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渡后的政局
晋愍帝于317年被杀后，晋宗室琅玡王司马睿（司马懿之曾孙）为王敦、王导等北来大世族拥立于建康（今南京），史称东晋元帝（317—322在位）。东晋传十一主，计一百〇三年。东晋在南方偏安，使后汉魏晋以来的中国文化得到荫庇，不致随“五胡乱华”而被毁隳，使水深火热中的中原孑余汉人心存一线希望。这种偏安的局面，得来也不易。北方诸胡在纷乱中互相杀伐，尚无力南侵，不致威胁东晋的生存，其主要问题，来自内部。
琅玡王司马睿与“八王之乱”最后之东海王司马越的封地邻近，前者常受后者卵翼，被后者视为心腹。东海王司马越为预留退步，允许琅玡王司马睿将他二人的封地自下邳（今江苏邳州）及琅玡南迁至建康，并任命司马睿为镇东大将军，都督扬、江、湘、交、广五州军事，使之成为名义上的江南地区的军事首长（309），并任王敦为扬州刺史，任王澄为荆州都督，是狡兔三窟之计。琅玡王家自太保王祥以来，累世居朝廷高位，王衍当时为太尉，与王澄、王敦、王导为族兄弟，均为太保王祥之孙辈。琅玡王在琅玡时，即与王家兄弟友好，王氏亦倾心拥护司马睿，但江南大家族对这位移镇建康的新贵十分冷淡，对南来的这些“伧父”（南人对北人的蔑称）也心怀鄙夷。王导看出这种不利的形势，乃请琅玡王出游，北来的大世族如王家兄弟均扈从于后。江南的大世家如纪瞻、顾荣等人见状，知司马睿受北来大世家如此拥戴，可能成为江南之新主，故相率拜之于道旁。王导即赴顾荣、贺循等人家拜候。这些江南世族领袖眼见中原丧乱，胡人恣肆，遂不得不与这些“伧父”团结，以求避免“胡人南侵”之灾祸，表示拥戴司马睿。其他江南大世族，见领袖群伦的人物如此，自然改变态度。司马睿乃得称晋王，次年称帝（317）。政权虽已建立，流徙涌入南方的北人所引发的困扰，却很难解决。
晋怀帝元年（307）时中原乱象已萌，琅玡王移镇江南，已开始有人随之南迁。及大乱已作，流徙渡江逃难之人增多。据后世史学家研究，当时“山东及苏北之人多移往江南地区；河北南部及河南东部之人，多移往皖南及江西；山西、河南西部之人，多移往湖北东南部；少数陕甘之人则移往四川。这些移民的确数，很难统计，据大致的估计，百年间北人南迁者，大约有九十万，占当时南方人口的六分之一。侨居江苏者最多，约二十六万；鲁南次之，约二十一万；安徽又次之，约十七万；其余的则分布在长江流域各地”。此系就有“户领”（户籍）之人数而言，尚有若干豪族荫庇之难民，留做贱价劳工者不在统计之内。浙江有位县令到任不足三个月，清出豪族所私匿的流民逾万，可见“多庇大户以为客”的流民之多。
东晋对这些纷涌南来的群众的处置办法，最初是设立“侨州”“侨郡”，即按其原籍所在之地，在侨居地设“流亡政府”。例如在江乘县（今江苏南京境）设“南琅玡郡”，在京口（今江苏镇江）设“南徐州”“南兖州”等，侨州郡的名目繁多。琅玡来的人，住在江乘县的“南琅玡郡”内，户口册载明是南琅玡郡人，便可不服徭役，不当兵，不纳粮。各世族之流寓南方者，更要标明来自何方，以显示他们是“望邦衣冠”，与众不同。东晋采取这种政策的主要原因有三：
一、与后汉以来重门第的传统有关。大世族的社会地位必须予以维护，不能因避难而有所变更；
二、绥抚流民的人心。流民的财产多数已遭重大损失，不能不特加照顾，以免造成变乱；
三、以此优待吸引更多流民，是巩固建立在“岛夷”人土地上的政权的方策。
这种怪诞政策的结果是各地“紊乱无纪”。以武进县（今江苏常州）一地为例，就有十几个侨郡和六十多个侨县，有时同州之侨民内争，各自分头增设侨郡，户口册混乱不堪，地方官无从施政，同时也引起土著人民的不满，因为侨籍享有免徭役租税的特权。
大小“流亡政府”林立的情况，使得东晋政府不能不设法纾解，同时为了增加政府收入及征集流民为兵计，也亟须改革。针对这个问题而有的措施，即为“土断法”。自330至560年间，江南共实行土断九次之多，以第三次和第四次土断最重要。第二次土断仅分土著户口册用黄纸，称“黄籍”；南渡者用白纸，称“白籍”，并无其他改变。第三次土断由大司马桓温发起，东晋哀帝三年（364）三月庚戌日令下，故时称“庚戌制”。其主要内容是取消侨州郡民的优待，即需正常纳税与服徭役，用乡里之组织加以编制，以方便征租税与服兵役。若干侨籍因此匿藏于大世族家中，不报户籍，以逃避租役。桓温雷厉风行，有宗室彭城王司马玄匿藏五户，便被付廷尉论罪，可见“庚戌制”执行之严。会稽内史将匿户清出，新增户籍登记者三万余，亦可见隐匿者之众多。此次改革使政府收入增加，达到了“财阜国丰”的目的，后谢安征召侨籍壮丁入伍，组成“北府兵”十万人，是淝水之战的主力。这次土断与东晋得免被苻坚覆亡有极大关系，自不待言。
第四次土断实行于晋安帝十七年（413），是由当权的刘裕所发起。除设立在今镇江、常州境内的南徐州、南兖州、南青州三个侨郡外，其余流亡政府一律取消，流寓居民悉入当地籍。所谓白籍，也一律改为黄籍，并严禁藏匿。浙江余姚大世族匿藏亡命千余人，为刘裕所杀。其余几次有关的土断令，均属枝节，笔者不赘述。
如何调处南徙的大世家与吴中原有大世族之间的利害冲突，是东晋立国的一大问题。吴越（今江浙一带）历来便被中原人士视为边远的文化水准低的地区，王猛临终告诉苻坚“晋虽僻陋吴越”，即可证明时人心目中的吴越印象。后汉末年以迄三国鼎立，东吴一直在半独立中发展，自成一政治体系。加以语言发音与中原迥异，所谓南蛮鴃舌、吴侬软语，均足以增加吴越与中原的隔膜。晋征服东吴（280），吴人有亡国之恨。而今不过三十余年，征服者被逐来此地避祸，吴人当然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这批“亡官失守之士”的北方世家“多居显位”，对此吴人自难免不了愤恨与轻鄙。司马睿移镇建康，也曾说：“寄人国土，心常怀惭。”北来大世家据说有一百家之多，他们多统率族人、宾客、乡里、部曲等集体行动，动辄千余家。江南肥沃的土地早为土著士族所占有，新来者欲分一杯羹，难免发生利害冲突。由于权势上、情感上及利害上的冲击刺激，吴人逐渐形成一股反东晋的力量，对此，代表北方世家的东晋统治者只是“心常怀惭”不够，必须要解决问题。
经济利害问题最迫切，所以北来世族避免在长江三角洲发展，而流寓到较南的扬州、江州（今浙江及福建一带）地方，“衣冠始入闽者八族，所谓林、黄、陈、郑、詹、丘、何、胡是也”。新移民既不损害吴人的既得利益，双方自可相安。在权力分配上，王导等人采取的是笼络与离间双管齐下的政策。例如王导笼络江南豪门世族顾荣、贺循，曾对司马睿说：“此土之望，未若引之，以结人心，二子既至，则无不来矣。”顾、贺两人应命见司马睿，“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刚好形成对照的是吴人骁骑将军丘灵鞠，因不愿任武职，对人说：“我应还东掘顾荣冢。……顾荣忽引诸伧辈渡，妨我辈涂辙（前途），死有余罪。”当时江南最强大的两大豪族是义兴周圮与吴兴沈充，而周圮声势“莫与为比”。王敦暗中勾通沈充，使沈充“得专威扬土”。周圮确有武力推翻东晋政权之企图，但以其“宗族强盛，人情所归”，他人不敢揭发。司马睿封周圮为高官，晋爵为公，召其赴建康。周圮知阴谋已泄，忧愤而死，临终告子周勰曰：“杀我者诸伧子，能复之，乃我子也。”其弟周札被人告发欲谋反，沈充乃借此时机尽灭周氏。沈充后附王敦叛变，亦被杀。由是江南最有势力的豪门世族消去，东晋的心腹之患乃除。至于一般的江南名门世家，情感上虽对“伧父”不满，心怀怨恚，但起不了作用。桓温的土断法实行后，南北的隔阂也日益减少，东晋的基础渐固，才能有举国一致，共拒胡骑南下的淝水大胜。
东晋绥抚吴人的政策大体上是成功的，对待流徙到江南来的北方世族却出了纰漏。立国之初，即有王敦、苏峻的叛乱，淝水之战后不久，又有孙恩、卢循的“五斗米教”动乱，两次叛乱都是所谓的“伧父”发动的。五斗米教叛乱，持续时间逾十一年，对东晋的衰亡有相当大的影响。
王敦、王导对东晋的建立有决定性的贡献。王导居中枢，号仲父，有“王与马共天下”之说，可见权位之尊。王敦镇武昌，都督江、扬、荆、襄、交、广六州军事，“甲兵所聚”，居建康上游，在形势上占尽优势。王敦佐命之功煊赫一世，又掌握重兵，开府一方，自不免孕育野心，跋扈擅权。元帝心存戒惧，乃释放流亡江南的僮仆，以之成军，以戴若思（戴渊）为征西将军驻合肥，刘隗为镇北将军驻徐州，各率兵万人，名义上是讨石勒，实际上是防王敦。王敦抗疏指责戴、刘二人之行为使“百姓哀愤，怨声盈路”，以“诛刘隗为名”，举兵反叛（322）。元帝手书乞和称：希能共安，否则，愿归琅玡，“以避贤路”。叛军胜，攻入建康，自领丞相，杀戴若思、周颛等人，元帝立即病死，时年四十七。太子绍即位，即为明帝（323—325在位）。王敦旋亦病死（324）。
三年后有苏峻之叛。苏峻是掖县（今山东莱州）人，颇有才识，年十八举孝廉，中原动乱后，抚辑流亡数千家，据堡自卫，被推为主。后苏峻率数百家泛海南逃，仕东晋，于王敦、沈充叛时立军功，封邵陵公。峻既有功，威望渐著，“有锐卒万人，器械甚精，朝廷以江外（江北）寄之”。苏峻颇骄溢，潜有异志，收纳四方亡命之徒。为了豢养这批亡命之徒，苏峻对地方官予取予求，“稍有不如意，便肆忿言”。时辅政之庾亮以其骄溢，征之入朝，峻以“讨贼外任”为所长，拒入内辅。庾亮乃升任苏峻为大司农，以弟苏逸代领其众。苏峻再请为一荒郡之太守，亦不许，乃与豫州刺史祖约（祖逖之弟，逖死后，约领其众）同叛（327）。苏峻渡江后，连战皆捷，攻入建康，“纵兵大掠，侵迫六宫，穷凶极恶，残酷无道”，自领国政，待晋成帝如傀儡，“朝廷政事一皆由之”。荆州刺史陶侃、江州刺史温峤联合出军讨伐苏峻，苏峻阵亡，余势据隅顽抗，不久亦溃败（329）。祖约逃奔石勒，亦被戮。苏峻之乱历时两年余，杀戮很重，建康被“因风放火，省台及诸营寺署，一时荡尽”，可见破坏之甚。
孙泰是琅玡人，世奉五斗米教，南渡后，师事钱塘术士杜子恭，子恭死，泰传其术，“诳诱百姓，愚者敬之若神，皆竭财产，进子女，以祈福庆”。地方官防其为乱，乃逐之至广州。广州刺史王怀之大约为其魔术所惑，委之为郁林太守，泰更大肆传教。太子少傅王雅告诉东晋孝武帝（373—396在位）“泰知养性之方，乃召还”，任新安太守。时北府兵首领南兖州刺史王恭（太原王氏）与太傅司马道子争权，统兵作乱（398），孙泰“私合义兵，得数千人”，助讨王恭，甚得道子之子元显的重视。孙泰认为“晋祚将终”，欲伺机起事，为人告发，被诛。其侄儿孙恩亦参与密谋，“逃于海”（大概是舟山群岛），集合亡命百余人“志欲复仇”。民间亦不信孙泰已死，皆谓“蝉蜕登仙”。其时司马元显欲新建武力，以抗骄恣剽悍的北府兵，下令已“免奴为客”者到京师充兵役，使“东土嚣然，人不堪命”。孙恩趁此时机，登陆浙江附近八郡（399），“一时俱起，杀长吏以应，旬日之中，众数十万”。“恩据会稽，称征东将军，号其党曰‘长生人’”，下令屠杀非党人，“戮及婴孩”。刘牢之率北府兵征讨，乌合之众只知掳掠子女、玉帛，自不堪一击，乃驱所掳男女二十余万入海，仍不时入寇。两年后，孙恩以日暮途穷，投海而死。
孙恩之妹夫卢循继领其众，浮海至广州，逐刺史，而领其地。东晋政府以鞭长莫及，竟委之为广州刺史。孙泰曾在广州传过五斗米教，声望尚存，卢循因势利导，蓄谋北进。经过五年多的准备，趁刘裕北伐之际（410），卢循率领大军出动，一路势如破竹，斩北府军名将何无忌于九江。西路军下岳阳，直薄江陵，声势浩大；东路军已兵临建康城下。刘裕闻警即率兵南归，渡江攻卢军，得胜。卢军欲回师取荆州，再与刘裕决战，然节节向南败逃，至龙编（今越南河内东）中箭投水死（411）。扰攘十一年余的叛乱，始告结束。大规模的屠戮破坏，使东晋元气大伤，也使刘裕不能乘翦灭南燕、生擒其主慕容德之余威，进行规复河山的工作。
东晋主要变乱的发动者，均是南来之豪门世族，王敦与孙泰、孙恩且都是琅玡人，江南土著世族参与的仅附从王敦作乱的沈充一人较著。盖东晋立国，主要靠南渡之大世族所拥戴，这批辅政者的权力历来很大，晋帝均垂拱而治，并无帝王之实权。王敦、苏峻等人，两次占领建康，均未加害皇帝，因为深知所谓皇帝，不过是穿着龙袍“跑龙套”之人，人人皆可挟之以令诸侯。最足以代表东晋皇帝的安帝（397—418在位），是一位“自少及长，口不能言，虽寒暑之变无以辨”的白痴，也是人类历史上唯一的哑巴（可能是因聋而哑）皇帝，他竟在位二十余年！其之所以如此，是因为东晋行的是“虚君制”，政权掌握在权臣手中，权臣均由南渡豪门世族出任。据统计，南渡的世族约有一百余家，他们之间的恩怨利害，纵横捭阖，交织激扬，纠结缠绕，可以概括东晋一百〇三年（317—420）政治发展的大势。自刘裕开始的南朝——宋、齐、梁、陈，在这一方面与东全然不同，南朝的君主均掌有实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