东晋的北伐
东晋的当权者几乎全是南渡的豪门世族，一百〇三年中，吴人做到尚书令（相当于丞相）的只有陆玩和顾和两人。南渡世族除在“新亭对泣”之外，也有不少缅怀故国、力图振作复国者。零星的小规模行动此起彼伏，旋兴瞬息，史不绝书，不及备述。主要的北伐复国行动有六次，分别由祖逖、桓温、刘裕三人主持。
第一次是祖逖的复国行动（319—321）。祖逖为范阳迺县（一说易县）的世族，“年十四五，尚不知书，……然慷慨有节尚”。祖逖常散财以周济贫民，深为宗族乡党所推崇，后始博览群书，任职州政府，有名的“闻鸡起舞”之事便发生于此时。刘渊兴兵后，“四海鼎沸，豪杰并起”，祖逖即有济世之志。洛阳为匈奴攻陷后，祖逖率领族人数百家南移，“避地淮泗”。南迁途中，祖逖以其所有的车马载老弱病患，自己步行；药物衣粮，与众共之。祖逖又多权略，是以老少咸宗之，推举他为“行主”。堡垒中的领袖，人称“坞主”；避祸行动中的领袖，人称“行主”。这一群人到今江苏南部后，东晋元帝任祖逖为徐州刺史，移驻镇江。祖逖告诉元帝天下大势，人心归向，“遗黎（民）既被残酷，人有奋击之志”，故主张由元帝明令北伐，“庶几国耻可雪”。元帝不得不听祖逖的主张，乃任之为豫州刺史（今河南境，在石勒的控制下），给他一千人的粮糈及布三千匹，由他去雪国耻。当时元帝库存有布二十万匹、绢万匹，但他并不给祖逖提供军器，可见其用心。
祖逖乃率其部曲百余人南渡长江至江阴，自行冶铁制兵械，渡江至中流，击楫而誓曰：“祖逖不能清中原而复济者（再南渡），有如大江！”他集聚两千余人北渡长江，进兵雍丘（今河南杞县）。时中原汉人世族之未南渡者，为求生存，纷纷聚集百姓武装自卫，各不相统属，有时甚至互相攻击。由于祖逖“爱人下士，虽疏交贱隶，皆恩礼遇之”，故各坞主多愿受其指挥。例如坞主陈川遣将李头赴祖逖处，李头受逖感召，叹曰：“若得此人为主，吾死无恨。”“由是黄河以南，尽为晋土”，百姓感悦之余，置酒大会，耆老感动流涕曰：“吾等老矣，更得父母，死将何恨。”乃歌曰：“幸哉遗黎免俘虏，三辰既朗遇慈父。玄酒忘劳甘瓠脯，何以咏恩歌且舞。”此歌将中原百姓凄怆悲喜的心情吐露无遗，也可见祖逖之得人心。
祖逖对敌人石勒暂时采行妥协政策，以期培养实力，再图进取。石勒亦不敢进犯河南，并遣人到成皋修祖逖母亲的坟墓，着两户为守墓，复派使见祖逖，要求通使及通商。祖逖不报书，任听互市，“收利十倍，于是公私富赡，士马日滋”。
东晋元帝此时正在布置防备王敦之事，派戴若思为征西将军，驻节合肥，都督河南军事。祖逖以戴若思乃吴人，“虽有才望，无弘致远识”，前途悲观，故“意甚怏怏。且闻王敦与刘隗等构隙，虑有内乱，大功不遂，感激发病”，卒于雍丘（321），时年五十六。豫州士女若丧考妣。其弟祖约继之，才短志大，不为士卒所附，后复参加苏峻之乱（327），事败逃奔石勒，为勒所杀。中原百姓所寄的一线曙光消逝了。
苏峻之乱后，都督八州军事、坐镇武昌、掌握长江上游军政大权的庾亮上书（339）请求移镇襄阳，认为假以数年时期，“戎士练习，乘衅齐进，……因天时，顺人情，诛逋逆，雪大耻”。朝廷主意未定，适于此时，石虎命将攻陷重镇邾城（今湖北黄冈）、沔阳等地，晋兵死伤万余人。庾亮闻败，忧愤而死（340）。他的雄图，便成泡影。继庾亮而北伐无功的是殷浩，盖石虎新死（349），鲜卑及羌氐族争雄，中原大乱，浩欲乘时恢复故国，先进攻羌氐之苻氏，自寿春进据许昌，“经涉数年，屡战屡败”，最后为荆州刺史桓温所弹劾，被罢免。
其次是桓温的三次北伐（354—369）。桓温原籍谯国龙亢（今安徽怀远县境），父彝曾任宣城太守，死于苏峻之乱。温年十八，击杀仇人之三子，“时人称焉”，由是知名于世，被选为驸马，累迁至徐州刺史。桓温与继庾亮为长江上游都督之庾翼（亮之弟）友好，翼向明帝推介桓温“有雄略”，宜委以重任。翼死后，朝廷即以桓温都督四州军事、荆州刺史、假节，桓温便成为东晋拥有最大军政权力的人。这位野心勃勃的方镇，欲先立功以资显赫，乃用兵灭西晋末年即据蜀地建立政权的成汉（304—347）。桓温用兵神速，连战皆捷，俘成汉皇帝李势，一时间勋业煊赫，不可一世。时石虎死后，中原大乱，桓温“欲率众北征”，朝廷欲任用殷浩北征，盖不欲桓温坐大。及殷浩败黜，“内外大权一归温”后，桓温乃率步骑四万自江陵发兵（354），经襄阳而入关中，进逼长安。苻健以“五千人深沟自固”，盖知晋军远征，粮糈不济。桓温亦欲待麦熟，“取以为军资”。苻健则将麦苗割去，实行坚壁清野政策。温以军粮不济，“收三千余口而还”。这是桓温第一次北伐。
两年后（356），桓温击败攻击洛阳的羌族姚襄，主张还都洛阳，将“自永嘉（晋怀帝的年号，307—313）之乱，播流江表者，请一切北徙，以实河南”，然后重振河山。但南渡的世族以中原残破，农田水利均已失修，“生理茫茫，永无依归”；谁愿意“舍安乐之国，适习乱之乡；出必安之地，就累卵之危”等理由强烈反对。皇帝却不能用这种理由来推托，遂委桓温都督并、司、冀三州，命他先经营“河洛丘墟”，俟有成效，再议还都洛阳之事。规复的大计划遂无形作罢。十年后，洛阳为鲜卑慕容氏攻陷（365），南渡的世族从此心安理得地住在“安乐之国”了。
此时桓温威望之高，已凌驾一切，欲代晋为帝。桓温图立功中原，造成有利形势。369年，桓温率步骑五万北伐，以鲜卑慕容（前燕）为主要敌人，初战胜，俘其前敌主帅。时天亢旱，水道不通，桓温乃“凿钜野三百余里以通舟运”，与前燕主力八万战于林渚，再胜。桓温进兵枋头，因天旱，运粮河道缺水不能行舟，军粮不济。桓温乃命大将袁真凿开石门，引河水入运河。袁真“不能开石门，军粮竭尽”，只有退兵。退兵途中，连饮水亦缺乏，“行七百余里”，慕容垂以八千骑兵追之，战于襄邑（今河南睢县境），温军败绩，死者三万余人。
桓温共北伐三次，均无结果，其主要原因有三：
一、南渡豪门世族在江南晏安已五六十年，田园家宅均已蔚然树立，根本无北伐之意愿；
二、朝廷中权贵因利害关系，均不愿见桓温因立功而权势膨胀，多方设法阻挠拖延，直到阻挠拖延无效之后，才勉强允其出兵，并未全力支援；
三、桓温个人确有规复国土，拯斯民于水火的真情与抱负，但他个人的英雄主义与政治野心锋芒太露，使人嫉妒其行动，怀疑其动机，时加猜防，所谓内外不一心是也。
桓温暮年确有代晋称帝的图谋，亦无人能阻止，一切均准备就绪，但他已重病不起，死时年六十一岁（373）。
唐代名臣房玄龄称桓温“挺雄豪之逸气，韫文武之奇才”，确近事实。观他两次北伐，功业彪炳。中原两大势力——氐与鲜卑均败在他手下，恢复国土有望，功败垂成，至为可惜。后世诟病桓温者，唯其欲“篡”东晋一事，由此可见刘秀之影响深矣。桓温生性俭朴，唯过于好名，曾说：“既不能流芳后世，不足复遗臭万载邪！”这两个愿望似乎均未能达到。倒是他的小儿子桓玄在他死后三十年（403），将东晋的那位白痴皇帝废掉，当了八十天的皇帝，替桓家带来灭门之祸，也使后世对桓温的品评不好。
平定桓玄之乱的刘裕，是东晋第三次北伐的策动者。刘裕原籍彭城郡彭城县（今江苏徐州境），南渡后世代仕宦。刘裕少孤，故生活贫苦，靠耕樵为生，后投靠北府军名将刘牢之帐下，平孙恩有功而官至郡太守。桓玄谋作乱时，以北府军为心腹之患，欲加剪除，故笼络刘裕，委为参军。刘裕表面拥护桓玄“禅代”，暗中联络北府军将领，密谋推翻之。他们在镇江起兵后，各地北府兵纷纷响应。桓玄败亡，北府兵的统率权逐渐为刘裕攫得。四年后（407），刘裕为扬州刺史兼领徐、兖二州刺史、录尚书事，成为东晋的实际统治者。是时南燕主慕容超以南方变乱方殷，乘机南掠，掳掠晋人为奴。
409年春，刘裕乃大举北伐。有人献议慕容超“刈除粟苗”，使刘裕一如桓温乏粮而退。慕容超自恃军力强大可胜晋军，不愿“预芟苗稼”以自弱，遂不听计。刘裕亦预知“鲜卑贪”，一定舍不得粟苗，故大军挺进。慕容超求援于后秦姚兴，姚兴只派一位使臣威胁刘裕，说是要遣铁骑十万攻晋军。刘裕的回答是：我正计划进攻后秦，“今能自送（死），便可速来”。姚兴的十万铁骑没来，慕容超被生擒，后被送到建康处斩。今河南、山东南部一带重入东晋版图。
灭掉南燕后，刘裕有机会扫荡中原胡人，惜此时卢循进攻建康（见本章第一节），刘裕被迫回师解危，费时年余，敉平内乱。
卢循之乱被敉平后，刘裕即图伐蜀。405年，谯纵乘东晋内乱而据益州称成都王，并称臣于后秦，时遣兵东下，威胁荆楚。刘裕不能坐视，于413年出兵平定之。后秦更收纳刘裕之政敌，遣兵援襄阳，欲切断东晋东西领土。刘裕乃于416年亲率大军分东西两路伐后秦。后秦主姚泓（姚兴之子）西北境受拓跋魏的威胁，不能全力对付刘裕。西路晋军经项城、许昌，轻取洛阳，进逼潼关。东路主力由刘裕亲自统率，取拓跋魏所据黄河南岸要地滑台（今河南滑县），溯河而西，冒拓跋魏十万大军腰击之势，奋勇前进，会师洛阳。北魏欲坐观东晋与后秦搏杀，坐收渔利，未全力攻晋军，亦是刘裕得抵洛阳的原因之一。417年，刘裕攻陷长安，后秦主姚泓投降，被送至建康斩首。
刘裕两次北征，破灭分别雄踞中原东西部已历七八十年的鲜卑与羌氐，又力战新兴之拓跋魏，真可谓勋业彪炳，声威显赫。南渡近百年以来，无人可比。刘裕造成如此形势，光复国土，重振河山，似指日可待，而中原陷入水深火热中已近百年的父老，也寄予莫大之期望。不幸刘裕坐镇建康之谋臣刘穆之此时病故，刘裕恐朝中有变，政权旁落，遂匆忙回师，留下他年方十二岁的儿子刘义真及少数晋军镇守长安，不久即为匈奴族在今陕北一带所建的大夏所败，长安复失陷。计刘裕留在长安不及两月，光复不及一年五个月。刘裕两次北伐未竟全功，但潼关以东，黄河以南以至青州（今山东境）已全部规复，为东晋偏安以来疆土最广大时期，亦即南朝开始时刘宋的版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