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天地中的旧文化
自4世纪初到隋统一南北的将近三百年的时间里，“衣冠南渡”后，随着带去的是自东汉末年以迄魏晋的旧文化。在新天地中，旧文化滋生发展而演进成为新的文化形态，成为后世所艳称的“六代豪华”“六朝金粉”。所谓六代，是指东吴、东晋、刘宋、南齐、南梁、南陈。事实上，晋灭东吴为280年，到东晋南立，中间有三十七年，似非联东吴而称六代，大约是指建康成为国都而言。东吴自229年孙权建都于建康起共五十一年，加上东晋及南朝，建康为首都共计三百二十三年，所谓“豪华”“金粉”，是就建康而言。
东吴统治长江中下游近六十年，拥有今江苏南部、江西、浙江、两湖、福建、广东及广西一部分地方，领土虽广，但并不繁华。晋灭吴时，全吴人口仅二百三十万，内兵二十三万，真正是地广人稀，所以当时的人说江南无穷人，也无巨富。以如斯富饶的土地，居住如此稀少的人口，无人有匮乏之虞，有野心的人缺乏人力，自难成巨富。所以史称其“川泽沃衍，有海陆之饶，珍异所聚，故商贾并辏。其人君子尚礼，庸庶敦厖，故风俗澄清，而道教隆洽，亦其风气所尚也。……其君子善居室，小人勤耕稼。……俗少争讼，而尚歌舞”（《隋书·地理志》下）。这一段话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江南地区是一个家给人足的农业社会，当地人过着淳朴勤俭的生活。
“五胡乱华”后，江南的情势有所改变，潮涌到江左避难的不仅是世族一家人，通常是世族所有的亲戚、宾客、奴仆、耕农及其邻里乡党等，也有农村自行组合的避祸人群。他们在江南各地定居后，将他们比较先进的生产技术以及工艺技能投入新天地，结果除了使农产品增加以外，也使得工艺发达，商业随之兴盛。东南沿海一带特产殊多，如犀象、玳瑁、珠玑等中原稀有产品，亦足以刺激工商业。农业仍是繁荣的基础，江南因为地广人稀、沃野千里，气候适宜，故收成好，“一郡或稔，数郡忘饥”，可见粮产之丰富。江南民众开垦新耕地的方法是用火焚去荆棘，也等于施肥。后来人们知道了用粪肥田的方法，于是一直延用此方法到后世。自秦汉以来，政府和民间都很重视水利灌溉系统的兴建，这种认知当时传到江南，故有关筑堰开渠的记载很多。更有成效的是开辟“湖田”。长江中下游地区湖沼很多，民众选择湖沼的四周筑堤开渠，将水引入河流，湖面缩小，四周成为肥沃的良田，很多湖沼因此从地图上消失。农产增加，农村富裕，这些都带动了工商业的活跃，使社会繁荣起来，南渡“衣冠”因此有了优裕的环境，于是开始创兴绚烂的文化。
南渡的豪门世族均拥有大量的田地及僮仆，又可以召纳包庇亡人（逃税），人力充足，土地又沃腴，故可以尽情地享受。他们闲下来便谈玄说老，吟诗作赋，穷经（以《易经》为主）参佛以消磨时光，也间接地创造了文化。
在男耕女织的基层社会中，纺织也很重要。养蚕缫丝早在汉代即已盛行，江南蚕“一年四五熟”，故丝、绫、绢生产很多，但技术仍不及中原。刘裕北伐灭姚秦后（416），将关中的织工带到江南，设立“织署”，江南的丝织技术得以大幅度改进，从此锦的出产也不限于蜀地了。布是大众消耗品，刘裕在位时（420—422），布一匹值一千钱，六十年后，布价跌到一匹值三百钱。此外，如盐、铁、钢、银、煤等工矿业，也十分发达。
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造纸、漆器、瓷器及造船技术的长足进步。自后汉蔡伦发明以破渔网、碎布及植物做原料造纸之后（105），纸仍未被普遍使用，至少官府是如此。直到东晋末年，政府公文才一律改用“黄纸”。东晋时人们始用藤造纸，因浙江曹娥江上游产藤，故“藤纸”（黄纸）的制造中心在该地（余杭县）。当时已能制出五种不同颜色的纸（青、红、缥、绿、桃五色）。王羲之能写一手出神入化的字，没有好的纸是办不到的。据说王羲之曾一次将会稽库存的纸九万枚送与谢玄。今两湖及四川一带的造纸业也奋起直追。漆器已被制成各种饮食用具。瓷器以青瓷最著名，釉很进步，上面绘有人物、鸟兽、楼阁。江南河流沟渠纵横，船只是主要的交通运输工具，在军事上也很重要，故造船技术与造船业均很兴旺。东晋时人们已能制造出长四五十米、载六七百人的大船。梁武帝侯景作乱时（548），长江有军舰千艘，每船两边有棹八十，鼓棹而行，“捷过风电”。在这种条件下，政治、文化、经济的中心建康，自然别有一番气象。
建康居水陆要冲，各方珍品奇宝荟萃于此，城有四十里见方，居民逾百万。世胄豪族的深院大宅，莫不雕梁画栋，僮仆成群。居住在这些华第中的华胄世族，“姬妾百室，仆从数千，不耕不织，锦衣玉食”。“充实”他们这种优裕生活的精神食粮是清谈。他们“祖述老庄”，认为天地万物皆“以无为本。无也者，开物成务，无往而不存者也”。曹魏时，何晏、王弼开其端，风流薮泽，这种风气随着世族传到了江左。在富裕而多姿多彩的生活中，他们穷研玄学，奉《老子》《庄子》《易经》为“三玄”，一切学理及人生观，均奉三玄为圭臬。王弼注《老子》及《易经》，向秀、郭象注《庄子》（郭象注多剽窃向秀注，虽两注，其义一也），均阐发“无为”与“齐物”的精义。中国学者对哲理典籍的所谓“注”，很多都是发挥一己的思想，甚至创发一己的思想。南宋朱熹之“注”四书，穿凿附会，已到了“著”的程度。魏晋南朝的学者对“三玄”的注，有许多都可视为他们在思想上的创发。这种思想发之于外，是反对政治上的干涉，故反君主，反战争，恣意享受耳目五官声色之乐。三五人清谈，或聚众讲解，甚至立学校传授，谓之“南学”。谈论的内容被称为“玄言”，其著述被称为“玄部”。南朝的皇帝如梁武帝等参与讲论，谓之“盛美”。真正笃信“三玄”的学者，是把研究“三玄”当作学术探讨或哲理欣赏；但也不少是“专推究老庄，以为口舌之助”者；一知半解冒充风雅，为自己的纵情恣肆寻找解释的，为数亦不少。
玄理重穷理殚思，故算学特别发达，如曹魏刘徽所著《海岛算经》，齐祖冲之所算圆周率为3.1415926，其精确睥睨古代之欧洲和印度。三国吴人葛衡发明浑天象，观测日月星辰，均有成效。因为玄学家沉湎于声色之中，故音韵之学兴。曹魏时创“反切”，南朝沈约撰《四声韵谱》，自是乃有平、上、去、入之别。骈体文和五言诗与音韵学关系密切，唐代律绝盛极一时，亦受惠于音韵学。
与玄学几乎平行发展的是佛教与道教。佛教，这个外来的文化，对中国思想、社会、政治所激荡起的波澜与暗流，及其间交互而成的连锁影响，至为深远广大，只有19世纪西方文化传入中国后所激发的狂飙可与之比拟。
佛教究竟于何时传入中国？传说秦始皇时即有西域沙门十八人到中国，始皇“投之于狱”，自不可信。印度阿育王（前273—前232在位）弘扬佛法，始遣派僧侣二百五十六人至中亚及锡兰岛传佛教，并无遣派到中国之说。一般习称汉武帝时，霍去病掳获匈奴“金人”即为佛像，亦不可靠。因当时印度并无有形之佛像，印度塑铸佛像以供顶礼膜拜之事，在霍去病伐匈奴（前119）百余年以后。确切可信之记载在后汉明帝八年（65），楚王英“诵黄老之微言，尚浮屠之仁慈”一语，证明在65年以前，佛教确已传入中国，且得到政府之嘉许。明帝夜梦“金人”，乃遣蔡愔等使天竺，得佛经四十二章，偕沙门二人返洛阳，并译佛经于白马寺。由此可见，佛教似当1世纪中叶传入中国。佛教初传入时，多与黄老（即老庄之学）并举，后汉桓帝时（147—167在位），宫中有黄老、浮屠之祠，距楚王英兼宗黄老与浮屠已百年，可推知佛教初传入中国的百余年里，仅附着于老庄之学而流行，因二者在某种程度上有相类似之思想。佛教思想很适合汉末魏晋的政治社会的背景，是名士世族精神解脱与慰藉的尾闾。
至三国时（220—280），佛教始单独发展。魏文帝中期（223），“中国人始依佛戒，剃发为僧”，于是始有僧、俗之别。魏晋之间到中国的佛教僧侣共有八人，来自印度者三人，其中两人到东吴，其余来自西域的均到北方。第一位到西域求佛经的中国僧侣八戒，亦于曹魏高贵乡公（曹髦）七年（260）经今甘肃、新疆一带而至中亚。八戒俗名朱士行，落发为僧后，深感当时佛经“文句简略，意义未周，……文意隐质，诸未尽善”，故立誓“远求大本”。他得梵文正本佛经九十卷，遣弟子送回洛阳，自己则终老于阗。此为中国僧侣赴西域及印度求经之始，此后络绎远行求梵文正本者至唐玄奘赴印度为止，不下六七十人，其中以法显最有名。法显于东晋安帝三年（399）自长安出发，经西域至印度，前后十五年，航海而归，遂留居南方，专心翻译梵文佛经，“垂有百余万言”，其对佛学传入中国之贡献，仅次于玄奘。在此时期，来自印度及西域之僧侣约四十余人，以到长安的鸠摩罗什最有名。鸠摩罗什“终身写译”，传播佛学，厥功甚伟。
佛教与老庄的哲理一拍即合，所以南方的僧侣经常与名门世族相与清谈，盖气味相投故也。汉末魏晋，佛学依附于黄老，至南朝则以佛学说老庄矣。佛学传入中国两百余年后，始主客易势，成为思想主流。至梁武帝时，佛教更是十分盛行，宫廷之中，亦为讲佛之所。建康佛寺多至七百个，全国僧尼十余万，僧有白徒，尼畜养女，几及全国人口之一半。此辈不耕而食，坐拥沃产，影响社会经济颇巨，但并未在南方引起大波澜。南北对佛教之反响迥异，当于下章第二节讨论。
“道教”是佛教传入以后才兴起的国产品，但其源起很早。远溯至战国末期，阴阳五行之说，方士、术士所持的神仙长生不老之术即已盛行。神是人类共有的一种超人力量的代表，人必须遵从神的旨意生活，才能脱祸求福。介乎人与神之间，还有一类既非神也非人的“仙”，即山中之人。他们悠游于神、人之间，长生不老，不食人间烟火，与神相同，游戏人间，忽现即隐，与人直接接触，传授避灾趋利之道，与人相似。仙是人人所向往而亦可能做得到的，是人们所追求的最高幸福境界，皇帝也不如“他”，所以秦始皇、汉武帝都很羡仙。应运而生的方士、术士便是自称仙或可以接近仙的人。这类人会演出奇迹，他们自有一套技术，以博取他人信任。后汉时丰邑（今江苏丰县）人张陵在四川学道，“造作道书，以惑百姓，从受道者，出五斗米”。所谓“五斗米教”，原来是缴学费的定额。方士走入民间，成为贫苦的百姓在官吏压榨与灾荒疠疫交相压迫之下，寻求解除痛苦的寄托。他们容易相信神奇的符咒。黄巾军首领张角便是方士中的翘楚。这与名士谈玄说佛以求人生慰藉相类似，只是层次有别而已。方士们最初只是抬出黄帝、老子以对佛教教义，到魏晋时，方士们干脆模仿佛教的寺刹、仪节、服装而成“道教”。差别只在一奉释迦牟尼，一奉老子；前者剃发，后者蓄发。佛教在江南的传播尽管声势浩大，但是并未引起政争。梁武帝佞佛，但“侯景之乱”与佛教无直接关系，倒是孙恩在东晋末年以道教起事，兵祸十一年，对东晋政局影响很大。
老庄与佛学汇合激扬而成的哲理，自更邃密博大。唐代的儒家韩愈、李翱等人，将之阐释儒学，浸渐演进而成宋代的理学，此是后话。我们必须注意：道教与道家不可混为一谈，前者有类似佛教的形式，以炼丹求长生之道的迷信为主；后者是研求老庄的哲理，与迷信宗教无关。中国历史上所谓的佛老之争，是佛教与道教之争，不是佛理与老庄思想之争。
六朝对中国文化影响深远，最显著的是文学、音韵学与史学。
九流十家之中，应加上文学家，本书已有阐述（第四章第五节）。两汉的贾谊、司马相如、班固、蔡邕、崔骃等人，上宗《诗经》《庄子》、屈原、宋玉，诗、词、歌、赋，瑰辞盛藻，清歌丽曲，为世艳称。曹操父子擅长文学，对擅长文学者奖励有加，所谓“建安七子”（建安为后汉献帝年号，196—220），孔融、陈琳、王粲、刘桢、徐干、阮瑀、应玚七人，也应运而生，为后五六百年文体奠定楷模。其后王弼（注《易经》及《老子》）、向秀（注《庄子》）虽攻玄理，亦擅文学。“竹林七贤”更是以文学表达他们“齐物达观”的人生哲理，影响尤巨。这种风尚发展而成铿锵有致、辞藻丰盛的“骈文”。集骈文之大成的是梁武帝时昭明太子萧统的《昭明文选》。同时，刘勰的《文心雕龙》析理评文，成为迄今仍被文学家奉为圭臬的文学理论巨著。左思、谢灵运等人的诗，清丽雅逸，“皆五言诗之冠冕，亦文词之命世也”，皆是唐宋诗词之滥觞。
与骈文及五言诗同时兴起的有音韵学。汉末孙炎创《尔雅音义》，已知反切。魏晋时音韵学有进一步发展，魏李登撰《声类》十卷，凡一万一千五百二十字，以宫、商、角、徵、羽五声分类，不立部首。五音既立，乃有南朝沈约撰《四声韵谱》，即每字有平、上、去、入四声，更有助于韵文之兴盛。
魏晋以来私家修史之风很盛，最著名的有刘宋时范晔的《后汉书》、晋陈寿所撰《三国志》。在范晔撰《后汉书》前，有关后汉史的著作有十二种之多，淘汰的结果是仅范晔的《后汉书》与晋朝袁宏所撰的《后汉纪》三十卷留传后世。三国史亦然，已知有关之著作有十五种，今存者仅陈寿所撰《三国志》，未全亡者有魏鱼豢所作《魏略》八十九卷。其他如沈约所撰《宋书》一百卷；梁萧子显所撰《南齐书》五十九卷，北齐魏收所撰《魏书》一百一十四卷，均被列入“正史”之中。此外，六朝私家撰述史书尚有六十余种之多，均已佚亡，只存书名及著者，可见当时史学之盛，也显示当时文化活动力之强劲。
六朝物质环境优裕，加上世族的奢侈传统，在齐物达观的思想中，求美的风尚极为发达。陶冶心性，以畅神情的音乐自为首要。颜之推说南朝“衣冠子孙，不知琴者，号有所厥”（《颜氏家训》）。其次是书法绘画。王羲之固其佼佼者，其他自皇帝以迄世族，莫不以精书法、工丹青相与炫耀。书法绘画是能清谈以外，另一种足以代表身份的必需装饰。
后汉、魏晋的中华文化，遭“五胡乱华”的摧残蹂躏，有枯萎消失的危机，却能在江南孕育滋长，继续发展成为奇葩，虽曰人事，岂非天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