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魏的统一
淝水之战后,北方新兴的国家,以各据东西对峙、同属鲜卑族的北魏及慕容垂的后燕与属于羌族的姚苌的后秦为最强大。最后由北魏统一中原,史称北朝。北朝与南方的刘宋南北对立,史称南北朝(439—581,另一说为420—589)。
拓跋部属鲜卑族三大分支之一,自称是黄帝二十五个儿子之一的后裔,自不可信。南朝则传说汉代李陵降匈奴后,单于以拓跋之女妻之,“胡俗以母名为姓”,故称拓跋,这一传说亦系伪托。经史家考核,知其原居今东北黑龙江一带,后逐渐南移。窦宪大破北匈奴后,匈奴西迁,拓跋族徙入匈奴原住地,与留下匈奴部族十余万众混同,皆称鲜卑,拓跋由是渐盛。后汉末年,鲜卑势力渐浸而南,已达今山西北部,时寇掠汉疆,已有“控弦士马二十余万”。以后鲜卑势力日益壮大,但并不得志于中原,箭头指向北方发展。“五胡乱华”初起,并州刺史刘琨欲借其力以对抗刘渊,乃请晋廷封鲜卑首领为代公,旋升封为代王(314),数传至什翼犍始开始汉化。盖什翼犍曾为质后赵达十年之久,深受汉文化影响。338年,什翼犍返国为代王后,任用汉人燕凤等人制法律、定制度,并定都盛乐(今内蒙古和林格尔县境),开始发展农业生活。376年,苻坚伐代,什翼犍战败而死。其孙拓跋珪于淝水之战后,纠合旧部复国称王,改国号为魏,史称北魏。拓跋珪时年十六岁。
拓跋珪先翦灭北方独孤与贺兰,两部皆为鲜卑与匈奴混同而成的部族。拓跋珪灭独孤与贺兰后掳获甚丰,得马三十余万匹,牛羊四百余万头,声势大振,立时成为后燕的威胁。慕容垂早已称帝,与后秦角逐中原并未得逞,乃欲先剪除来自拓跋珪的威胁。395年,慕容垂命太子慕容宝率领精兵八万进攻北魏,拓跋珪采用坚壁清野的政策,避免决战。俟慕容宝忍受不住塞外酷寒而撤退时,拓跋珪以二十万骑蹑其后,大破燕兵,俘虏燕军四五万人,后悉数屠杀。次年慕容垂亲征北魏,虽占其重镇平城(今山西大同境),但无法消灭北魏主力。慕容垂因病退兵,死于途中,拓跋珪乃乘势南进,攻占今河北、山西等地,定都平城,即皇帝位,史称北魏道武帝(386—409在位)。
拓跋珪称帝后,竭力任用汉人,常于后燕降人中擢拔人才,如贾彝、晁崇等人。以贾彝为例,其六世祖贾敷曾任曹魏幽州刺史,后被封侯。其父任苻坚巨鹿太守,因讪谤罪被逮捕下狱。彝年十岁,诣长安为父申冤,时人赞为贾谊之后第一人,为大世家之后,亦为当时名士。贾彝被俘获后,被拓跋珪重用为骠骑大将军,参与国政。又如王猛之孙王宪,亦受委任。《魏书》所载此类魏晋以来大世家留居在中原之子孙,参与拓跋珪政府,为地方首长、太守者,人数很多,均足以证明北魏虽开化很晚,但锐意吸取中原文化以求改进,确实不遗余力。史称拓跋珪即位为皇帝后:
初建台省,置百官,封拜公侯、将军、刺史、太守,尚书郎以下,悉用文人。……诸士大夫诣军门者,无少长,皆引入赐见,存问周悉,人得自尽,苟有微能,咸蒙叙用。
一个在草原游牧文化中长成的悍将,能于军事胜利后,立即接纳中原文化,求贤若渴,政府干员“悉用文人”,实属难能可贵。这正是以马上得天下,而不以马上治天下的至例。北魏能统一北方,结束“五胡乱华”时代,并非偶然。
除政治上改头换面,全盘华化外,拓跋珪也重视音乐与天文历法,采用夏正;设立五经博士,太学生的名额多至三千人;又“集博士儒生”,考定当时传入混杂的佛经,成四万余字,号曰《众经文》。他除祭尧舜之庙而外,也谈“《春秋》之义,大一统之美”,对中国历史也很谙熟。有一次他要出征,太史令晁崇说“不吉”,他问何故,晁崇答称,是日为甲子日,纣以甲子日用兵而亡,故兵家忌之。拓跋珪说:“纣以甲子亡,周武不以甲子胜乎?”晁崇哑口无言。
409年夏,三十九岁的拓跋珪患病,病后性格大变,喜怒无常,“或数日不食,或不寝达旦”,怀疑左右,动辄杀人,人不自安,后为幼子清河王拓跋绍所弑。太子拓跋嗣平乱,杀绍,继位为帝,是为太宗(明元帝)。
北魏太宗(明元帝,409—423在位)天性醇厚,且能承继父志,虽对北漠用兵,仍不忘文治。他“分遣使者,巡求俊逸”,凡是“豪门强族为州闾所推者”“先贤世胄”“可为人师者”,均“各令诣京师,当随叙用,以赞庶政”。他经常免民田赋,曾说过一句很有意义的话:“百姓足则君有余,未有民富而国贫者也。”抱着这种态度治国,与“五胡”之恣行劫掠,不可同日而语。这位十分重视民生疾苦的皇帝,是中原复苏的契机。太宗三十二岁而崩。
太宗长子拓跋焘即位,即太武帝(424—452在位)。据说拓跋珪很喜欢这个嫡长孙,曾说“成吾业者,必此子也”。此言后来被应验,整个北方果在太武帝之时统一(439)。北方统一前十年,南方东晋亦为刘裕所代,新建宋国。
北魏太武帝在统一北方以前,最大的工作是去除来自柔然(又名蠕蠕)的威胁。《魏书》称柔然为“东胡之苗裔”,柔然人自称“先世原由,出于大魏”,大概也是鲜卑族的远支。柔然在西晋末年脱离拓跋氏,逐渐向西北发展,进入匈奴及鲜卑的旧地,形成拓跋氏北方的强大部族。5世纪初(拓跋珪时),柔然征服漠北的高车(匈奴的后裔),领土扩张到今蒙古国及中国新疆北部,成为强大的游牧国家,国王称“可汗”,常与北魏有战争。柔然大檀可汗在位时,柔然与北魏大战,围太武帝于云中(424),以内部有变,始解围而去。五年后(429)太武帝欲雪云中之耻,亲征柔然。大檀可汗率族避太武帝之锋,但太武帝“分军搜讨,东至瀚海,西接张掖水,北度燕然山,东西五千余里,南北三千里”,虽未歼灭柔然主力,但柔然庐舍牛羊损失重大。原来归附的高车族人,杀柔然统治者而投降北魏者三十余万口,北魏又将大漠东部的高车人数十万驱至漠南,加以控制,从此柔然一蹶不振。大檀可汗恚恨而死,其子继为可汗,与北魏和亲,一如前汉故事。柔然的威胁并未完全去除,以后虽仍有战争,但自高车降魏后,柔然实力受损过大,北魏太武帝于449年再次亲征柔然,“收其人户畜产百余万”,自后柔然不再南侵。
北魏太武帝重用的汉人很多,崔浩是最突出的例子。史称崔浩“少好文学,博览经史,玄象阴阳,百家之言,无不关综,研精义理,时人莫及”。拓跋珪时崔浩即任郎,以工书,常置左右。太宗时更宠信之,崔浩“常授太宗经书”,并教以《易经》、《洪范》五行之学。举凡军国大事,太宗莫不咨询于崔浩,并常说:“唯此二人(另一人为周澹),与朕意同。”太武帝即位后,对崔浩更是信任有加,常私幸浩第,更“引浩出入卧内”,宠遇甚隆。太武帝召见高车新降将数百人,指着崔浩对他们说,尔等视此人懦弱无力,但“胸中所怀,乃逾于甲兵”,我所打的胜仗,“皆此人导吾令至此也”。他并下令诸尚书:“凡军国大计,卿等所不能决,皆先咨浩,然后施行。”历代君主对臣下之畀重,未有逾于此者。崔浩官至司徒,权位已达极峰。后来崔浩虽因修《国记》,“务从实录”,开罪了鲜卑人而惨死,实际上是因他权势太大,开罪了皇太子,太武帝死前一年将他杀死。崔浩只不过是一个例子,说明拓跋氏重用北方通儒术者以治国的策略。
与拓跋魏对峙的“大秦”,史称后秦,是羌人姚弋仲的第二十四子姚苌所建。苌原为苻坚部将,淝水之战后一年(384)据今陕北一带,称“万年秦王”。苻坚被杀后,姚苌称帝(386—393在位)于长安,“修德政,布惠化,省非急之费,以救时弊,闾阎之士有豪芥之善者(小善),皆显异之”。他“立太学,礼先贤之后”,并令各地方设学官,考试员生,优等擢任职官。姚苌为人不注意小节,常当面辱骂臣下,有人劝他不可如汉高祖轻慢之风,他说:“我于尧舜之美德一点未学到,而汉高祖的短处已备一项,若非听到你的谠言,‘安知过也’。”他用餐时只有一道菜,皇后的衣服也不“重彩”。姚苌的继位者姚兴(394—416在位)“留心政事,包容广纳,一言之善,咸见礼异”,他罗致的“耆儒硕德,经明行修”的人士很多,且让他们在长安讲学,“诸生自远而至者万数千人”。姚兴于听政之余,也参加“讲论道艺,错综名理”,于是“儒风盛焉”。
自苻坚败亡到北魏统一的五十六年间,我们虽然将之纳入“五胡乱华”的第三时期,但实际上中原文物制度已走上复苏的道路。综观拓跋魏与姚秦的措施,胡汉已经融洽、参理国政,儒学已在北方重振,流离变乱的时代已经过去。北方已步入稳定发展的情势,我们再来看南方的演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