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晋边境的情势
汉武帝二十二年（前119），汉军大破匈奴，大漠以南的匈奴逐渐全部投降，大漠以北的匈奴直到后汉和帝元年（89）窦宪越漠远征，始被迫向西迁徙，匈奴对中国所造成的边患始告结束。但投降后的匈奴在西北边境一带散居，两三百年后掀起一阵阵狂飙，给中国内部造成大混变，使中华文化濒临被毁灭的边缘。匈奴由中国的外患转变成中国的内乱，其间经过如下：
汉御匈奴，成功的因素殊多，最主要的是屯田政策。骑兵进击，匈奴逃走后，即实行军屯，军屯有余粮，乃征发各地罪人、游民、“恶少年”等赴新获得的土地垦殖，步步为营，能够保持战果，扩大战果。投降的匈奴仍居住在边境原有的地方，在单于的统治下，单于向汉称臣。如汉元帝十六年（前33）呼韩邪单于请入朝见天子，汉室赏赐十分丰厚。呼韩邪单于又“愿婿汉氏以自亲”，元帝以宫女王昭君“赐单于，单于欢喜”。昭君为单于生一子，封“右日逐王”。呼韩邪单于死后，昭君为继任单于妻子，又生了两个女儿。单于可以封其子为王，我们便可想见汉对投降后的匈奴人并没有直接控制权，投降后的南匈奴仍然保持着其独立的王国与统治权。呼韩邪单于请汉撤销边境的“备边塞吏卒”，自愿替汉守边。元帝命群臣讨论，大家都赞成，只有“习边事”的郎中侯应提出十条理由反对而罢。主要的理由仍是“匈奴暴桀”，极不可靠。哀帝时单于请入朝（前3），朝臣以赏赐“虚费府帑，可且勿许”，黄门郎扬雄以为不可因小失大，宜行羁縻之策。哀帝乃许其入朝。王莽不省此理，欲改“玺”为“章”，改王为侯，匈奴遂叛。由上述史事，我们知道匈奴在前汉的所谓归顺，只是名义上的归顺，实际上是在无力侵边的情势下所采取的不得已的权宜之计，何况入朝之赏赐（贿赂）很丰厚，何乐而不为。
后汉初，匈奴又开始寇边，光武帝无力征讨，任其杀掠掳劫。直到光武帝二十六年（50），匈奴内乱，始向汉称臣，遣子入朝。光武帝赏赐丰厚，除黄金、锦绣、乐车、鼓车等贵重珍品外，还有米两万五千斛、牛羊三万六千头。时南北匈奴间战争频仍，南匈奴为北匈奴所逼，汉廷乃准其众徙居今甘肃、陕西、山西北部一带，并设官治理，“而不输贡赋”。日后匈奴人口日渐增加，“转难禁制”。曹操分匈奴为五部，选汉人为司马（后改为都尉）以监督之。当时散居在今山西、陕西北部一带的匈奴人，据记载已超过三万户。到晋武帝时，长城以北的匈奴因水灾，两万余户请内附，均与汉人杂居。晋武帝七年（271），杂居的匈奴人刘猛自称“单于”叛乱，为何桢所平定。刘猛被杀后，匈奴镇服，不敢复反，但与官府积怨日深，甚至“杀害长吏，渐为边患”。九年后（280），晋武帝灭吴统一中国，侍御史郭钦主张徙戎，他说：
戎狄强犷，历古为患。魏初民少，西北诸郡皆为戎居。……今虽服从，若百年之后有风尘之警，胡骑自平阳、上党（今山西临汾一带），不三日而至孟津，北地、西河、太原、冯翊、安定、上郡尽为狄庭矣。宜及平吴之威，谋臣猛将之略，出北地、西河、安定，复上郡，实冯翊，于平阳以北诸县募取死罪，徙三河、三魏见士四万家以充之。裔不乱华，渐徙平阳、弘农、魏郡、京兆、上党杂胡，峻四夷出入之防，明先王荒服之制，万世之长策也。
郭钦的主旨在于将长城以南的“杂胡”徙出，移汉人居其地，并严禁胡人返回。他预料“百年之后”，是不敢危言耸听，恐因此招祸的说法，实际上二十余年后他的预言成真，所谓“风尘之警”即“八王之乱”。晋武帝不仅不采纳郭钦之言，反而在此后数年间再收容十余万口匈奴于北疆杂居。这些人“皆勇健，好反叛”。晋武帝死后数年，不待刘渊起兵，匈奴人郝散叛攻上党，入上郡，郝散之弟郝度元亦攻略两郡矣。这些居住塞内的匈奴人，莫不积怨愤恨，伺机而动。
当时西晋西北的外族除匈奴外，还有西羌。羌人散居在今甘肃西南、青海、西藏及四川一带，部族名称很多，故曰“诸羌”。羌人是一个“以战死为吉利，视病终为不祥”的好战民族，汉初曾归降于匈奴。汉武帝置河西四郡，主要鹄的在于隔绝羌、胡（匈奴），但羌仍与匈奴联合攻汉。汉武帝派将军李息率兵十余万讨平之，设置护羌校尉以统领之，部分羌人逃走，汉乃移民实之。汉宣帝时诸羌再叛，由赵充国将兵六万击平之（前61），并屯田于临羌（今青海境内）。王莽末年，西羌再寇陇西。光武帝九年（33），班彪有几句分析羌人的话：“今凉州部皆有降羌，羌胡被发左衽，而与汉人杂处，习俗既异，言语不通，数为小吏黠人所侵夺，穷恚无聊，故致反叛。”这种情况越演越烈，自此之后羌乱时有所闻。至后汉章帝十二年（87），羌人叛乱的规模扩大，连年战争不息。汉室对战败归附的羌人，均徙居西北各地。以顺帝十九年（144）为例，诸羌三万余户投降后，被汉室安置于凉州；桓帝二年（148），“斩首招降（羌人）二十万”，可见杂居羌人之众多。后汉虽以重兵屯边，但多步兵，而羌人皆骑兵。后汉常以步卒数万追击数千羌人而不能得，劳师靡饷，旷日无功。据统计，后汉对羌用兵耗费近四百亿钱，使国力损耗甚巨。至桓帝二十一年（167）“破羌将军”段颎大胜羌人，“余悉降散”为止，前后历时近百年，羌人大规模、有组织的寇边才终止，但杂居羌人零星的叛乱，自黄巾军起兵起便不时发生。那些与汉人杂居并受汉吏治理的羌人，是西晋边境的定时炸弹。
以今河北、内蒙古、辽宁等地为中心的“东胡”分为乌桓、鲜卑两部，是“贵少而贱老……怒则杀父兄”的游牧部族，汉初为匈奴冒顿单于所征服。汉武帝为击匈奴，故先征服乌桓，于塞外置辽东、辽西等五郡，“为汉侦察匈奴动静”。其领袖称“大人”，每年入朝一次。汉设乌桓都尉以监领之，“使不得与匈奴交通”。王莽时乌桓叛变，光武帝时乌桓竟与匈奴联合侵边。光武帝二十一年（45），朝廷遣马援出兵征讨，乌桓闻讯先逃。次年匈奴内乱，乌桓乘机进攻，匈奴败走，光武帝乃贿乌桓以币帛，其“大人”九百二十二人率众归附，入朝洛阳。此后乌桓叛服无常，汉室以羁縻为主，盖欲令其监视北方的鲜卑。后汉末年，袁绍雄踞今河北一带，欲问鼎中原，乃“北联乌桓”。及袁绍死，子袁尚投奔乌桓，幽、冀两州“吏人奔乌桓者十余万户”。袁尚想凭借其力复起。汉献帝十八年（207），曹操亲征乌桓，大胜，降其众二十余万人，其余众万余部落，“悉徙居中国”，其居住之地成为另一大片胡汉杂居之地。
鲜卑与乌桓“言语习俗同”，居乌桓北方之鲜卑山，故名。鲜卑曾臣服于冒顿单于，及至光武帝二十五年（49）始与汉室有交通，不久其“大人”内附。后汉边吏每年给予鲜卑两亿七千万钱，称为“赏赐”，相安无事者四十年。至窦宪大破北匈奴（89），匈奴西逃后，漠北地空，鲜卑迁徙而据其地，征服余留的匈奴部落十余万人，“皆自号鲜卑，鲜卑由之渐盛”。其地称“鲜卑之地”（Seberia，今音译为西伯利亚，误）。此后鲜卑势力强大，伸张其势力自辽东以至西域，浸浸有代替往日匈奴地位之势。汉灵帝十年（177），汉室欲对鲜卑大张挞伐，蔡邕谏称鲜卑“称兵十万，才力劲健，意智益生”，主张以守为上策，灵帝不听，主帅夏云等大败而归。适鲜卑旋亦有内乱，边境粗安。鲜卑即日后北朝拓跋魏的源流，他们对中国历史影响很大。
班超（32—102）在西域的事迹亦当于此一提。他年四十一始投笔从戎（明帝十六年，73年），以“吏士三十六人”，首创“以夷制夷”政策，使西域诸国重附汉而拒匈奴。班超后被封为定远侯，与博望侯张骞同为中国历史上的伟大英雄。他以权谋机智和英勇果断慑服西域，其故事无异传奇。他几乎是单人独马横行西域三十年，七十一岁始返洛阳，阅月而卒。班超在异域立功，于中西交通有功，对国内局势殊少影响，但亦堪受重视。
综观以上所述，我们对西晋边疆的情势可得到一概略的鸟瞰：
一、为患中国边疆最剧烈的匈奴分裂为南北两部后，北匈奴被窦宪击败而西迁，南匈奴投降后，只是表面称臣而不纳贡，反接受汉室极丰厚的赏赐，汉室并未实际控制匈奴的内政与军事。居住在长城以南的匈奴人，主要散布在今陕北及山西一带，接受汉官治理。有谓晋初内附匈奴有八百七十余万口之多，此数字略有夸大，但其人数众多，则系事实。
二、北匈奴居住地已为鲜卑所占据，鲜卑兵力强盛，后汉用以夷制夷政策，厚贿乌桓以制鲜卑，这种政策在国势强盛时可以起到相当效果，一旦国内分崩离析，内争不休，便纰漏百出。乌桓与鲜卑“言语习俗同”，本是同族，只是距汉室远近而有别。他们与南匈奴类似，一面保有自己实际独立的王国，一面有许多同族散居在长城以南的今河北、山西一带，通称胡汉杂居。
三、胡汉杂居的情况在边境很普遍，边境的官吏良莠不齐，压榨胡人之事常有，汉民的狡黠者勾串欺凌胡人者，亦层出不穷。胡人生性剽悍好斗，团结力强，在忍无可忍时被迫叛乱，因此自后汉末年以迄“五胡乱华”，沿长城以南各地，胡人杀吏劫城、掠财戮众之事，各地时有发生。他们的“祖国”基于自身的利害，并未直接介入，所以他们的行动都被汉室敉平。大军压境，小规模叛乱自易戡定，膺惩与报复之事，自不能免，由是官吏与胡人之间，胡、汉平民之间积怨日深。循此恶劣途径，辗转反复演进，累积百余年，胡汉间的血海深仇已成万世冤孽。这便是“五胡乱华”时，那一切大规模、残忍、暴虐、血腥行为发生的背景，也是西晋政权的定时炸弹。
古代史书上所称的“南蛮”与“西南夷”，由于各种地理因素，性格较平和，向外侵略性弱，若有变乱，多属消极性的自卫，殊少有问鼎中原、角逐政权的野心。“五胡乱华”的氐族，事实上是散居在今川、陕、甘一带，已经局部农业化了的少数民族，论者或称其与羌同族，或谓其原属南蛮，逐渐向西北迁徙而成为“西戎”，“娶嫁有似于羌”。大约到了西北，地理环境改变，发展的方向也随之更异。总之，在“五胡乱华”中，当时西南及东南的少数民族没有参与。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