鸦片战争
中国政府要派钦差大臣到广州禁烟的消息，英国的鸦片走私贩子早就知悉了。在他们的想象中，这在中国官场不过与以往一样，雷声大，雨点小，故毫不在意，对之态度轻松。不想林则徐到广州后，切实奉行禁烟政策，“调查与行动”（史家莫尔士语）兼顾。他首先集合广州三个书院的学生数百人于考棚，出了三个题目要学生答复：一、列举鸦片囤积的地方以及囤积者的姓名；二、列举零星转贩者的姓名；三、断绝鸦片流毒的方法如何。唯恐学生有所顾忌，所有答题上不书姓名。
这一次“观风试”的结果，邓廷桢素所依畀的缉私大员韩肇庆及其串通作弊的官弁，一律被革职，同时一般大小囤户的姓名，林则徐也了然于胸。然后林则徐严禁吸食：首禁的是士人，因“今日之士子，即他日之置官”，必须为表率；次及水师，因吸烟之人何能负责缉私；最后始及一般平民，平民的禁烟，由地方公正士绅负责主持。
林则徐禁鸦片进口的步骤是先指出行商与外商勾结牟利的内情，谕其不可再欺饰隐匿，并责令行商要外商“具汉字、夷字合同甘结，声明事后永不许夹带鸦片，如再夹带查出，人即正法，货尽入官”。如行商不能办到，便要将行商“择尤正法一二，抄产入官以昭炯戒”！
3月18日，林则徐命人将要外商在三日内具结的通令送出，但外商并无反应。林则徐乃下令缉拿广东最著名的毒犯英国人颠地。义律在澳门知道消息后，一面声称保护颠地，一面下令军舰准备战争，同时报告帕麦斯顿称：他认为“无疑地，采取强硬态度才可制服粗鲁的广东地方官员”。3月24日，义律赴广州，欲偕颠地赴澳，林则徐以毒犯欲逃走，遂封锁商馆。3月26日，林则徐向英国商人发布文告，以天理、国法、人情、事势四项理由，反复开导英国商人，令其速缴出鸦片。林则徐要求外国人与中国合作禁毒，坚持外商要具结永不再夹带鸦片的理由，都在这篇文告中说得尽情尽理。
从林则徐的这篇文告，我们可以窥见他当时的时代识见，他在“论天理”时指出：“律劳卑闯进虎门，旋即忧愤而死，吗哩逊（马礼逊）暗中播弄，是年亦死”，皆因违背天朝而“伏冥诛”；在“论人情”时他认为夷人“大黄茶叶不得即无以为生”。中西文化交流中断后，号称通达时务的林则徐尚且如此，其他人的识见可想而知了。因此，我们对林则徐、琦善、耆英等人的外交措施，也就毋庸深责了。
次日，义律以困居商馆，食物佣人均告缺乏，英国及各国商人被牵连受难，为顾全各国商人等安全计为理由，要求英国商人将其囤积在伶仃岛等处的鸦片缴出，由商务监督出具收讫后再代缴与中国政府。经义律这样处置，本来是中国政府从在中国沿海走私贩运毒物的罪人手里追缴违禁品，现在却变成中国从大英帝国政府手中收到两万○二百八十三箱鸦片。帕麦斯顿对外宣称决不保护商人在大英帝国旗帜之下做非法勾当的话，谁人能信！
自义律允缴鸦片之后，商馆防守松弛，林则徐立即供应外商牲畜等食物二百余件，并允诺每箱鸦片酬赏茶叶五斤。5月21日，鸦片缴清［义律欲团结各国一致对付中国，其他国家（美国）商人之鸦片一千五百余箱亦由他出具收到再缴与中国］ 。24日，义律与英国商人全部离开广州，并劝当时对华贸易额仅次于英国之美国商人一同离粤，美国商人拒绝了。按自3月林则徐开始禁烟以来，美国、荷兰等国以未贩卖鸦片，迭次请求开舱贸易，林则徐欲各国商人痛恨英国人贩卖鸦片而牵连彼等，可收“以夷制夷”之效，故未允所请。他下令必须缴清鸦片后，始全体开舱贸易。义律到澳门后，态度转强硬，拒绝贸易，亦不收受赏赐之茶叶十余万斤。自此以后，中英正当贸易事实上已告停顿，广州只剩下二十五名美国商人。
6月3日，林则徐会同中外人士，在虎门附近海滩将鸦片全部彻底销毁（共费时二十三天）。林则徐的任务是完成了，道光十分嘉喜，欲调其赴任两江总督。这是一般取巧人士最好的机会，可以“功成身退”，但是林则徐知道他的工作还没有完结，最重要的外商具结今后永不夹带鸦片与广东吸食兴贩的问题，都没有解决，所以不愿他调。朝廷尊重他的意见，乃调邓廷桢为两江总督（邓仍留粤帮助林，并未赴任），并改授林则徐为两广总督，以便其贯彻禁烟工作。
义律在澳门将自己所造成的局势报告英国政府，静待战争的爆发。少数明白事理的英国商人虽甘愿遵守中国法令，入黄埔具结，然后贸易而去，但义律禁止他们如此做。时海上鸦片走私贸易在7月左右已经恢复，烟价也由每箱洋银五百元，猛涨到每箱洋银三千元之巨。总之，英国人并没有吃亏。
正当具结问题僵持不下时，又发生“林维喜案”，使中英纠纷更加复杂。7月7日英国水手酒醉行凶，将九龙尖沙咀村人林维喜殴毙。中国要求英国人将凶手交出，义律不理林则徐的要求，自行判决行凶水手，最重的处罚金二十镑并监禁六个月。这与“杀人偿命，中外皆同”的原则相差太远，所以林则徐与邓廷桢命令澳门驱逐英国人，义律只得率英国商人五十余家寄居船上。9月4日，义律以印度增援军舰已到，乃以购食为名，至九龙开枪杀死中国兵士两人，伤六人。中英之间已进入战争状态，所缺少的，仅仅是英国大军的到华而已。
广州收缴鸦片的报告于9月21日到达伦敦，英国政府以师出无名，犹豫不决。11月3日，林维喜案的消息送到英国外交部，英国政府始决定对华战争，其理由是英国商务受到限制，英国国旗遭受侮辱，英国人民的生命受到威胁，故下令在印度组织一支“小规模的远征军”。英国在远东有商务关系的团体此时亦叫嚣不已，呼吁政府对中国采取“坚强有力的行动”。英国国会中的反对派虽然攻击这是使“英国永远蒙羞的战争”，但用兵中国的决议仍以九票之差的多数通过了。1840年4月3日，英国内阁下令向中国提出补偿要求，如果不能达到目的，才实行用兵，所以他们解释这是“报复”而非“战争”。是年6月21日，由懿律（义律的堂兄）为总帅的英国“远征军”到达粤海面，宣布封锁广州。旋即懿律率舰队北上，欲直接与中国朝廷交涉。7月7日，英军占领浙江定海。清廷得悉定海失守后，才知局势严重，始调兵遣将，准备战争。
中国沿海对战争有戒备的只有广东一省。按林则徐自到广州后即开始对“知彼”下功夫，他派人翻译当时唯一报道世界大事的报纸——《澳门月报》，知道夷人的“船坚炮利”，所他告诉朝廷：
即以船炮而言，本为海防必需之物，虽一时难以猝办，而为长久计，亦不能不事先筹维。且广东利在通商，自道光元年至今，粤海关已征银三千余万两。收其利者，必须预防其害。若前此以关税十分之一制船造炮，则制夷已可裕如，何至尚形棘手？……则以通夷之银，量为防夷之用，从此制炮必求极利，造船必求其坚。
他的这一番话语，被道光骂为“一片胡言”。唯他居广东一年来，确是无日不兢兢业业于沿海防务，常“出驻海澨，罔避风雪暑雨”。虽然他已知道大黄茶叶不足“制夷死命”，但他所能“辛勤筹办”的海防，也只限于“令水师不必在洋攻剿，但固守口岸藩篱，备火船，乘月黑潮退，出其不意，分起潜出，乘上风攻其（夷船）首尾，火器皆从桅掷下。又招募渔，董以兵弁，潜伏岛屿，随时挈小船攻扑”的火攻政策。英军并没有选择广东为战场，有许多人认为这是林则徐的幸运，似有道理。但将林则徐与当时其他疆吏相比较，只有林则徐重视军备，讲求实际，而且为防务尽了最大的力量。如果各省都像林则徐在广东一般设防，英国那四千人的军队（附炮五百四十尊）究竟经得住多大的消耗，便很成问题了。
林则徐对自己的处境相当清楚，在得知英国军舰东来的消息后，他曾写信给夫人一吐心怀：“外间悠悠之口，都谓我激起夷衅，……予明知禁烟妨碍奸夷大利，必有困难，而毅然决然不敢稍存畏葸之心者，盖以身许国，但求福国利民，与民除害，自身生死尚且付诸度外，毁誉更不计及也。……而今英夷兵船来华，既不能在粤思逞，必然改窜他省；他省海口皆无设备，苟有疏失，则该督抚必然诿罪于余之惹起夷衅焉，则是非亦只可听之公论而已。”
果不出林则徐的预料，听到英军犯定海消息的道光皇帝，便大发雷霆地说：“浙江水陆营伍之废弛不问可知。区区小丑，胆敢如此披猖，文武大吏即张皇失措，平日岂竟知养尊处优耶！”“罔避风雪暑雨”的人较“仅知养尊处优”者，究竟略胜一筹。迨英国军舰到大沽后，道光皇帝更加愤怒，从前曾奉上谕“朕不虑卿等孟浪，但戒卿等不可畏葸”的林则徐，竟被责备为“不但终无实效，反生出许多波澜，思之何胜愤懑”了。
英国舰队于8月11日到达大沽口，直隶总督琦善得报，即自保定驰赴天津，部署防务，但此时他发现自己能调用的兵力只有六百余人，大沽口的守兵仅百余人，向各地紧急督调的军队，也不过两千名。“京畿营伍废弛”，更是“不问可知”。负责任的琦善，一个不小心，便要同乌尔恭额（浙江巡抚）同一命运。因此琦善到天津后，便立定政策，一意只求英国军舰离开河北海岸，越速越好。8月19日，清廷收到英国外交大臣帕麦斯顿致中国宰相的照会。这一照会措辞强硬，等于最后通牒。英国政府在照会中向清廷提出五项要求：一、赔偿烟款；二、两国来往用平行礼；三、割让中国沿海一岛或数岛；四、偿还行商历年积欠英商的债务；五、赔偿军费。
照会中对于英国鸦片走私的责任，诿诸中国官吏禁烟不力，而对禁烟甚力的林则徐，又批评他没有事先通知英国，使英国人受到勒迫。因此帕麦斯顿要中国答应全部要求，否则付诸战争。
照会译成中文后，完全走了样，道光与琦善等人，竟将照会看成英国人是来“求讨皇帝昭雪申冤”的，所以道光谕示琦善，命他拒绝英国的要求，但“昭雪冤抑一节，自应逐加访察，处处得实，方足以折服其心，……俾该夷等咸知天朝大公至正，无稍回护”。
琦善与义律会谈于大沽，除发现“该夷性质粗豪强悍外”，并得到英人船坚炮利的报告，更增加了他对英舰“返棹南还的愿望”。所以他答应北京会立刻派人到广州查办，对林则徐一定“重治其罪”。
时懿律已得到驻扎舟山的英军因水土不服，全部罹病，死亡达四百余人的报告，认为兵力不足，不便在北方作战，乃率军舰离去。清廷以琦善凭三寸之舌说退夷兵，对之大加嘉赏，遂命琦善为两广总督，将林则徐、邓廷桢两人撤职，交部“严加议处”。琦善则奏请留二人在粤匡助筹办。
琦善于11月29日到广州，发现问题绝不如他想象的那样单纯。英国态度强硬，而朝廷主战派得势，道光不愿“费饷劳师”的主意亦开始动摇。琦善既不敢答应英国的要求，复无法抗拒英国的武力威胁，在1841年1月，沙角炮台失守，虎门炮台被英军用炮击毁后，他被迫答应义律（懿律于道光二十年十一月因与义律意见不合称病返国）割让香港、赔款六百万元、国交平等、增开口岸的条件，以缓和英国人的攻势。但他将实际情形隐匿不报告给朝廷，甚至对广东巡抚怡良亦严守秘密。然道光在得知英国人占据沙角炮台后，便下决心“痛加剿洗，聚而歼旃，方足以彰天讨而慰民望”了。
1841年（道光二十一年）1月27日，道光皇帝正式对英国宣战，派御前领侍卫内大臣奕山为靖逆将军，户部尚书隆文、湖南提督杨芳为参赞大臣，调集四川、湖南、贵州各省兵丁约一万人驰赴广东“剿办奸夷”，同时任命力主作战的裕谦为钦差大臣，负责浙江军事。适琦善割让香港的事由怡良参奏到京，于是道光皇帝痛责琦善“辜负国恩，丧尽天良”，命人将他锁拿押解赴京，所有家产即行抄查入官（朝廷从琦善家中抄出西班牙银币一千万元、黄金四百两、东珠一千余粒、当铺六家、田亩三十四顷、店栈等房八十一处）。
义律知琦善被撤职，和议已破裂，2月下令攻虎门，经三日血战，提督关天培阵亡，虎门要塞陷落。名将杨芳所率湖南援兵应战即溃败。5月，英军进攻广州，奕山、隆文等已无力抵抗，所收集大粪等秽物，欲以破英军之妖术的办法，经事实证明无效，只得向英军屈服，遂将军队撤出广州，并于七日内纳六百万元与英军作为广州的赎金，得到英军不进据广州的交换条件。但奕山向朝廷的报告，却说英国人进攻广州是见“大将军有苦情上诉”，将“商欠”付清后已退出虎门，为“先纾民困”计，已暂准英商贸易等。道光当然不知实情，仍然一味主战。而义律则因为等候英国政府对他与琦善所订和约的训令，所以取得赎金后便让广州得到局部和平。但不旋踵又发生“三元里事件”。盖英军战胜后，对待华人骄横至极，激起广东平民的反感。5月30日，英国士兵在三元里奸淫妇女，村民闻讯愤极，一时聚数千人，将数百名肆虐的英国士兵包围，因下雨枪弹失灵，英国士兵被殴死伤二十余人，知府余保纯弹压，民众散去。从此粤民自信力能战胜英国人，为后来的第二次中英战争伏下一根源。
英国政府于4月内阁会议否决义律与琦善所订之和约，认为违背训令，未能满足英国人的要求，乃将义律免职召回，另派朴鼎查代其职。
自“广州之围”后，中国方面以为战事已了，7月28日道光帝发布上谕通令沿海撤兵。不意十三日后（8月10日）朴鼎查到粤，率舰北驶，首先攻陷厦门，至此，主持和战大计的道光皇帝才知道英国也有陆军，才知道“船不能上岸，炮不能离船”的说法不可信。9月英军再陷定海，守将葛云飞、王锡朋、郑国鸿全部战死（定海于琦善议和后，2月24日英军已退出）。10月英军陷镇海与宁波，要抽夷人筋做马鞭的钦差大臣裕谦自杀。朴鼎查在浙江得胜后，以冬季已届，暂时按兵不动。清廷则乘此时机，调整闽、浙、苏三省人事，调兵遣将，力图收复浙东。统筹东南沿海防务的扬威将军奕经于部署已定后，统率军队两万余人开始“进剿”工作。
道光二十二年（1842年）3月，奕经反攻宁波、慈溪大败。浙江巡抚刘韵珂见战争已无可胜之机，乃就军事、民情、粮饷等各方立论，向道光皇帝陈说十项危机。形势至此，道光始授耆英为钦差大臣，并谕以“暂时羁縻”。5月，英军攻陷乍浦，6月占吴淞及上海，吴淞守将陈化成力战阵亡。此时英国援军已到，援军遂溯江而上，攻陷镇江。镇江为南方粮食经运河北运的孔道，镇江一失，“京仓即有匮乏之虞”，这迫使清廷决心不顾一切求和，乃密谕耆英“便宜行事”。8月6日，英国旗舰“康华里号”驶抵南京下关。8月12日，朴鼎查提出条款，胁迫中国全部接受，否则即攻城。时南京虽有防军七千人，而英国大小军舰麇集江中者不下七八十艘，陆军三千余人，中国早已“诸帅胆裂”，只得高悬白旗，接受城下之盟，“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由是展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