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法图强
宋太祖的开国政策，一意以中央集权为尾闾，确系针对两百年来地方割据、藩镇专横的良药。但辽患当前，宋王朝必须整军经武，以应时艰，所以有了全国精兵均集中于汴京的现象。由于边防需要及兵伍战斗力日趋衰弱的原因，禁兵的数目日益增加。宋太祖开国时，全国禁兵不足二十万人，到他统治中期，兵额已增至三十七万八千人，此后历年增多，至宋仁宗统治中期，七十余年间，已增至一百二十五万九千人，内禁军（中央军）有八十二万六千人，视为定额。禁军的增加数量至为惊人，军费便成为宋朝最大的负担。据当时人的估计，全国岁入约六千余万缗（一缗即一贯，为一千文），养兵之费约五千万缗，即全年收入的六分之五用于军费。皇帝复沿袭唐末藩镇传下的陋规，对将卒常有额外赏赐，每年所费亦不赀，每三年一次的郊赏即达六百万缗。至于禁兵戍边，饷额增多，一卒岁费两万钱，以十万人计，岁费达二十亿钱，军费浩繁，是以“生民之力弊于兵，天下之势屈于兵”。汉、唐国势隆盛，实行屯田制、府兵制，国家无平常养兵之费。宋代实行募兵制，“养之于无事”，竭全国之力以养之，自年二十入伍以至于六十，养之四十年，可用之年不过二十年，年四十以上之兵，已可入于衰老之列，无异于坐食二十年。故卫士入直，雇人为之荷被褥与粮食！宋代更荒谬的是荒年募饥民为兵，留下老弱在农村，结果削减了农业生产力。
养兵百余万而国势不振，故史称其为冗兵。对西夏用兵，耗费逾一亿缗，帑库耗竭到了民穷财尽的地步，故朱熹说“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一语道破宋朝必须变法的原因。
冗官也是宋代的弊政，此盖根源于“重文”政策。欧阳修尝惋惜士人何不幸而生于五代。宋太祖针砭时弊，特别奖励文风，重用儒臣，自是正本清源之良策。他除优礼士大夫外，最重要的政策是重视科举制。他即位次年（961）即开科举，进士及第者仅十一人，可见读书种子之少。他立即“释褐”，即派为官之意，与唐代进士及第后尚需经吏部考试合格后再授职不同。在优异的名利鼓励下，士人日增，进士及第的人数也增加，太宗二年（977）朝廷已录取五百余人，均授优职。应考者亦日渐增至万余人，录取七百人。每三年一试（1066），遂为定制。这种转移世风的政策，确是用心良苦，但积久弊端出现。
更进一步地奖励读书人，是提高官吏的俸禄，使与武职比拟。以左右仆射为例，除正俸外，其他衣食住行均有津贴，名目繁多，包括酒、茶、厨料及从人七十人衣粮，此外有退休金及额外恩赏。每岁郊天，行“推恩封荫”，各官均被赏赐银帛，并封“荫子”，即推恩及子孙。无子孙近亲者，竟可以推恩至异姓及门客充数。得荫即封官，任官即有禄，故儿童为官，襁褓有禄，尚未娶妻者，已有荫子。任学士二十年以上者，其兄弟子孙可得京官二十人。每三年郊天一次，推恩四千人，以此推算，朝廷的官员名额增加自是巨大。再加上进士，据统计，自宋开国迄于北宋亡国的一百六十七年间，共有进士一万九千四百二十人。官源如此丰沛，冗官在所难免。宋开国之初政简人和，至宋真宗时，内外文武不过万人，五十年后到宋仁宗时增至两万人，再十五年至宋英宗时，已达两万四千人，真是“冗兵耗于下，冗吏耗于上”。所以宋英宗时，岁入虽增加近六倍，但国用不足一千七百余万缗，这都是冗兵和冗官所造成的财政困境。自宋真宗到宋仁宗，四十年间，课税增加三倍，但仍帑库空虚，国用不足，做皇帝的焉得不急。六十余年前的大政方针，虽然是破除积弊，转移世道人心的良策，惜因矫枉过正，或筹划欠周而弊窦丛生，演变至此，唯有改革之一途。所以宋仁宗成年后（十二岁即位），即亟思改革，以应时艰。宋政已到了必须改革的情势，问题只是如何改革而已。
仁宗二十一年（1043）时，宋对西夏用兵，更使濒临危境的财政到了崩溃的边缘，所以宋仁宗召见名臣范仲淹，要他提供全盘改革的意见。范仲淹提出十大纲领（十事疏），即：明黜陟；抑侥幸；精贡举；择长官；均公田（俸禄之一曰职田，即公田）；厚农桑；修戎备（京师集五万卫士，三时务农，一时教战）；减徭役；覃恩信；重命令。
前五项是整饬吏治，继三事为富强之道，最后两项为推行政令之枢纽。但范仲淹的十大纲领对当时最重要的冗兵、冗官问题均未深入更张，仅精贡举及修戎备两事略有防止冗官、冗兵继增的用意。即使是如此不彻底的整顿工作，反对的声浪也很大。范仲淹为相不到一年而罢。
二十四年后，年轻的宋神宗（1068—1085在位）即位（时年二十）之次年，立即任命主张行新法的王安石为相，不顾朝野的反对，厉行新法。王安石两度为相（1069—1074，1075—1076），他先后创立的新法如下：
一、设“三司条例司”。宋代分别主理全国财政的是户部、度支、盐铁，习称三司，权事不统一，今在三司之上设一统筹全国财政之机构。整顿全国财政是新法的主要目标。
二、农田利害条约。由官府协助兴建水利工程，鼓励百姓开垦废田旷土。数年间兴建水利工程一万〇七百余处，垦田三十六万余亩。
三、方田均税法。目的是为了防止田赋不均。由县官丈量土地，以一千步正方为一单位，按其地势及土壤之肥瘠，分为五等纳赋。由于丈量土地，官府清查出许多大地主隐藏不报的田地。
四、免役法及助役钱。宋代徭役是苛政，有父亲自杀以求儿子得免役者，有嫁祖母以求免役者，其酷苛可想而知。此法规定由政府出钱雇人服徭役，然后按户征收雇役之费用。百姓按财富、户口分等，四等以下免纳。以往免役的“官户”，现在要纳免役钱。
五、青苗法。农民在青黄不接时，常向人借贷，结果受高利贷剥削。此法规定农民于苗青时自由向县政府贷款，利息二分（民间利息有高至六七分者），秋收时归还，钱或谷均可。此法最为放高利贷者所痛恨。
六、均输法。由中央政府遣派六路发运使，各地上供的物品，不一定运到京师，可以比较该物品在各地之市价，选择最有利之地输去发卖，即“徙贵就贱，用近易远”之原则，目的在“省劳费，去重敛，宽农民”。
七、市易法。在汴京设市易务官，物价贱时买入，贵时卖出，类似王莽之抑平物价政策。小商人亦可向政府贷款，息二分，唯需田宅做抵押品。其后市易务官被推广到全国二十余处大城市，如杭州、广州、成都等地。
八、保甲法。王安石强兵的主要政策，其办法分四阶段进行。首先是以十家为一保，设保长；五保为一大保，设大保长；十大保为一都保，设正、副都保正，选各单位中有干力者任之。每户二丁抽一为保丁，其责任在于防盗。初行于京畿，次推行全国。第二阶段则于农隙命保丁进行骑、步、射之比试，优者可受武职。第三阶段即保丁可以“番上”，到县城巡检，十日一易，略给饷糈。第四阶段即选择保丁之精壮者到汴京接受禁军大教头之军事训练，三年毕业后归去训练保丁。神宗十四年（1081），王安石已隐居南京三年，受训毕的保丁已有七十万。训练保丁之各种费用，由裁减老弱士兵而来。王安石裁减了三分之一的兵员，全国兵额已不及八十万。保甲法如能贯彻始终，以后的宋史可能被重写。
九、保马法。汉唐扬威边疆的主力都是靠骑兵，宋的敌人辽与西夏亦均以骑兵胜。王安石深知欲强兵必先养马，遂令黄河流域各地民间替政府养马，由政府出马料。
十、军器监。宋制各州自制武器，多窳陋不堪，今集数州于一处，精选工匠为之，严订赏罚。
十一、变学制。太学分三舍，新生入外舍，初限七百人，后增至两千人；可升入内舍，额三百人；最后入上舍，以百人为限。各舍生有月考及年考。上舍优等生，荐于中书授官，中等可免试为进士。
十二、颁三经新义。《诗》《书》《周礼》谓之三经，王安石自疏其义，欲“一道德，同风俗”，也可说是统一思想。
上述新法，前七条在兴利除弊，纾民困以富国；八、九、十等条为强兵。保甲法的最后目的是废除募兵而代以农兵，颇有府兵制的遗意；最后两项是重学校、轻贡举，欲减少每年的官源，也是减轻冗官压力之道。总括而言，新法确为针砭时弊的对症良策，但推行之际，必然需要大量人才，若不得其人，由奸猾之吏执行，奸猾之吏从中作弊，民未得其利，反受其害。作奸犯科的官吏，乘隙牟利舞弊，政府得不到实利，反蒙上与民争利的恶名。
中国传统士大夫对聚敛之臣素所轻视，至于政府经商（均输、市易）、放利（青苗），更是被他们认为不成体统！所以新法被诟病最多的是有关理财富国的七款，反对者也多属当时被目为君子的士大夫。保马法只在北方推行，战马非驮马可比，马之病死者十家共偿其值，是以黄河流域民众怨声载道。一般地主奸商，因奸利被夺，亦推波助澜，更增反对的声浪。王安石自己也知道，他说：“得其人而缓谋之，则为大利，否则且为大害。窃恐希功幸赏之人，速求成效于年岁之间，则吾法隳矣！”不幸他所得之人，正是“希功幸赏之人”。他批评“士大夫多以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为善，……则众何为而不汹汹”。在汹汹者众的情势下，神宗同他坚持不妥协，于是“小人”竞进，新法扰民、困民的弊端丛生，终至民怨沸腾，道路流离，“四海九州之怨悉归于”王安石。王安石力辞相位，次年再被召入。年余后独子王雱病死，王安石求去，归判江宁府，十年后卒，年六十六。
新法推行失败，“人皆习于苟安”，“君子”拒不与之合作固是原因，然与王安石本人的性行亦有关系。他以少年进士而做过地方官，深知民间疾苦，深悉豪强朘削的情况，所以能提出切实的改革方案。史称他“议论高奇，能以辩博济其说，……未贵时，名震京师”。宋仁宗屡次欲畀以“美官”，王安石均辞不就，甚至避入厕所，不见送敕令之吏，吏置敕令于桌上，王安石追还之，坚辞八九次，乃受命“知制诰”，从此方不再辞官。宋神宗为太子时即仰慕之，“想见其人”，其他的士大夫也“恨不识其面”。后世大儒朱熹亦赞王安石“以文章节行高一世，而尤以道德经济为己任”。他的政敌司马光也称他为“大贤”，有“向慕之心”。“其失在于用心太过，自信太厚而已。”王安石固执自负、狷狭褊窄的个性，是他当政后不能亲君子远小人的主因，也是新政不得其人而流为苛政的根源。司马光以十余年友谊写给他论政的长信，娓曲详尽，近五千言；王安石的回信聊聊四百余言，盛气凌人，很难令人心服。当时所有的名臣如韩琦、富弼、欧阳修、文彦博、司马光等或被排斥，或自动求去。他全力提拔的吕惠卿，却是暗中伤他，只求得保一己权位的奸人。王安石有崇高的理想和卓越的识见，但缺少将理想付诸实现的才能与气度。
宋哲宗（1086—1100在位）即位时九岁，由朱太后听政。朱太后痛恨新政，遂以司马光为相（司马光刚完成《资治通鉴》），尽废新法。当废免役法时，平素反对新法的范纯仁（范仲淹之子）与苏轼亦竭力劝阻，司马光不从。司马光为相之消息传到南京，时王安石已病卧在床，或告以某法已废，辄不语，及废免役法之消息传到，他始说了句“竟废至此耶”！司马光入相数月而卒，承继者均承太后意反对新法。宋哲宗八年（1093），太后崩，哲宗亲政，复用新党，章惇、吕惠卿、蔡京等当权，恢复免役、保甲等法。新党对旧党大肆报复，苏轼、苏辙、范纯仁、程颐等三十二人均被定为“元祐党人”（元祐是哲宗年号，1086—1094）贬斥流放。哲宗崩时年仅二十四岁，无子，立弟，是为宋徽宗（1101—1125）。太后听政又废新法，七个月后太后薨，宋徽宗亲政，再复新法。蔡京当政，对旧党竭力压制排斥，亲书“元祐党籍碑”，初计一百二十人，后增加至三百〇九人，禁“党人”子孙至京为官，不得与宗室通婚。连司马光也被称为“奸党”，蔡京张狂之措施，已远离政见斗争。此后蔡京、童贯等人当政，直至“靖康之耻”到来。
史学家中有谓宋代变法是由于士大夫的“自觉精神”，颇嫌牵强。以范仲淹为例，他的“十事疏”是在宋仁宗的强求下，不得已而提出。王安石对实际从政并无兴趣，“士大夫谓其无意于世”，及受宋神宗知遇，始行新法。新法中主要的法令均在王安石当政最初两年发布，全是针对财经问题。宋仁宗、宋神宗遭遇财政陷于绝境的困难，主动设法求变，范、王二人是被动出来应付时艰。历史上士大夫贫贱时艰苦求学如范仲淹、胡瑗者很多，何必只有他们始有自觉精神！
或谓新旧党争是南北之争，亦可商榷。范仲淹的籍贯是苏州，出生于徐州，两岁丧父，母即改嫁淄州（今山东淄博境）长山朱某，范仲淹随母在长山长大，二十三岁时始入睢阳（今河南商丘）应天书院，纯粹是所谓的北人。他交朋友，以志同道合为主，南北均有：欧阳修、蔡襄是南人，韩琦、富弼是北人。反对范仲淹的人，亦无分南北。王安石是江西人，但他在宋神宗面前推崇“东北人”刘挚。他的同乡且有交情的刘恕，不仅拒绝入三司条例司，而且面斥新法之非，劝其复旧，“安石怒，变色如铁”。南人刘恕是当时公开反对新法最激烈之人。另一位与苏轼齐名的黄庭坚，也反对行新法，都是王安石的同乡。旧派中的苏洵父子，蜀人。所以我们很难用南北籍贯来笼统划分新旧党。大致可说的是宋徽宗以后的新党，奸人居多。
蔡京便是标准奸人，原附新党，知开封府，司马光秉政，废免役法，限期五日完成，“同列病太急，京独如约。……光喜曰：‘使人人奉法如君，何不可行之有！’”数年后章惇欲复免役法，讨论未决，蔡京时任户部尚书，他对章惇说，取王安石成法行之即可，何用讨论？宋徽宗即位时蔡京闲居杭州，宦官童贯奉旨到江南，“访书画奇巧，留杭累月，京与游，不舍昼夜”。由于童贯的吹嘘，宋徽宗任蔡京为相，召入赐坐，告以欲复父（神宗）兄（哲宗）之新法，京顿首曰：“愿尽死。”从此蔡京弄权二十年（中间曾“致仕”数次，为时约五年），曾亲书元祐党籍碑，把司马光弄成“奸党”。他除了不择手段迫害旧党外，还贪赃枉法，“视官爵财物如粪土”，不仅封自己为太师，四个儿子及一孙儿均官至大学士。徽宗二十四年（1124），蔡京再为相时已年七十八，眼昏眊，不能视事，由子代行。徽宗命其免职，他拒不交出印信，希望再做数年！史书称他“无复廉耻”“见利忘义”。次年宋钦宗即位，蔡京被贬出，死于途中，年八十，“天下犹以不正典刑为恨”。
另一位童贯，握天下兵权二十年，“权倾一时”。“贯状魁梧，伟观视，颐下生须十数，皮骨劲如铁，不类阉人。”有胡子的宦官，应是天下奇闻！他与蔡京里应外合，朋比为奸，官至宰相、太师，时人称蔡京为“公相”，童贯为“媪相”，谑而虐矣。他破羌人，立军功，以太尉职出使辽国；平方腊之乱，最后被封为郡王。宋钦宗立，童贯被斩，史称他的罪恶“流毒四海”。
宋哲宗英年早殇，无子。宋神宗有十四子，在讨论当立谁时，有人主张立十一子端王，宰相章惇“谓其轻佻不可以君天下”，以皇太后力主，端王故得为皇帝（即宋徽宗），时年十九岁。章惇因此不安于位，这是蔡京得进的原因之一。宋徽宗是有名的书法家，却是一位“狎近奸谀”“骄奢淫逸”“困竭民力”而复“怠弃国政”的皇帝。他重用蔡京、童贯，不恤民力，为了个人的嗜好，在江南搜求珍石，重扰江南百姓，使得不分贫富皆怨声载道。徽宗二十年（1120），方腊起兵，陷落杭州，占五十二县，死平民二百万，虽仅历时七月余即被敉平，但军费及地方糜烂，百姓受害很深。
另一个是《水浒传》所叙的宋江故事。《水浒传》是不朽的文学著作，但不是历史事实。宋江“以三十六人，横行齐魏（今山东、河南），官军数万，无敢抗者”。张叔夜知海州，“诱之战，……擒其副贼，江乃降”。宋江降后随军南征方腊军。数月后再叛，不及一月，为宋将折可存所擒杀。宋江流动作战，并无梁山泊的根据地，为时也很短暂。他们的故事在民间流传很广，《水浒传》虽是文学虚构，它却很深刻翔实地反映了一个时代的政治、经济、社会各方面的情况。
方腊、宋江等民变，使宋代衰败的状况暴露无遗。宋徽宗不度德不量力，却要立不世大功，想收复幽云十六州，遣使浮海约新兴的金夹攻辽。辽固然灭亡了，但宋也遭受了靖康之耻，以后的朝代即为南宋。北宋传九主，凡一百六十七年（960—1127）。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