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的勃兴
大清帝国的解体，对一般人来说，并无震惊的感觉，因为它是遥远地区缓慢发展的边事。不平等条约对中国的伤害，帝国主义者对中国人的朘削，是逐渐加深的，在开始的时候，很难被人察觉。最先感觉到环境有改变的，仅仅是几个通商口岸。五个通商口岸之中，除广州之外，一般平民以往没有见过外国人，对他们毫无印象。突然战争爆发，形状特殊的洋兵来了。一阵混乱之后，洋兵撤走，洋人又到。新奇的事物一天天出现，最初感到惊异，习而久之，也就安之若素，无所谓了。朝廷方面，在战败之初大受刺激，闹哄哄地检讨批评，一两年后，事过境迁，谁也不愿再提起这一桩不愉快的事情，何况“万年和约”已经签订，天下无事，何必庸人自扰！
这种平静无波的现象，终于在《南京条约》订立八年后，被一个广东花县（今广州花都市）人所打破。
乾隆时期是清代由盛而衰的转折点，关于这一点，第十八章第三节已有叙述。清宣宗道光皇帝嗣位后，他很明白自己所统治的帝国已经险象丛生，随时有发为巨变的可能，颇知兢兢业业，以求保持现状。他没想到白银漏卮与鸦片流毒问题会引起鸦片战争。英国的这一击，好比打在一位患了虚痨病的人身上，虽然病人没有马上一命呜呼，但无论如何不能避免百病齐发了。
太平军便是原本潜伏在大清帝国身体内的暗疾，是受了外伤迸发出来的险症。
清廷最大的暗疾是满人乘明末内乱入主中国，对汉人横加屠戮，激起满汉仇恨。汉人的恢复事业虽然被他们一一镇压下去，但种族间的隔阂并没有去除。明末清初志士所组织的秘密抗清会党，仍然盛行于下层社会，虽积久之后，参加秘密会党的人并不一定都符合创始者的要求，虽不一定都能了解创始者的苦心，唯若经人提示，仍能掀起汉人的反清意识。
在这类秘密会党中，以天地会的反清意识最强烈，白莲教的势力最壮大。自清入关到清仁宗一百六七十年间，民间会党起事多自称姓朱，为明室后裔，足见这个口号之能动人心弦，凝聚群众。清室最忌怕的，也是唯恐有人挑起种族旧恨。鸦片战争期间，主和的多为满人，自然是对国内情势深思熟虑过一番的。但是大势所趋，谁也无力遏止这一场不可避免的灾难。
洪秀全原名洪仁坤，广东花县（距广州七十里）人，生于嘉庆十八年十二月初十（1814年1月1日）。洪家世代务农，生活很贫苦。洪仁坤资质聪慧，深得父母钟爱，七岁入私塾读书，六七年间已能熟诵四书五经，甚得塾师及亲友的赞许。众人皆认为他一定可以取青紫如拾芥。他自己也颇为自负，相信自己一定可以由秀才而举人，而进士，青云直上。不幸他屡次到广州去应试（前后共四次），都名落孙山，连入学资格（秀才）都未取得，其失望与怨恨的心情是不难推想到的。他二十四岁时第三次考试失败，归家竟大病四十日。他病中时有幻梦，梦见乘高车驷马走入宫阙，被人用水洗濯身体，被一老翁剖胸易其心脏。老翁赐以宝刀金印，命其下凡锄奸。醒来以后，他自以为已受天命，将有九五之尊，遂改名秀全，并吟诗明志。诗曰：
手持三尺定山河，四海为家共饮和。擒尽妖邪投地网，收残奸宄落天罗。
东西南北敦皇极，日月星辰奏凯歌。虎啸龙吟光世界，太平一统乐如何。
通过这首似通非通的打油诗，我们即可想见洪秀全的才华与抱负。生病发高烧而生幻觉，是精神分析学家可以解释的。耶稣会的创始人罗耀拉也有类似的经历。洪秀全病愈后，多少对病中之梦信以为真。他隐然以真命天子自居，言语行动都不觉有了改变。大病之后六年，他再到广州应试仍然失败，那时正值鸦片战争后一年，广州人排外仇官气焰高涨的时候，他也受了这种风气的感染，于是将功名失意的愤恨，转移到仇视外人，轻视清官吏，唯“独恨中国无人”，六年前的幻梦自然重新忆起了。
第四次应试失败归来的洪秀全，仍在村中做塾师糊口，一日偶然在旧书箱中发现八年前广州街头的一位传教士送给他的《劝世良言》，一读之后，恍然大悟，便将自己大病中所得幻象与《劝世良言》中所述的基督教教义附会起来。他认定梦中的老翁便是上帝，上帝有两个儿子，长子耶稣是“天兄”（还有“天妈”“天嫂”），他自己是次子。于是他创立“上帝会”，自施洗礼，毁家中偶像与塾中孔子牌位，并向人宣传他的教义。有了这种言行，洪秀全自不能再做塾师，只得偕同最先入会的同乡冯云山到广西去另谋发展。大概就是在这段时期，他们便已决定利用上帝会密谋组织，企图做“太平一统乐如何”的事业了。
两人先到广西浔州府贵县传教（道光二十四年，1844年），不久洪秀全因食宿发生问题，遄返故乡花县。冯云山则往桂平县，听说县境紫金山山深路僻，居民知识浅陋，官府亦不甚注意穷乡僻壤中的事务，便决心不辞一切劳苦，潜入山中传布上帝会。因山中难得读书人，而冯云山既是屡考不第的士子，又能刻苦耐劳，深得烧炭工人的敬仰，信徒增至数千人，其中包括烧炭工头杨秀清、贫农萧朝贵、地主韦昌辉与石达开等人。
参加上帝会的多是来自广东谋生的客家人，平日与土著情感不洽，常有械斗发生，这种情势自足以增加上帝会信徒的团结。
这一段时期，洪秀全多在广东传教，尽力设法结纳其他秘密会党。各秘密会党在抗清这一点上与洪秀全是一致的，但对上帝会的教义、组织，却不能相容，所以洪秀全联络天地会入伙的目的并未达到。
自冯云山入紫金山传教五年之后，上帝会的声势已相当浩大。适值广西连年凶歉，盗贼如毛，巡抚郑祖琛年迈昏庸，社会秩序紊乱已极。洪、冯认为机不可失，乃于道光三十年（1850）7月，下令各地上帝会信徒克日到桂平县金田村集合。他们选择这个地方起义，是因为“金田这个地方，沃野平畴，农产丰富，足供大军粮食。东出江口不过三十里，便是浔江，乃上下游的中站，交通便利。且东接鹏化，西连紫金，绵亘百里，人少村疏，山深路僻，唯土人熟识，太平军从此起义，固进可以战，退可以守者”。是年十二月（1851年1月11日），各地信徒已会集，遂高举“太平天国”的旗帜，布告远近，声讨清政。
这个时候的广西“群盗如毛，散则为民，聚则为寇，形迹既不可辨，党类几不胜穷”。据清廷所派督办广西变乱的大员们估计，连洪秀全在内，有“大股会匪”九支，人数自千人至七八千不等，其中以洪秀全“一大股最为猖獗，其人众万余，心力颇齐，非诸匪之比”。
次年（清文宗咸丰元年，1851年）九月，太平军弃其根据地，北向攻陷永安（今广西蒙山县），陷永安后洪秀全自称天王，封杨秀清为东王，萧朝贵为西王，冯云山为南王，韦昌辉为北王，石达开为翼王。清钦差大臣赛尚阿以兵力分散，决定暂时置其他各会匪于不顾，集中全力进攻太平军。太平军受此重大压力，只得改变战略，锐意北上。
咸丰二年（1852）四月，太平军自永安突围，次年三月陷南京，改名为“天京”，遂定都焉。自起兵至此，为时仅两年又三月。
太平军定都南京后，即遣林凤祥北伐。林军自安徽入河南，渡黄河攻入山西，再由山西进河北，直逼天津，至距天津数十里之静海，为清军所围。转战数千里，费时不过六个月（自四月至十月）。林军被围后，洪秀全始派李开芳率援军北上。十月自安庆出发，次年四月（咸丰四年，1854）陷山东临清。同一时期，林凤祥军已被清军所消灭。然李军仍苦战至一年后，始为清将僧格林沁所灭。
方太平军席卷东南半壁，林凤祥直逼京畿的时候，各地民变蜂起并作，所有秘密会党、乡里无赖，莫不啸集成群，或聚众劫略，横行一方，或攻城略地，称王封侯。全国无分东西南北，几乎全部陷于混乱之中。识者都识定清政府已经成了风前烛、瓦上霜，其覆亡乃指顾间之事了。然清政府终能自摇摇欲坠的情况中稳定下来，其原因有二：一是中国知识分子与乡村农民所组织的反太平军的武力已经形成，他们直接反对的是太平军，但间接却救了清室的命。二是太平军本身发生内讧，重要的人物互相残杀，元气大伤，不能再事进取，予清廷以喘息的机会。前一点留待以后再讨论。兹先述太平军的内讧。
咸丰六年（1856）太平天国所发生的内讧，种因于太平军起事以前两年（1848）。是时上帝会信徒四处破坏庙宇，士绅以邪教的罪名控告冯云山，冯云山被捕下狱，洪秀全逃往广东谋营救之法。桂平县令以其宣传品内不过劝人为善之言，不愿多事，恐激起上帝会信徒变乱，遂判决将冯云山押解回籍。此时紫金山中上帝会群龙无首，狡黠的杨秀清突然假托上帝附身，代上帝传言，以维系会众。到次年洪秀全与冯云山重返紫金山时，杨秀清已取得山中会众的信仰，洪、冯二人虽明知杨秀清之诈伪，亦只得承认既成事实。自后，上帝随时“下凡”附托在杨秀清身上传言，传言之时，天王亦须跪听。有时“上帝”要惩罚洪秀全，欲加鞭笞（必由会众哀求赦免始允）。杨秀清既成为上帝的代言人，其在上帝会中的地位遂凌驾于他人之上。故洪秀全在永安封王时，杨秀清被封为东王，其地位仅次于天王（天王为万岁，东王九千岁），为上帝会吃尽苦头的冯云山反屈居其下。太平军攻陷永安前，军权由天王自己掌握，陷永安后，杨秀清获得军权，统率全军，于是杨秀清已成为太平军的实际领袖。到定都南京，洪秀全自然只有避居深宫，与嫔妃为伍。
定都“天京”后，冯云山、萧朝贵早已阵亡，其余诸王中地位最高者仅余韦昌辉与石达开两人，而韦、石两王在外作战，所以杨秀清可以肆无忌惮，将洪秀全当作傀儡。到咸丰六年（1856），杨秀清击败清廷的江南大营，解除了清廷对南京的威胁，便要求洪秀全封他为“万岁”，愿尊洪秀全为“万万岁”，换言之，即要洪秀全名副其实地居于傀儡地位。洪秀全自不甘心，乃密召韦昌辉、石达开共除东王。9月，韦昌辉深夜率兵返南京，以迅捷的手段杀掉杨秀清及其属下党羽两三万人，太平军起事时的主要领导大部分被消灭。
石达开欲阻止此种漫无休止的流血事件，与韦昌辉失和，韦昌辉反欲一并杀之。石达开乃连夜逃出南京。洪秀全见韦昌辉之专横不亚于杨秀清，遂与杨秀清余党合力攻杀韦昌辉，召石达开回南京。石达开待人宽厚，颇孚人望，但天王经此祸乱，对任何人均不信任，只信任其同父异母的两个兄长洪仁发与洪仁达。石达开在这两个“又无才情，又无算计，一味固执”（李秀成供词）的王兄压制之下，无法施展其才干，便率领忠于他的军队私自离开南京，从此独立发展，与洪秀全断绝关系，后在四川兵败被杀。
经此内讧，太平军遂从本质上由攻势转为守势。后来虽有李秀成的独力撑持，也曾攻陷东南若干名城重镇，但仅属暂时的、局部的胜利，与初年气吞山河的情势已完全两样。咸丰十一年（1861）以后，清军加紧进攻，太平军节节败退，势力日蹙。同治三年（1864）春，曾国荃兵围南京。6月，洪秀全自杀，7月城破。历时十四年，波及十八省，陷城六百余座的太平军遂灭。
自乾隆中叶以来，民变迭起，其初起事之声势，甚多超过太平军金田起兵时者，白莲教民变多至拥众二百万，然均不如太平军之能定都城、建制度，与清廷对抗，俨然匹敌之国，原因何在？即以与太平军同时在广西兴兵的群雄而论，太平军之兵力亦并非强于他人，负责进攻太平军的清吏对清廷的报告，并不确实，向朝廷夸大对方的实力，不过是掩饰败绩的方法。光绪十一年（1885），湖南巡抚卞宝第说：“粤逆金田起事，初不过两千人，广西兵额两万三千，士兵一万四千，以三万七千之兵，不足击两千之贼。”这是事后旁观者的报道，见诸奏章，当然必有所本。《李秀成供状》（被俘后的供词）亦谓太平军初起时，“有大羊头、大鲤鱼、罗大纲三人，在大黄江口为贼，即入金田投军。该大羊头到金田，见拜上帝之人不甚强壮，故未投入”。以大羊头等小毛贼对其已起事后的势力，尚且看不上眼，便可说明太平军之能掀动这一大狂潮，绝不是只靠武力，应该另有原因。
我们试一审阅分析流传到今日的有关太平天国的史料，不由得不钦佩洪秀全、冯云山、杨秀清等人在政治、军事组织各方面的长才，虽然任何人都可以对他们天才运用的方向有各种不同的批评，但他们确具有这类长才乃是事实。
洪、冯知道秀才不能起事，能够起事的只有以农民为主体的平民。平民只有在荒歉时被饥饿所迫才能驱上梁山起事，但仍是一盘散沙，至多是造成叛乱，不能成大事业。要将平民凝聚一致，形成一股坚强的力量，在中国的社会环境之下，唯有靠宗教。旧有的宗教组织，洪秀全忖计他不容易取得领导权，何况其中的组成分子过于庞杂，迷信成分过重，而且根据以往的经验，利用这些宗教起事的，全都失败了，他们在社会上所留的印象相当恶劣，不能引起人的共鸣。《劝世良言》这本书为他解决了问题。于是他袭取基督教教义的皮毛，掺杂佛、道以及一些中国社会传统的迷信，创立了一个崭新的宗教——帝会。他的“三字经”说，中国自古即奉“上帝”，到秦以后，中国才误入歧途，不信上帝。如果中国人能改过，可入天堂，否则会被罚入十八层地狱。《尚书》中确常提到“帝”“天帝”，“帝”“天帝”是超越人世的至神，洪秀全附会为同是“上帝”，说明中国圣人均“敬上帝”的事实，又立有十教条，无非教人敬上帝、孝父母、不做坏事等而已。除敬上帝一项而外，其他都与民间平常的迷信习俗相似，所以很容易被人接受。但一般人信仰上帝会亦无裨益于图大事，所以冯云山要到紫金山去苦行六年。紫金山多属贫苦客家的烧炭工人，思想单纯而复秉性强项，又因常受土著欺凌，入会之后，信仰坚定，可以团结巩固。再则以“上帝会”名义起兵，颇可予人以新鲜的印象，不担负以往会党所欠的债务。
然“读书明白之士”不愿参加上帝会，洪秀全便掀起历史上的种族仇恨来补上帝会之不足。他起兵时布告天下，强调清入关后的暴行，“满虏之世仇，在所必报；共奋义怒，歼此丑夷”。类似的激发满汉仇恨的文告，不胜枚举，慷慨激昂之处，确能动人心弦。在太平天国初期，太平军曾因此类种族主义的宣传吸收了不少抱有“九世怨仇一剑知”心理的知识分子，如黄畹（即黄韬）、钱江等人，是大家所熟知的，甚至左宗棠，据说也曾经到洪秀全那里去毛遂自荐过一次。太平军初起兵时，清廷派林则徐赴广西剿办，林则徐致书洪秀全招降，洪秀全的回信说：
满洲人已二百年世袭中国王位矣，抑彼等特异国异民之末裔耳，彼等率其老练之兵，夺吾等之财宝、土地与政府。吾等各村落出租税由北京派官征收之，吾等有何罪哉？而犹向吾等驻防军队，是岂非不正之甚哉？满洲非他国人乎？他国人有搜刮地方之税之权利乎？又得任命官吏以虐待人民乎？今也普通之王位，非属于满洲人乎？支配之权利，非为其所独占乎？（此文见日人稻叶君山所著《清朝全史》，系著者自西文译出。）
以此立论，即令是林则徐，也很难回答（林奉命后，病死途中）。洪秀全甚至说过：“今朕非他，乃大明太祖之后裔，洪光皇帝之七世孙也。……一为祖宗复仇，二为苍生伐暴。”太平天国揭櫫种族主义的目标，使“读书明理之士”即使不投奔到他的旗帜之下，也不会积极起而反对他。后来统兵攻打太平军的许多功臣名将，也因为洪秀全提出了这个响亮的口号，常常内疚于心，深恐留一个身后的骂名。曾国藩晚年总隐隐约约为自己辩护；湘军名将彭玉麟勋业彪炳，但一生不受清廷的官位；王闿运用洪秀全是明桂王第五子之后裔的谰言，做诋毁曾国藩的口实。足见这些文章的影响。
进一步讲，洪、冯等人深知读书人中科举如意者所占的比例甚小，他们两人都有屡试不第的经验。人们在失意之余，要另外找出路，在失意之余也常常会迁怒，迁怒到孔子、孟子。所以他提倡打倒孔孟，让天下读孔孟之书而不能沾孔孟之光，被摈斥在功名之外的失意文人，得到心理上的满足。因为这种反常心理而加入太平天国的知识分子为数不少。最著名的例子，如浙江人钱江，他“少时读书，颖悟冠群”，惜“屡试不第”，才用钱捐了一名监生。鸦片战争期间，朝廷已决定“主抚”，他独煽动民众反对，清吏乃将其监生革掉，并将他遣戍新疆，后赦归。钱江发奋读书，欲博得一第，仍然失败，闻太平军攻抵武昌，“乃投袂而起曰：此吾锥处囊中脱颖而出之时也”，遂投入太平军，为洪秀全谋主，不久亦逃离太平军。这类人物，在太平军中俯拾皆是，他们都是构成太平天国的中坚分子。
洪秀全等人深知宗教所能结聚的平民究竟有限，且必须在既入上帝会之后，始能团结一致，要人人都很迅速地变成信徒，势不可能。所以他们又提出一种极吸引人的经济政策，即颁布《天朝田亩制度》，要天下之人“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也”。达到这个理想的办法，是将土地全部归公，按田地每年产粮的多寡分为九等，再将田地分配与平民。“分田照人口，不分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分多，人寡则分寡，杂以九等。如一家六人，分三人好田，分三人丑田，好丑各一半。凡天下田，天下人同耕，此处不足，则迁彼处，彼处不足，则迁此处；凡天下田荒丰相通，此处荒，则移彼丰处以赈此荒处，彼处荒，则移此丰处以赈彼荒处。”《天朝田亩制度》对当时的一般平民颇有影响力。他们饱受饥馑的痛苦，一听到“无人不饱暖”的口号，便翕然而景从。
太平军以两千人起兵，能造成如此壮大的局面，不能不归功于他们所揭櫫的目标既能吸引各阶层人士纷纷参加他们的阵营，所提出的口号响亮动听又十分吸引人，获得多数人的拥护。这是他们异于清代其他民变的地方，也是他们受后世之人特别重视的原因。
仅靠政治策略也不能成功，太平军勃兴时的势如破竹以及能延国祚十几年，与他们的军事政策也有关系。
太平军是一支有信仰的军队，他们的信仰是上帝会。军队一休息下来，便要“讲道理”，即宣传上帝会。在陷永安以前，洪、杨还宣称凡信上帝者，刀枪不入，即便是战死，也可升入“天堂”享福，所以太平军作战勇往直前，毫不退缩。武昌城为清军所破时，太平天国的“儿童军”数百人，一一投水自杀，无人投降。南京城破，太平军除拼命血战而死者之外，余多自杀。据曾国荃的报告，“大小酋目约有三千余名，死于乱军中者居半，死于城河沟渠及自焚者居半”，此外“悍贼”被毙十余万人。这种不屈不挠的精神，都与他们的宗教信仰有关。
太平天国的军事制度（大概是杨秀清所订）井井有条，清军亦承认“蔓延数省，未见穷蹙，所恃无他”，唯军事制度而已。其实岂止军事制度，其军纪亦极严厉。凡行军所得金宝玉帛，一切财货，均不许私藏，一律缴归“圣库”，违者死刑。这个办法可以积极地防止军队骚扰民间，因军队既不得有私产，士兵无形之中便不热心于掳掠，这是当时民间欢迎太平军，民谣说“贼来如梳，兵至如篦”的主要原因。再则可防止军队逃散或贪生怕死。腰缠财货的官兵，不是怕死，便是要饱而思飏。太平军对奸淫的惩罚亦极严厉，犯者斩首示众无赦。故终太平天国之世，就一般而论，其军纪较清兵为佳。太平军初起兵时，便设有“女营”，凡会众的眷属，一体编入女营随大军行走。此后沿路所过之地，“无论老弱强壮，皆迫为圣兵，无论金银衣服皆掳入圣库，又分男女为二馆，名曰男营女营”。这种将人家庭分散的办法，当然会引起人们的怨声载道，所以杨秀清要诰谕道：“在尔等民人以为荡我家资，离我骨肉，财物为之一空，妻孥为之尽散，嗟怨之声，至今未息。尔等不知古往今来更换朝代，凡属兴师问罪者，当城破之日，无不斩杀殆尽，玉石俱焚，流血成渠，不留鸡犬，有似我天朝不妄杀一人，犹给与衣食，视同一体者乎？”太平军对这些妇女并非凭空“给以衣食”，是有作用的：
一、因家属随军在后衣食有着，故官兵在前线作战无后顾之忧。
二、官兵作战时勇往直前，如果败溃，其家属亦必蒙灾祸。
三、无论是自愿参加或裹胁而附和太平军的人，因家眷在女营，等于人质，不愿逃亡。
四、女营妇女亦被分派有工作，粗壮的妇女须做肩米、开沟、收割、送信等工作，必要时还可做后卫，甚至上阵作战，体质孱弱的则被派入绣锦营或做其他轻巧的工作。
综上所述，我们便可了解太平军的勃兴并不是偶然的。至于一般所谓清的政治腐败、生民痛苦、军队腐化、凶歉连年、将帅失和等，是历代衰乱时的共同现象。就清朝而论，自乾隆中衰以来，大清帝国的实情便是如此，然而只有太平军声势浩大，动摇清廷国本，究其原因，决不似一般所论那样单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