事接管。”

体育界进一步“清理队伍”有了红头文件的保障，而容国团因为之前做了两件事，陷入了更大的困境之中：

第一件事，是因为他不愿相信自己的“引路人”贺老总会背叛毛主席，所以他被列入了“铁杆保皇派”。

第二件事，就在“五一二命令”颁布之前，容国团代表队友们写了一封“请战书”，希望能参加第30届世界乒乓球锦标赛，但这被“造反派”认为是别有居心，要他写检查，交代自己到底想干什么。

容国团知道，自己打球或者带队的希望被彻底断绝了。

而就在这个时候，另一个巨大的噩耗传来：和容国团一样从香港过来的傅其芳（国家队主教练）、姜永宁（国家队教练），实在无法忍受被隔离审查后带来的种种羞辱，先后自杀身亡。

自杀的情绪，是会传染的。

尽管容国团是中国第一位世界冠军，当时队内并没有贴出针对他的大字报，但他觉得，自己的人生之路也走到了尽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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