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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那个叫余纯顺的上海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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余纯顺遇难,有两个疑问。
第一个疑问,他为什么没能抵达会合地点?
余纯顺遇难的地点,坐标为东经90°19'09'',北纬40°33'90''。经过专业人员的认证核对和比较,发现余纯顺未能抵达会合地点的原因为:余纯顺在行进到罗布泊的一个T字路口(东经90°18'44'',北纬40°34'34'')时,应该向右拐西行。但他走过了这个T字路口,往南偏东方向去了。
换句话说,是余纯顺迷路了。
迷路的原因,众人有很多猜测,也有可能和6月12日那场沙尘暴有关。由于罗布泊没有任何参照物,常规的辨向手段基本不起作用。在出发徒步穿越罗布泊之前,有人曾劝余纯顺带一台GPS,当时上海电视台摄制组带了3台GPS。但由于时间紧迫,余纯顺只能选择放弃:“我走了8年,从来没有用过这玩意儿。现在又有这么多事,哪有工夫摆弄?如果给我3天时间,我一定学会用它!”
第二个疑问,他的死因是什么?
根据法医出具的《关于对余纯顺尸体检验报告》,官方给出的结论是:“胃内未见食物残留及胃液,胃黏膜有小片状褐色出血。……余纯顺的死因,系在高温环境下缺水而引起急性脱水,全身衰竭而死亡。”
这说明,余纯顺在6月11日出发后,除了补充水外,没有补充任何食物。而很可能是因为迷路,余纯顺在高温之下得不到能量和水分补充,最终走向生命的终点。
事实上,如果余纯顺能按照预定路线走向T字路口,再往西行3公里,那里有满满一箱矿泉水和一箱食物,完全可以供他饮用和食用。
但是,已经没有如果了。
1997年10月,上海电视台的宋继昌编导,再次带着一群人,重新返回了罗布泊。
他们带了水泥、红砖、木料来给余纯顺重新修墓。
重新修好的余纯顺墓前,竖起了一块大理石墓碑,正中书写了“余纯顺之墓”五个大字,嵌有余纯顺的铜质头像,墓碑左下角是一双旅游鞋的雕塑。
余纯顺的红颜知己徐金玉也去到墓碑前,流着泪用自己的口红将墓碑上刻的字一一描红。摄制组在一年后试图寻找徐金玉,却再也联系不上了。
余纯顺墓碑
之后的20多年,一批又一批的探险者经过余纯顺的墓碑,都会下车凭吊。
余纯顺的墓碑前,被来往的旅人们放了很多鲜花和酒。
而最多的,是水,一瓶瓶满满的矿泉水。
馒头说
有一次,我和上海滩记者圈的“老法师”强荧老师喝酒。喝到酣畅处,强老师就聊起了他的挚友余纯顺,还说了自己对余纯顺死因的不同看法。不过,那次强老师的叙述,给我留下深刻印象的,是这样一件事。
那是在2005年,强老师随一个探险团重走罗布泊,来到当年余纯顺的遇难地,发现余纯顺的墓碑被人砸了。当然,原先最早的那一块墓碑还在,被砸的是后来“缅怀者”竖立起来的近十块大理石或木制的墓碑。
都是谁干的呢?都是余纯顺的“缅怀者”们干的。
余纯顺的事迹传遍全国后,“认亲”的人也渐渐多了起来,这个人说自己是余纯顺当年最好的朋友,那个人说自己曾经和余纯顺一起出生入死,而显示友情的最好方式,就是去余纯顺的遇难处再竖一块碑,写上自己的名字。
也不能说这样的行为完全不好,但由于竖碑的人越来越多,竟也引发了攀比之风。你用木头做,我就用石头做;你花3000元,我就花3万元,最终导致相互之间的“敌视”:你前脚立好碑,我后脚就给你砸掉,烧掉。
强老师曾专门为此写过一篇文章,文末的一句话是:“罗布泊在无声地哭泣。”我想,如果余纯顺在天有灵,目睹这一幕,哭大概不会,哭笑不得倒很有可能。
余纯顺当年曾去上海广播电台做过一期节目,叫《人到中年》。节目中,有听众打进热线电话询问,大意是:“你的朋友们很多都去做生意了,做大老板了,你后悔吗?”余纯顺的回答是:“我一点都不后悔。他们尽可以去做他们的老板,我尽可以完成我自己的追求,我从来没有后悔过。”
并不是说人的一辈子要像余纯顺那样度过才算“无悔”,但余纯顺心底里一直有一种信念、一种理想,并且一直在孜孜不倦地实践和实现。
这,才应该是余纯顺给人最大的震撼。
我觉得那些竖碑的人,未尝不是真的想缅怀余纯顺,但比起某些形式上的东西,让自己内心有真正的追求,并有所敬畏,才是最好的铭记方式。
在这一点上,余纯顺倒是自己用过句泰戈尔的诗:
“天空未留痕迹,鸟儿却已飞过。”
值得回味。
本文主要参考来源:
1.《余纯顺在罗布泊最后的日子》(彭戈侠)
2.纪录片《生死罗布泊——余纯顺之死》(上海电视台纪录片频道摄制,爱奇艺)
3.《余纯顺,你永不能赴约》(尚昌平,《中国商界》,1997年第9期)
4.《罗布泊:余纯顺勇士墓碑被砸》(强荧,《文汇报》,2005年10月11日)
5.《探险家余纯顺抱恨殒大漠,纪录片编辑室有幸留遗容——上海电视台〈壮行罗布泊〉拍摄纪实》(杨申庆,《新闻记者》,1996年第8期)
6.《余纯顺在自学中成才》(钱汉东,《上海成人教育》,1996年第10期)
7.《站在壮士的丰碑下》(郑则忠,《人才开发》,1997年第3期)
8.《余纯顺:当代徐霞客》(王东鸿,《民族团结》,1994年第6期)
[1] “老三届”是指“文化大革命”爆发时,在校的1966届、1967届、1968届三届初、高中学生。“老三届”离校后基本都当了知青,没有机会再深造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