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走私问题
震撼中华世界的鸦片战争，其爆发的原因有三：
一是中西文化交流的中断，使得两个文化世界由不了解而误解，进而互相鄙视，但又必须接触（贸易），故误解日益加深，关于这一点，笔者在第十八章第五节中已叙述。
二是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以崭新的贸易方式参加中国的对外贸易，由1784年的一无所有，十余年间急增至中国对外贸易的第二位国家，已显示美国商人自由竞争的方式，优于欧洲传统的独占方式。
三是1789年法国大革命发生后，欧洲国家因受其影响，对华贸易锐减，美国商人趁机发展“环球式贸易”，即由东北各州装运人参，途经西印度群岛收购海参，绕麦哲伦海峡而达西北海岸（今华盛顿州）；又装运海獭皮，以成本极低的货物，贩至广州出售，换取中国特产，输往欧洲。出售部分或全部中华特产，购买欧洲特产返美，获利惊人（可参阅拙著《中美早期外交史》第一章第三、第四节）。由于美国商人的种种优势，连英国人也舍英国东印度公司之茶叶而购买美国商人之茶享用，以其较新鲜而价低廉故也。
由于美国商人的自由贸易，英国人对老大腐败而独占英国对东方贸易的东印度公司发出不满的批评，主张废除东印度公司的声势日益壮大，英国国会最终于1813年通过废止东印度公司独占东亚贸易的特权，从此英国人可以自由在东方经商，唯因中国情况特殊，准许其延长独占特权二十年，到1833年为止，这是英国遣派亚墨尔斯到中国的原因。律劳卑是第一位代表英国政府到中国处理商务的官员，他的地位不同于商人“大班”。律劳卑受到国交不平等的待遇，但英国政府仍然隐忍未发。在广州、澳门的外商都洞烛中英之间一定会有冲突发生，预测冲突的结果一定是中国的开放，因此1817年精通印刷的麦胡士即到马六甲开创中文印刷工厂，印制中文宗教宣传品。次年他在该地创办“英华书院”，招募中国文人为将来准备去中国的传教士教授中文，这些受聘文人中不乏秀才和举人。故东印度公司的解散，已构成中英势必冲突的基本形势。唯英国政府很审慎，他们不愿为争国交平等的虚名而冒战争之险，一旦实利受到威胁时，才认真考虑用兵。他们当时对华“贸易”最大的实利是将鸦片走私到中国，因此律劳卑愤死在澳门时，遗书英国外相，主张用大炮对付中国政府，英国政府仍采取消极的维持现状政策，一听到中国要严禁鸦片，便立刻命南非舰队增援南中国海，因为事关大英帝国的实利，所以警惕非常。英国对华政策转趋强硬，原因何在？要回答这一问题，我们得先进一步了解英国对华“贸易”的重大实利所在。
英国自1591年（明万历十九年）开始经营印度，到1763年（乾隆二十八年）英法“七年战争”结束，历时一百七十余年，始独掌印度政治经济大权。十三年后，北美十三州殖民地脱离英国独立（1776），从此印度遂成为大英帝国最重要的殖民地、生命线和掌上明珠。除了印度物产丰富、人口众多，足为英国新兴工业的原料供应地及广大的市场之外，印度又成为英国在亚洲发展的根据地。向亚洲发展的第一个目标当然是中国。中国不似印度境内小国林立，王公各自为政，而是威震东亚的统一帝国，对它既不能蚕食，复无力鲸吞，于是英国对中国的发展，便限于商务贸易，也就是说，英国只求对中国进行经济上的榨取。
18世纪中叶，英国已发现一种向中国进行经济榨取的最佳方法，即推销鸦片。1780年，英国失掉北美洲殖民地以后四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的专卖权，从此努力经营。印度鸦片的产量日增，在中国的销路也蒸蒸日上，大英帝国的财富与国威自然亦随之一日千里，英国成为当时世界上最富强的国家。
鸦片最初销入中国的数量很小，1729年时，每年不过两百箱（小箱重约一百三十磅，大箱重约一百五十磅），此后逐年虽有增加，但每年不过增多二十箱，到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专卖权时，印度每年运销中国的鸦片约一千二百箱。经过东印度公司的锐意经营，十年之间，鸦片在中国的销路突飞猛进，1790年时，竟达四千余箱，此后销售数量激增。道光元年到道光八年（1821—1828），印度平均每年运销中国的鸦片为八千余箱；道光九年到道光十五年（1829—1835），平均每年销一万七千余箱；至道光十六年（1836），运到中国的鸦片有三万〇二百〇二箱，次年（1837）运到中国的鸦片竟达三万四千七百七十六箱。唯是否全部售出，不得而知。梅迪南奉命率舰队来到中国的那一年（1838），英国准备用走私的方法运销中国的鸦片约三万四千箱左右，价值洋银两千两百万元以上，总计自道光元年到道光十九年，英国销售到中国的鸦片总值洋银两亿三千万元左右。
鸦片对英国的重要性犹不止于此。英国在印度每年征税的收入为五千万镑，其中抽自鸦片者八百万镑，因此来自鸦片的税收是英国维持它在印度的统治权所必不可缺少的收入。印度的重要，在于它无尽的财富，而它供给英国新兴纺织业最需要的棉花，不过占印度全年出口货物额的四分之一，鸦片却占全年出口额的二分之一。所以在英国人的算盘上，鸦片超越一切。
不过，更重要的还得推中国的鸦片市场。英国人在印度投资种植鸦片，运到中国销售，也只能在中国销售。他们所得白银的一部分运回英国以增加国富，一部分则购买中国的特产，如丝、茶、漆器、瓷器等。他们将这些特产运到欧洲，或在广州以高利贷的方式放与中国商人，再以盈利所积的资本投资印度，扩张鸦片生产事业。如此周而复始，鸦片贸易自然利市百倍，大英帝国的声威随之更加煊赫。所以，英国的商人资本与保护商人资本的军舰，加上印度出产的鸦片与中国的鸦片市场，便构成大英帝国。印度被英国视为掌上明珠的原因在于此。中国将英国使臣当作贡使看待，将其驱逐出境，软禁英国商务监督，摒斥商务监督于澳门，令其不得入广州等事件，英国无动于衷；然而一旦中国要禁烟，义律马上通知英国政府，帕麦斯顿立刻命梅迪南率军舰到中国，立即改变缄默已久的政策的原因亦在于此。
西方若干历史学家，特别是英国的历史学家，把鸦片战争称为“商务战争”，或谓系争取国交平等的战争，甚至有人竟说是中国强迫西方人磕头而引起的战争，事实证明都是违心之论。如果说是争取国交平等而战，则战争应该在马戛尔尼，在亚墨尔斯，至迟在律劳卑事件后便可以爆发。如果称为商务战争，中国并未禁止任何正当商务，只是禁止走私，而且禁止的是毒物走私，禁止犯了“滔天大罪的贸易”（英国人自己的话）。诚如鸦片战争时法国人所说，如果有人贩运鸦片到马赛，法国会将他处以绞刑，而英国人却将之解释为“商务”！
中国对鸦片走私的反应自与英国人迥异。按鸦片在唐时由阿拉伯商人传入，中国人一直将它当作药物看待，视为治痢疾的特效药。俟美洲烟草经西班牙人传到东方后，爪哇土族首先将鸦片混入烟草内吸食，以增加烟草的香味，此法在明末流入中国。明万历十七年（1589），明廷以葡萄牙人输入的鸦片数量日增，乃开始抽税。清初沿海居民将吸食鸦片的方法改良，煮成烟膏，用竹管在灯前吸食，数年之间流行各地，遂有烟馆的开设，吸食者渐多。政府以吸食鸦片戕害身体，“淫荡人心”，所以雍正七年（1729）清廷下令禁止贩卖与开设烟馆，对违者的惩罚相当严厉，“私开烟馆引诱良家子弟者，照邪教惑众律，拟绞监候”。其时吸烟的人尚无罪名。当时每年输入的鸦片不过两百箱，所以禁令亦未严格执行。1780年，东印度公司取得鸦片贸易专卖权后，鸦片流毒中国的情形才日趋严重。嘉庆元年（1796），清廷乃下令禁止进口鸦片，并禁止民间吸食，四年后，复下令禁止种植。然英国商人与沿海奸民及地方官佐互相勾结，若干地方官及管理关口、口岸的官弁，“胆敢得受陋规，徇情故纵”，否则便“挟嫌诬拿”，故朝廷禁烟的命令虽严，胥吏反得以之为纳贿与敲诈的口实。
嘉庆二十年（1815），清廷规定外船若再夹带走私鸦片，一经查出，“即将一船货物全行驳回，不准贸易”，并切责行商，令其晓谕外商，到中国来只能做正经生意，不可推销此种戕害身体的毒物。但清吏积习已深，英国商人走私方法百出，禁令如同具文，鸦片销量仍然扶摇直上。道光元年（1821），广东查获奸民叶恒澍贩卖鸦片，因此政府重申禁令，凡外船至粤，先由行商出具所进黄埔货船并无鸦片甘结，方准开舱验货；如果行商通同隐徇，查出之后，加等治罪。从此英国便在伶仃岛设船囤积鸦片，此一小岛遂成为19世纪世界上最大的贩毒中心。从此时起，直至鸦片战争期间英国占领香港为止，史称“伶仃时期”。
最初清廷对鸦片的贻祸只注意到损伤身体，败坏风俗人心，嘉庆初年，已有人察觉到西洋奇巧货物虚耗中国纹银的现象，而主张以货易货了。到嘉庆二十三年（1818），清廷遂有限制外船回棹时所带去之白银，不得超过进口货物所值十分之三的命令。中国上粮纳税，均以纹银计算，必须以钱易银。今银价愈昂，制钱愈来愈贱，影响一般人民生计甚大。道光二年（1822），御史黄中模首请朝令闽、浙、粤各省严禁白银偷漏，并且提出鸦片“耗财伤生，莫此为甚”的卓见。这时中国已开始察觉到鸦片走私对于国民经济的影响了。此后朝野人士对鸦片流行中国的问题仍不时讨论。清廷最初的对策是严禁进口，无效之后再严惩转贩运销内地的奸民，但仍然不能防止漏卮，白银外流所产生的后果日趋严重。嘉庆末年纹银每两换制钱七百余文，到道光十五、十六年，纹银奇昂，需一千二三百文，始可换银一两。社会经济，国家财政，均由是发生险象，于是朝野一致呼吁，禁烟之事已刻不容缓。
鸦片流毒无穷，必须禁绝是毋庸置疑，但数十年来，用尽各种方法都未见效，真是“鸦片之禁愈严，而食者愈多，几遍天下”。若干眼见禁烟政策实际推行情形的广东士绅及曾在广东为官的人士，遂站在纯粹经济的角度，提出解决白银外流的办法。首先用“粤士私议”为题，向朝廷试探意旨，主张允许鸦片进口征税，同时“应弛内地栽种罂粟之禁，使吸烟者买食土膏，夷人不能专利”的是两广总督卢坤（1834）。朝廷不赞成卢坤的意见，仍命严禁。两年后（1836），曾在粤东做过道员的太常寺卿许乃济，汇集他在广东服官时的所见所闻，向朝廷提出弛禁鸦片的主张。许乃济认为：
一、鸦片走私是白银外流的最主要原因。“以中原易尽之藏，填海外无穷之壑，日增月益，贻害将不忍言”，“拔本塞源”的禁烟办法是根绝“夷人互市”，但中国海岸辽阔，仍无法“止私货之不来”。
二、严刑峻法并不能防止奸民。“盖法令者，胥吏棍徒之所借为利，法愈峻则胥吏之贿赂愈丰，棍徒之计谋愈巧。”因“民之畏法，不如鹜利，鬼蜮伎俩，法令有时而穷”。往事可鉴。
三、弛禁的具体办法：（一）准许鸦片纳税进口，贩鸦片所得之银不准带回，只许以易货物。（二）准许民间贩卖吸食鸦片，但“文武官吏、士人、兵丁等不得任令沾染恶习”，由上官负责保结。
四、准内地种鸦片。以广东之情形而论，种烟并不妨碍粮食生产；其他各省于查明不碍粮食正常生产后，亦准其种植鸦片。
“弛禁论”提出后，道光皇帝认为颇有道理，两广总督邓廷桢、广东巡抚祁贡尤表赞同。但反对者众多，兵科给事中许球提出“若只能禁官与兵，而官兵皆从士民中出，又何以预为之地”的问题，质询弛禁论者。何况“明知为毒人之物，而听其流行，复征其课税，堂堂天朝，无此政体”。他的办法仍然不外是“谨守旧章，严行整顿”，所异于前者，是先惩内地奸民，再治外夷。其他反对者，大都不脱许球窠臼，多站在违背祖制、有乖政体以及社会道德的立场上反对弛禁。弛禁论被打倒后，便是如何能禁而有效的问题了。
邓廷桢在广东用尽各种方法，毫无效果，向外商“剀切谕饬”，也没有反应。伶仃岛仍然门庭若市，夷人“利欲熏心”，“肆无忌惮”，不理中国虚张声势的恫吓。弛禁论销声匿迹后两年（1838），银价已涨至一千六百余文一两，素来留心经济问题的鸿胪寺卿黄爵滋很沉痛地向皇帝提出当前的经济危机。他从鸦片流毒论到白银外流数目之惊人（据黄爵滋估计，从道光三年到道光十八年白银漏卮共达三亿两以上，这个数字当然不确），“以中国有用之财，填海外无穷之壑，易此害人之物，渐成涸国之忧，日复一日，年复一年，臣不知伊于胡底？”他想到财政上的危机，更是“辗转不寐”；而以往所有严查海口，断绝互市，查拿贩烟与开设烟馆者，弛禁等办法，均不能解决漏卮问题。所以他断然提出唯有以重刑惩治吸烟者，始为正本清源的办法。“夫耗银之多，由贩烟之盛；贩烟之盛，由食烟之众；无吸食，自无兴贩，则外夷之烟自不来矣！”故他主张以一年为期，限令吸食者戒绝，如不戒绝，处以死刑。一年期满，民间五家互保，不告发者治罪。官吏犯者，除本人处死刑外，子孙不准考试。道光皇帝被这封奏章大为打动，乃下令征求各封疆大吏的意见。朝廷收到复奏二十余件，莫不赞成黄爵滋对吸食者处极刑的意见。
这些复奏中，以湖广总督林则徐的立论最彻底，顾虑最周到，办法最切实可行。同时他历年在辖区内推行禁烟的成效也最昭著。他不仅赞成对吸烟者处以死刑，更主张对开设烟馆者、兴贩鸦片者与制造烟具者均一律处以死刑。他说鸦片问题，若“犹泄泄视之，是使数十年后，中原几无可以御敌之兵，且无可以充饷之银。兴思及此，能无股栗”！道光既痛下决心禁烟，无论对内的肃清或对外的堵塞，都以广东为首要之区，因此命林则徐到京，召见十九次。道光十八年（1838）12月，清廷下诏派林则徐为钦差大臣，驰赴广东查办海口事件，并颁给钦差大臣关防。次年（1839）3月，林则徐抵广州，开始他“誓与此事相始终”的禁烟工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