光武帝的政策
刘秀二十岁左右时曾到王莽所建的太学读书，“受《尚书》，略通大义”。当时他生活很苦，与一姓韩的同学合资买了一头驴，靠出赁驴补贴用度。他归家后耕种很勤，所以算是耕读出身。在战事中，刘秀也不忘宣讲《诗》《书》，被誉为文武全才。刘秀为帝之后，左右亦多用儒生，有名的邓禹是他在太学时的同学。这位素无大志的太学生一旦得志，心中所想的只有一件事，就是如何巩固政权，让子子孙孙永享天下。因此，他开国之初的政策也遵循此一大目标推行，应可分为消极的与积极的两方面。前者是收拾人心和中央集权，后者是如何连根铲除五德终始说。
巩固政权的要着是分封宗室功臣。刘秀封宗室为王，所有功臣均封为侯，“皆占美县”，要他们“长为汉藩”。同时通令天下，废除王莽繁复的法令，恢复五铢钱以便民。民众所希望的是粮食与和平，和平已得，粮食只要勉强足够，骚乱自息。中央集权以集中兵权最为重要，所以他诏令各地方的轻车、骑士、材官、楼船均罢除。前两种是平地作战用，材官类工兵，楼船是水师，均于秋收后分别操练，以备征召。刘秀兄弟原是凭借地方兵丁起事，深知地方武力易为野心家利用，故不要郡国兵接受军事教育，目的是中央集权。朝廷一旦将这些从未受过军事训练的平民“驱之以御强敌”，有如驱猪羊去进攻虎狼。地方兵缺少训练，作战无能，后来朝廷改用胡兵，平民更大受其蹂躏，这是光武帝中央集权的后果之一。
权力集中于洛阳，洛阳政府的权力复集中于皇帝。汉代的三公是政府的最高权力所在，武帝临终时昭帝年幼，以霍光为大司马大将军辅政。大司马是三公之一，大将军是总揽王室事务的总管，一身而兼政府高职与王室总管要职，从此“大司马大将军”便成为政府最有权势者的称号。光武帝自然不能容许这个大权独揽的职位存在，于是将大司马改称太尉，禁止由大将军兼领，所以后汉的三公为：大司徒、大司空、太尉。三公名位虽高，一切大权却转移到“尚书台”掌管。按尚书本属少府，是在宫内侍候皇帝文书方面事宜的宦官，武帝时已开始受重用。司马迁受宫刑后即在内廷掌此职事，负责皇帝的私人文书。尚书台置尚书令一人，俸禄千石，与县令相等，职位虽低，权力很大，直接受命于皇帝。中央对地方政治的管理也遵循同一思路，加强控制。前汉的地方政制是郡国和县的两级制。武帝置刺史，禄六百石。刺史地位很低，每年出巡全国十三州后，回长安向皇帝报告“强宗豪右”及各郡国两千石太守的政绩，有皇帝耳目之意。前汉末改刺史为州牧，秩两千石，职务与刺史相同，如有参劾，经由三公按验，然后由皇帝决定黜陟。光武帝去州牧之名，复称刺史，仍秩两千石，有固定治所，不需每年亲自到京，可遣使入京直接向皇帝报告本州各郡国事宜，由皇帝独自裁决惩奖，不经由三公。由是后汉地方政制逐渐形成三级制（州、郡、县），十三州刺史的权力日益强大，形成后来尾大不掉的割据势力，为后汉晚期分裂局面铺道路，是三国互峙的先声。
皇帝对地方军权、中央政权及地方政权的控制力加强后，确保刘家天下的消极工作已安排妥当，积极的工作亦奋力不懈。这方面的措施，可分为两点来叙述，它们对后来的历史演进有深邃影响。
首先是必须彻底铲除五德终始说。要将这种“大逆不道”的“邪说”自人的内心彻底铲除，对人们进行“洗脑”工作。光武帝知道，仅用严刑峻法不一定能收到预期的效果，所以他集中力量抨击王莽，歌颂“汉德”。在他的统治下，一般阿谀的文人大作“美汉诬莽”的文章，将王莽“篡汉”渲染成旷古绝今的大罪恶。用和平方式转移腐败无耻的政权是罪大恶极，是阴谋夺取；用杀人盈野、庐舍为墟的战争夺得政权，才是正大光明的。为了实现一个崇高的政治理念并实践一个政治理想而当皇帝是卑污秽行；只为了要享“九五之尊”而当皇帝是顺天承运，恢复刘家的家天下是“中兴”！甚至王莽近四十年的德行（王莽三十八岁辅政，在此以前十余年之言行，已为天下赞誉，被杀时六十八岁），均被诬为“佞邪之材”的所为（班固语），是在欺骗世人。一个人能历时四十年言行一致，不亦奇哉！周公也只“骗”了十几年。王莽的一切既被否定，而且十恶不赦，五德终始说决无人敢再提倡，一姓天下应传之万世之理念自然确立，后世的皇帝谁不珍视这个“理念”，谁不锐意呵护？
其次是默默转移后汉士人的风尚。光武帝首先提出一个响亮的口号：“表彰气节”，即所谓忠臣不事二主，能死心塌地地忠于一家王朝被渲染成为天经地义之事。其次是扩大前汉的察举制，使士人在政治上有出路。前汉的贤良方正与孝廉，标准很多，茂材异等、文学高第、可使绝域、明阴阳灾异、习先圣之术、孝悌力田等均可入选，不定期限与人数。被举者多为现任官吏。光武帝则诏令各大官吏定期每岁举若干人，茂材的标准有四：
一、德行高妙，志节清白；
二、经明行修；
三、明晓法律，足以决疑；
四、刚毅多略，遇事不惑。
这四项标准，第一项是有气节，其余三项是一技之长，可做公务员而已。每年均有百余人被举。气节是道德问题，很难定出划一的标准，视举者的主观自行决定，后流于浮滥。标榜气节，可以升官发财，于是大家趋之若鹜，重气节遂成为东汉士人的风尚。气节表现在人与人之间的关系上。人与人之间有五种关系，即父子、兄弟、夫妇、朋友、君臣，除夫妇一伦当时不受重视外，另加上师弟一伦，便成为后汉人所重视的气节。人际关系的表现，属个人的道德修养范畴，道德修养达到一定程度，便符合人际关系的要求。但若想出类拔萃，特别受人重视而声名四播进而被选拔，那就得另辟蹊径，互相竞争。道德成为竞争之目标，虚伪造作随之而生。总之，表彰气节开始不过是光武帝消弭五德终始说的手段，光武帝的鹄的确已达成，不过流弊很深远。
光武帝为巩固政权而进行的正本清源的措施，已如上文所述。我们对于他的评析，是纯粹从对中国历史演进历程的进化抑或退化来看，不受后汉人及其承袭者观点的影响。但纯就做皇帝而言，光武帝不失为一位好皇帝。他生长于民间，深知民生疾苦，又“粗通大义”，故虽在军中犹“投戈讲义，息马论道”。即帝位后他选贤进能，与民休息，唯恐不逮。做皇帝满三十年，群臣进言要他封泰山以纪盛德，他回答说：“即位三十年，百姓怨气满腹，吾谁欺？欺天乎？”以这种胸怀治天下，我们不能不对他表示敬佩。刘秀没想到后世想欺天的人还真不少呢！如果地方官员遣人到洛阳歌颂他的盛德，他视为“虚美”，一定要将来人的头发剃光，将其罚到边区屯田。天下出现祥瑞之事，群臣请他“改元”，他不许，“常自谦无德”。他早上视朝，过午始罢，然后与文武大臣讨论大政，夜半始就寝。太子劝他“颐爱精神，优游自宁”，他回答：“我自乐此，不为疲也。”经过他三十三年的统治，生民复苏。后世歌颂光武帝为一代明主，不为过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