外戚、宦官与名流
汉光武帝开国的一切施政，都是以如何能保持政权为目的，他个人兢兢业业，持盈保泰，摒除所有浮夸虚伪的措施。就当时的天下情况而言，这些措施确是对症下药。光武帝在政治上将皇帝的权力加以扩充，创建了中华历史上首次由君主一人大权独揽的制度，巩固了其后世子孙统治天下的基础。但这种君主专制制度的必要条件是君主英明练达，岂料刘秀的子孙多数短命。后汉共十二帝，名义上统治了一百九十六年，实际上自董卓入长安（189）后，皇帝便成了可怜虫，实际的皇权统治只有一百六十余年。再除掉开国的光武帝（三十三年）、明帝（十八年）、章帝（十三年）、和帝（十七年）四帝统治共八十一年外，余下的八十多年共历八帝。这八位皇帝即位年龄最大的只有十五岁，最幼的仅百日；或为两岁幼儿，其余多为十岁左右儿童。做皇帝时为无知童稚而复夭寿，八位皇帝中除傀儡皇帝汉献帝之外，只有一人活到三十六岁，有三帝无子。这一群儿童，如何能“英明练达”去大权独揽！
在这种情况下，自然由小皇帝的母亲或名义上的母亲掌握政权。这些年轻的寡妇，被尊为皇太后。她们自幼生长在世宦之家，嫁与皇帝或太子，居住在深宫之中，对于天下国家大事和民生疾苦可谓茫然无知，一旦大权落到她们手中，她们自是惶惶然手足无措，只有求助于人。她们唯一可求助而又信赖的只有可以自由出入宫禁的父兄，也是儿皇帝的外祖父与舅父们，即“外戚”。等到皇帝年长结婚，皇后的父兄成为新外戚。如果太后不像王政君（元帝后）那样活到八十几岁，王家的外戚可以长期受到庇护，皇帝一定会联络新外戚打倒老外戚，也就是皇帝联络自己妻子的父兄们去打倒自己的外祖父与舅父们。后者早已当权，党羽众多，势力强大，儿皇帝只有用不离左右而又可私自出入宫禁的宦官去暗中策动朝中反对老外戚的力量。后汉因有王莽的前车之鉴，对外戚弄权素无好感，外戚秉政自然树了不少敌人。何况在勤王的大前提下，朝臣自然乐于帮助皇帝将有权势的外戚消灭，宦官因此很受皇帝重视。由于皇帝夭寿，太后的命也不够长，于是相似的故事循环上演，殊少例外。外戚有更迭，此兴彼衰，一家倒下去，另一家又兴起来；而宦官却不然，他们自成一利害与共的集团，长幼相传，每参与一次皇帝与外戚的斗争，便增加一分历练，也增加了他们在朝廷的一些党羽。他们每立功一次，便接受皇帝的酬劳而获得一些权势，如此日积月累，宦官的势力浸渐强大，夺权的能力也历练日精。当时名流领导的“清议”，均拥皇帝而贬外戚，没有想到所拥戴的实际上是宦官。自殇帝（106）至灵帝（189），七位光武帝所希冀能专制天下的皇帝，实际上都是外戚和宦官的傀儡。
宦官的源流颇久，《周礼》中即有“阉人”“寺人”的称呼，他们服务于宫廷。“阉尹”是阉人的主管，主要职务是防守王室内部。赵高为秦二世之师，又为太尉。汉初设“中常侍”，吕后置“大谒者”，可以出入寝室，凡此等等，均是受过腐刑（又称宫刑）在宫中服务的男性；因为并无正式官位，只称为“做官的人”——宦者，亦称为“宦官”，宦官并不是表示歧视之意称呼。多数宦官是俘虏或犯罪的人受刑而成，司马迁受宫刑后入宫为武帝掌私人文书，即是例子。武帝晚年常在宫中宴游，不常与朝臣接触，尚书、中书的权力日大。但担任此类职位者，有时亦有士人，如班固的祖父曾在成帝时任中常侍。后汉自光武帝开始，宫中全用受宫刑的宦者，自是宦官独存内廷，自成集团。明帝八年（65）左右，设中常侍四人、小黄门十人（前汉有黄门令管宦者，故亦称宦者为黄门），后扩充为中常侍十人、小黄门二十人，其他无职称的宦官，人数也相当多，观后来袁绍尽杀宦官（189）两千余人便可知。
外戚与宦官的权力斗争，以桓帝十三年（159）外戚梁冀被宦官单超、唐衡等五人杀死为划分，前期宦官权势不大，隐晦弄权。梁冀死后，单超等五人被皇帝封侯，世称“五侯”。从此宦官骄横暴敛，权倾天下。下面引的话，可见当时宦官声势嚣张的情况：
（宦官）举动回山海，呼吸变霜露。阿旨曲求，则光宠三族；直情忤意，则参夷五宗（五服内之宗亲）。……若夫高冠长剑，纡朱怀金者，布满宫闱；苴茅分虎（封侯之意），南面臣人者，盖以十数。府署第馆，棋列于都鄙；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所以海内嗟毒，志士穷栖。（《后汉书·宦者列传》）
从梁冀被宦官杀死到袁绍尽诛宦官计三十年，此三十年为宦官专恣的极盛时期。
除外戚与宦官外，后汉政治上另有一势力，可与上述势力颉颃的“清议”力量是由名流所领导的太学生所形成的。后汉士风以人伦气节相砥砺，上节已有叙述。这批人士，包括若干重要官员，在早期多是反对外戚专政，疏谏母后擅权，不畏强权，置生死于度外，因此获罪被杀或自杀者。他们忠心耿耿，拥戴王室。外戚虽专擅，但多少有士大夫出身的背景，排斥异己，固不遗余力，而对舆论清议，却尚略有虑忌。故他们对反对者虽加以镇压，大致上尚不过分。至梁冀败后，宦官专恣，势力遍天下，“子弟支附，过半于州国”，以致“海内嗟毒，志士穷栖”。换言之，无论地方中央，都满布宦官的势力，各地的士人都在宦官的毒爪之下，受到荼毒与迫害。宦官的来源不外是罪犯与贫穷者，或丧风败德无法容身闾里之无赖，原本殊少熏陶士大夫那一套道德操守，一朝得势便穷凶极恶，横征暴敛，肆行无忌。他们根本不在乎舆论清议，只知道攫取权力，而清议却去反对他们，结果如何，可想而知。那便是世所熟知的“党锢之祸”。
桓帝时（147—167在位）的外戚窦武（皇后之兄）有鉴于宦官势力强大，乃折节下士，廉洁恭俭，用皇室赏赐分赠太学诸生，笼络名士，颇为清议所归，自亦为宦官所忌。当时领袖群伦的人士，有所谓“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窦武、刘淑、陈蕃为“三君”，“言一世之所宗也”；李膺等八人为“八俊”，“言人之英也”；郭林宗等八人为“八顾”，“言能以德行引人者也”；“及者，能导人追宗者也”；“厨”者，“言能以财救人者也”。这些人名满天下，尤其李膺、陈蕃更是个中翘楚，太学生均称“天下模楷李元礼（李膺），不畏强御陈仲举（陈蕃）”。有人替李膺驾一次车，便认为这是自己一生中莫大的荣幸，如到李府被延见，被人们视为“登龙门”（比喻由鱼而成龙之意），身价涨十倍，可见其声誉之隆。这些名士疾恨宦官之专横，力主制裁，最终引起党锢之祸。
桓帝十九年（165），朝廷任命李膺为司隶校尉。宦官张让的弟弟张朔为野王县令，贪残无道，甚至杀孕妇，知李膺威严，乃逃罪张让家，藏于合柱中。李膺率兵至张让宅，破柱捕张朔，审讯完即杀之。张让诉冤于帝，桓帝以膺有理，亦无可奈何。诸宦官因此不敢出宫门，帝怪问其故，宦官“叩头泣曰：‘畏李校尉’”。宦官与名士积怨日深，伺机报复。
桓帝二十年（166），有名张成者号称擅长占卜，推算朝廷将大赦天下，遂教子杀人。李膺逮捕之，但张成与宦官有勾结，竟被开释。李膺怒，乃以他罪将张成处死。张成的党羽乃上书朝廷，指控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谤朝廷，疑乱风俗”。桓帝震怒，捕李膺等二百余人入狱。陈蕃上书直谏，桓帝便以陈蕃“辟召非其人”，将他免职。此为第一次党锢之祸。次年窦武等人请皇帝赦罪，桓帝乃赦李膺归田里，对其禁锢终身。
后桓帝崩，十二岁的灵帝即位（168—189在位），外戚窦武与名士陈蕃（时为太傅）合谋诛宦官，事败被杀（168），次年即有第二次党锢之祸。
此事肇端于督邮张俭弹劾宦官侯览，奏书被侯览截留，张俭乃迁怒而杀侯览之母，并杀其家属宾客百余人（169）。侯览乃唆使人上控张俭等“共为部党，图危社稷”，株连李膺、虞放等百余人。宦官遂在小皇帝的名义下兴大狱，李膺等百余人均考死狱中，妻子徙边，禁锢及于五属。张俭案初发，李膺时居家乡襄城，乡人劝他逃亡，他说：“事不辞难，罪不逃刑，臣之节也。吾年已六十，死生有命，去将安之？”乃诣诏狱，考死。李膺可算得上是后汉名士中的佼佼者，言行一致，不亏名节！政治高压之下，反对宦官的声浪并未停止，乃又有党狱。灵帝五年（172），宦官的爪牙段颎（司隶校尉）捕太学生千余人。四年后（176），又有党狱：永昌太守曹鸾以党人之故被杀，“党人门生故吏，父兄子弟在位者，皆免官禁锢”。几次党锢之祸，使后汉的精英斫丧殆尽，宦官的权势煊赫无比，党羽遍布中央与地方。达官显宦，全是宦官之爪牙，宦官鱼肉天下，天下人莫敢颉颃。名流是书生，秀才不会造反，但积薪之下，星星之火可以燎原。士人的反抗完全被平息之后八年（184），巨鹿人张角之黄巾军首先揭起叛乱的旗帜，吹响了中华世界分崩离析的号角，也造成了一百二十余年后，边疆杂居的胡族大乱中华的契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