满汉政权的转移
平定太平军的主力是湘军，湘军的首创者是湖南湘乡的农家子曾国藩。
曾国藩的先世定居在湘乡白杨坪（原住衡阳，清初迁此）已达百余年，一直过着简朴勤勉的农村生活。他的祖父曾玉屏是一个颇有抱负的农夫，因幼年失学，读书不多，所以很羡慕读书人。曾玉屏略有积蓄后，便督促他的长子曾麟书努力求学，以博得一份功名。不意曾麟书时运不济，一连考了十七次，到四十三岁才“补县学生员”（秀才），一番雄心，只得放弃。此后曾麟书便在家中侍奉父母，教育儿子，将希望全部寄托在下一代身上。他一共有五个儿子，长子便是曾国藩。
曾国藩在祖父极严格的家教与父亲的教导之下，度过了他的童年时期。这一段生活，对他后来的学术文章、功名勋业、立身处世都有极大的影响。曾玉屏虽然读书很少，却有恂恂儒者的风度，极重礼法。他曾经集资为曾家建立祠堂，以便致祭，并告诫子孙“后世虽贫，礼不可隳，子孙虽愚，家祭不可简”，对于“巫医、僧徒、堪舆、星命之流，则屏斥之，唯恐不远”。曾麟书是一位时乖命蹇的饱学秀才，他在乡下设塾教学，曾国藩八岁时便跟随父亲读书。曾麟书对曾国藩“晨夕讲授，指画耳提，不达再诏之，已乃三复之。或携之途，或呼诸枕，重叩其所宿惑者，必通澈乃已”。在这种严厉的监督下，曾国藩自较一般儿童的基础坚实。
曾国藩二十岁时才离开父亲入书院肄业。他二十三岁入岳麓书院学习，次年中举，二十八岁入京会试，中进士，被选为翰林院庶吉士。翰林院是清代用以蓄才养望的机关，极为清贵。他自入翰苑，便得与当时的大儒往来请益，于是眼界大开，得从三家村学究八股文的境界中脱颖而出，进窥学术思想的门径。从此时开始，直到咸丰二年（1852）丁母忧回籍，十三年中（1839—1852），除道光二十三年赴四川充乡试正考官外，他均在北京供职。他最初致力于历史，求经世致用之学，兼治诗词。两年后，当时的理学大家唐鉴服官到北京，曾国藩乃从之问道，始探究义理之学，重视修己治人之道。是年，他写信给弟弟称：“君子之立志也，有民胞物与之量，有内圣外王之业；而后方不忝于父母之生，不愧为天地之完人。”
说这些话时，他已经有澄清天下的抱负了。从此，他开始自订“日课”“月课”，并记日记以检讨自己进德修业的工作。同时，他又交游了一些志同道合的益友，互相砥砺学行。他的朋友如：
吴竹如（廷栋）格物工夫颇深，一事一物，皆求其理。倭艮峰（仁）先生则诚意工夫极严，每日有日课册，一日之中，一念之差，一事之失，一言一默，皆笔之于书。书皆楷字，三月则订一本。自乙未（1835）年起，今（1842）三十本矣。盖其慎独之严，虽妄念偶动，必即时克制而著之书。故所读之书，句句皆切身之要药。
他自己立有十二条生活规律：“一曰主敬，二曰静坐，三曰早起，四曰读书不二，五曰读史，六曰谨言，七曰养气，八曰保身，九曰知所言，十曰月无忘所能，十一曰作字，十二曰夜不出门。”当他犯了这些条规时，他便在日记上用“可耻”“盗名欺世”“真禽兽矣”“浮躁”等字句痛自贬责。这种绳检自身、进德修业、不稍掩饰的精神，是他能成大业的主要原因之一。经过这样苦修十余年，曾国藩不仅已进窥学术堂奥，且能合经世、考核、义理于一纽，为学术思想界辟一新天地。
道光二十七年（1847），曾国藩已官至礼部侍郎，不久即身兼数差，然他对于官场“颇厌其繁俗，而无补于国民生计”，很想退休，“以行吾素”。他的志向是“其大者盖欲行仁义于天下，使凡物各得其分。其小者则欲寡过于身，行道于妻子；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他既不热衷仕途，更不能期望清政府能“行仁义于天下”，自然想摆脱政治生涯，“立不悖之言，以垂教于宗族乡党”了。但他的父母尚健在，兄弟都没有成人，素来极端孝顺的他，只有在“诸弟稍有进步，家中略有仰事之资”时，再谈“归养”了。他对他的弟弟做这种消极的表示后不过两个月，清宣宗道光皇帝逝世，清文宗咸丰皇帝嗣位，紧接着太平军崛起于金田村。他立刻上书“备陈民间疾苦”，希望皇帝能对天下祸乱采取拔本塞源的措施，可惜没有实效。咸丰二年（1852），他受命为江西乡试正考官，途中得母丧消息，遂丁忧回籍，从此他的生活、事业开始发生极大的转变，不只旁人想不到，连他自己也绝料不到。
方曾国藩奔丧回家之时，正值太平军围攻长沙之日。湖南全境骚动，土匪蜂起，横行无忌，民众身家性命全无保障，各地士绅与民众纷纷自动组织团练，以保卫生命财产。是年十二月，清廷命令曾国藩以“在籍侍郎”的身份，办理湖南全省团练。这是在正规军被抽调一空后，清廷利用民间武力以维持各地治安秩序的办法。曾国藩最初是拒绝，经不住他的朋友郭嵩焘的敦促，加上他爱乡土的深情，于是便在不接受政府任何禄位的条件下，“投袂而起”，为保卫桑梓而工作。这是军事，曾国藩可谓完全不懂，他自述道：“国藩于用兵行军之道，本不素讲。而平时训练，所谓拳经棒法，不尚花法者，尤懵然如菽麦之不辨。”
但是他受过经世致用之学的熏陶，早有“内圣外王”的大志，所以毅然“墨绖从戎”，抱定“我不能有利于民，但去其害民者而已”的宗旨，从一个舞文弄墨的书生，一变而成为叱咤风云的大帅。
害民者是土匪，他办团练的目的也是治土匪。其他省区，虽有团练，土匪仍然猖獗如故，而且团练本身，也成为鱼肉善良的势力。曾国藩办团练，自有他的办法。
他将“团”与“练”分开。“团”就是清查户口，使宵小不能立足。团又分为“乡团”与“族团”两种：乡团是按地方区分，负责人是当地善良正直的绅士，或者读书人；族团是以家族为单位，以家族中的长辈负责办理。负责人均颁发有“执照”，作为约束同乡、同族的凭据。在地方与家族的严密监视下，匪类无法立身，不是被检举，便是在骨肉的感召下改过自新。
训练武事、制造军械、选择兵丁是“练”。受训练的人必须经过严格的选择，身家清白、品质善良、身体健壮的农民方可做练丁。这个办法的基本原则是“以一族之父兄，治一族之子弟；以一方之良民，办一方之匪类”。
他重视团，因为团才是维持治安、正本清源的办法，用武力的事，是迫不得已为之。所以“团则遍地皆行，练则择人而办”，“乡间团而不练，城乡练而不团”。
乡间原有办团练的人，自来声誉不佳，曾国藩为了矫正这个缺点，故改地保的名称为乡约首事，希望“冠带礼乐之士，亦乐就之”。如此一来，负责的人是“冠带礼乐之士”；所统率的兵，是淳朴的农民；湖南的团练，便与众不同。尤其重要的，是风气的转变：
原湘军创立之始，由二三儒生被服论道，以忠诚为天下倡。生徒子弟，日观月摩，渐而化之。于是耕氓市井，皆知重廉耻，急王事。
湖南团练以这种崭新姿态出现，大奏功效，土匪敛迹，治安恢复，但曾国藩马上遭受困难。最大的困难是兵勇不合。兵就是正规军，即绿营或旗兵，勇就是团练。曾国藩的团练既著成效，但饷糈困难，湖南巡抚张亮基拟设法淘汰靡费粮饷的兵队。兵营闻之，自不甘心，于是发生兵勇械斗之事，曾国藩及部下名将塔齐布险死于乱兵之中。事后曾国藩率团练离开长沙，变乱始已，但此后兵勇仍然互相仇视不休。
清廷见湖南团练肃清土匪有功而长江下流军事紧急，迭次下令命曾国藩率领团练与太平军作战。曾国藩最初以土匪未全靖为理由推诿。咸丰四年（1854）二月，曾国藩的在长江作战必不可少的水师练成，有大小战船二百余艘，水兵五千人。适太平军进犯湖南，曾国藩乃率领他所训练的水陆两军万余人出发，正式与太平军作战。三月，曾国藩发布了有名的《讨贼檄文》，申述与太平军作战的理由。
檄文中首先绘述太平军对平民荼毒蹂躏的情形，特别着重“粤匪”对“两湖三江”人士如此；其次再说明太平军对农人与商人的连根拔起之政策；再次则痛斥洪、杨破坏中国礼义人伦，以“外夷”的宗教毁灭中国文化的罪恶，“此岂独我大清之变，乃开辟以来，名教之奇变”数语，是曾国藩不能“袖手坐观”的理由；最后谴责太平军破坏寺院、学校等处“穷凶极丑”的行动，胜过历史上最凶顽的流寇。全文六百余字，只在极不关痛痒的地方提到清政府。他出师的目的，说得极清楚明白：一、解救被太平军掳去的船只，“被胁之人民”；二、“不特纾君父宵旰之勤劳，且慰孔孟人伦之隐痛”；三、为被太平军枉杀的人报仇，为被辱的神祇雪恨。
总之，从曾国藩讨洪、杨的檄文中，我们决不能贸然断言他讨伐太平军，是为清政府做走狗，残杀汉人；我们也绝不能不承认，他是为了反对洪、杨以“外夷”的文化代替中华文化而战斗。就汉人的立场而言，即使清是异族统治，但他们已接受中华文化，他们的统治，仅是政权的暂时独揽，汉族受压迫，但并非全民族文化的灭亡消失；而洪、杨一面要恢复汉族的政权，却一面要永远连根铲除汉族的文化，而代以“外夷”的文化。将洪、杨同清政府相比较，曾国藩作出了他的取舍。
本来是辅助正规军，纯粹用以维持本地社会秩序的湖南团练，现在怀着保卫中华文化的远大目标，离开本土，走上前线。离开湖南省境作战的湖南团练，全军上上下下都是湖南人，所以被称为“湘军”。从此，太平军便开始与一支有训练、有理想、有巨大凝聚力的军队作战。
湘军与其他军队不同：
第一，湘军中无论将帅、士卒、夫役，都是湖南人（只有极少例外），作战时期伤亡后的递补者，也全是湖南人。当时有很多这样的情形，哥哥在前线阵亡，其名额由弟弟递补，再阵亡，其另一弟又继之，有的则一家兄弟都在军中。曾国藩有弟四人，除大弟一人在家乡料理家务外，其他三个弟弟俱从征在外。
第二，湘军中士兵与官佐之间，官佐与官佐之间，士兵与士兵之间的关系与众不同。曾国藩云：
臣等一军，勇逾万余，兵仅数百。其管带之员，文职多择取士绅，武职多拔取末弁。有夙昔之恩谊，无军营之气习。不特臣国藩、臣塔齐布二人亲如昆弟，合如胶漆，即在事人员，亦且文与武和，水与陆和，兵与勇和，将与卒和，粮台官绅与行间偏裨，均无不和。全军二万人，几如家人骨肉之联为一体，而无纤芥嫌隙之生于其间。
这种情形，与当时正规军的“訾窳骄惰，闻征调则惊号，比至前敌，秦、越、楚、燕之士，杂糅并进；胜则相妒，败不相救；号令歧出，各分畛域”的情形，迥然有别。盖湘军军营之编制，亦多按地域标准，同队者多有戚谊瓜葛，或彼此世代为邻，守望相助，今同上战场，出生入死，自然其亲有如“家人骨肉”。这种军队，团结坚巩，不易溃散。
第三，湘军是以曾国藩个人为中心所组成的军队。部将均由他亲自选拔而出，如罗泽南、杨载福、彭玉麟、李续宾、李续宜等人，原来都是默默无闻之辈，经他赏识，而膺重要军职。这些人对曾国藩的道德文章和胸襟气度都万分倾倒，所以他们也只忠于曾国藩一人。湘军中的将官赏罚黜陟之权，实际上操于主将曾国藩手中，因此他们与朝廷的关系很浅，甚至可以说与之毫无干系。
第四，湘军的将官多是受中华文化熏陶甚深的儒生，他们奋臂而起与太平军对抗，完全是为了保卫民族文化。罗泽南、彭玉麟等人，便终身拒绝清政府的禄位，以明志向。湘军的士兵都是殷实淳朴的农民，他们反对太平军对中国社会传统伦常与习尚的破坏，故奋起从军。所以曾国藩说：“诸公之从我，非利动也。”他们为了义而战，是一种有主义的军队。
将清朝那种已经腐败透顶的军队与新兴的太平军做一比较，前者自然只有望风披靡。将湘军与太平军相较，二者都是有训练、有理想、有巨大凝聚力而复忠于个人的一种地方性军队，仅仅是他们之间的目标、内容与领导人的性质，迥然有别而已。两军相战，自是棋逢对手。
湘军的成功，经过了一段极艰辛苦斗的历程。在十一年的殊死战斗中（咸丰四年到同治三年，1854—1864），曾国藩因兵败自杀过两次，预自杀者一次，到同治元年（1862）时，他给儿子的信上尚说：“细观天时，默察人事，此贼竟无能平之理，但求全局不速决裂，而余能速死，而不为万世所诟骂则幸矣！”
同年他与友人朱尧阶的信上说：“逆回炽于秦中（陕甘回乱），有苗叛于淮上（捻军苗沛霖）；观其气象，均非仓卒所能戡定。即发逆老巢（南京）或能幸免，亦将变为流寇，贻祸南服。”
曾国藩如此悲观，自有原因：
一、清自入关以来，封疆大吏与统兵大员绝少用汉人充任。太平军初兴时，奉命督办广西军事的钦差大臣李星沅并无实权，实际统兵的向荣与乌兰泰（满人）便互相龃龉，李星沅形同傀儡。他报告朝廷“事权不一”，希望皇帝给予实权，结果大受申斥。清廷对汉人的猜疑，由此可见。据说湘军的捷报送到北京时，咸丰皇帝大喜，军机大臣祁隽藻进言道：“曾国藩以一匹夫在乡，振臂一呼，从者万人，非国家之福。”咸丰皇帝遂为之变色。这一传说是否属实，姑不必论，不过事实上在咸丰十一年（1861）以前，曾国藩并未有管辖地方之权，所用关防亦系木制，地方官吏因他不是直属长官，更不与之积极合作。清廷对他如此猜疑，当然影响其军事行动。
二、清代皇帝总揽军事指挥大权（由军机处负责），随时不顾前方军事实情，任意调度军队，决不让曾国藩有统筹全局和指挥军事的全权。所以他曾对湖南巡抚骆秉章发牢骚道：“京师之人，以耳为目，动辄保奏特出办军事，此事诚不知如何了局也！”他既要针对军情调度军队，又得委婉曲折应付“以耳为目”的清廷，其处境之尴尬，自可想见。
三、兵勇之间自始即极不相容，在湖南时，连曾国藩亦几为绿营所害。此后绿营常与湘军并肩作战，嫉功忌能，常有冲突。曾国藩写信给朋友述苦称：“曩者己酉新宁李沅发之变，乡勇一跃登城，将攻破矣，诸兵以鸟枪射击，勇坠死，遂不能入。近者兵丁杀害壮勇之案，尤层见叠出。”
这样在战场上自相残杀，焉得不令人气馁。
四、湘军的饷糈并无确定的来源，最主要的是靠“捐输”。所谓捐输，实际上是强迫殷富之家在上粮纳税之外，再额外缴纳军费。军费的筹措竟用这种漫无标准的办法，所以军中常因饷款不济发生欠饷的事，自然要影响军心。同时办理粮台的人良莠不齐，“劝募”之时未能公平，惹起一般人的反感。王闿运的《湘军志》对这种情形的记载很多。如：“令故总督陶澍家倡输万金，以率先乡人，澍子恳于巡抚，籍其田产文卷送藩司，官士大哗，遂以得免。”
用“令”而行的捐输，简直就是勒索，这对湘军的声誉自有不良的影响，常有害于民心的争取。
五、最重要的是兵、勇的纪律都太坏。《湘军志》形容绿营：“民间徒知其（兵）扰累，莫肯怜其送死，故征役者益怨恨，雠掠于寇所不至之地，而愚民避官迎贼之义起矣。”
其实勇也是一丘之貉，曾国藩知道得很清楚，他说：
民间倡为谣言，反谓兵勇不如贼匪之安静。国藩痛恨斯言，恐民心一去，不可挽回，誓欲练成一旅，秋毫无犯，以挽民心而塞民口。每逢三八操演，集诸勇而教之，反复开说至千百语，但令其无扰百姓。自四月以后，间令塔将传唤营官，一同操演，亦不过令弁委前来听我教语。每次与诸弁兵讲说至一时数刻之久，虽不敢云说法点顽石之头，亦诚欲以苦口滴杜鹃之血。练者其名，训者其实，听者甚逸，讲者甚劳。……国藩之为此，盖欲感动一二，冀其不扰百姓，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而转变武弁漫无纪律之态。
这些话由曾国藩亲口道出，便可见太平军的军纪实胜一筹，“愚民避官迎贼”证明是屡见不鲜的事实。曾国藩并不能用言语感动他们，“以雪兵勇不如贼匪之耻”。仍然是“官兵与贼不分明，到处传入丑声名”（曾国藩作“爱民歌”中的两句）。岂止此也，李秀成被俘后，曾国藩还要惧其“民心之未去，党羽之尚坚”呢！
综上所述五点，宜乎曾国藩在经过八年战争后，要说“此贼竟无能平之理”那种灰心的话了。尽管如此，湘军仍能遏止太平军，也只有湘军能遏止太平军；但他们的确无力平定太平军，要打败太平军，还得靠另外的新因素——常胜军。
外国人对太平军初期所抱的期望消失后，仍对交战双方采取中立的不干涉政策。唯在江南陷于战祸的时期里，各地富商巨贾为避战祸，多逃至上海，托庇于西方势力之下。数年之间，上海遽趋繁荣，十余年前的一个海隅小城，遂一跃而为十里洋场。在外商的心目中，上海已成为彼等在华最重要的经济据点，故对任何足以危及商业利益的战争行动，均竭力反对。咸丰十年（1860），李秀成趁清廷与英、法衅端已开（第二次英法联军）的时机，统率大军攻上海，事前并致书英国公使，邀请英国公使至苏州会议，谋合攻上海，英国人未允所请。时上海中外商人麇集，各为保障生命财产，乃由中国商人出资，招引各国水兵及冒险家，共同组建一支用西式战术训练、配备西式器械的军队，用以帮助清军防守上海，名其军曰“洋枪队”或“常胜军”。常胜军最初人数仅五六百人，由美国水手华尔统率。后常胜军增至四五千人，有欧美人一百，菲律宾人二百，余皆中国人应募组成。常胜军最初仅限于防守上海，后竟在上海商人以金钱为酬赏的条件下，进攻邻近城市（每攻下一城，酬银三万两或三万六千两）。于是各国水兵与游民以利之所在，趋之若鹜（曾有英国海军军官控告华尔引诱水兵逃亡的事件）。
不久《北京条约》订立（1860年10月），清廷已完全屈服于西洋武力之下，全部答应英法要求。至是英国人遂认定太平军乃发展商业利益之阻碍，一反以往政策，欲帮助清廷速将太平军敉平。适华尔战亡，英国政府乃允许其正式军官为清廷服役。同治二年（1863）3月，江苏巡抚李鸿章委任英国陆军少校戈登为常胜军统帅，受李鸿章指挥，与太平军作战。至同治三年（1864）5月常胜军解散，为期约一年。戈登所统的常胜军约五千人，内有欧籍官佐一百五十余人，全部配备英国武器，太平军自非敌手，故常胜军连下太仓、昆山、嘉兴、常州、苏州等名城。太平军既两面受敌，势力日蹙，最后只剩下南京一座孤城。
常胜军解散后一个月，曾国荃攻克南京。
太平军一告平定，曾国藩立刻将他直接统率的湘军解散，余下的只有左宗棠属下的一部分湘军，后来立功边陲，血溅天山的，便是这些人。另一部则是仿照湘军营制，由他的学生李鸿章统领的淮军（由安徽人组成，故名）。淮军渊源于湘军，同是一种忠于统帅个人、目无政府而复由来自同省区的同乡所组成的军队。
淮军领袖李鸿章，安徽合肥人，道光二十七年（1847）中进士，曾从曾国藩学。咸丰四年（1854）太平军陷安徽庐州（今合肥），适李鸿章在籍，应诏襄赞安徽巡抚福济军事，立有军功。然因为他才气横溢，矜骄自负，为同事人士所排挤，颇以怀才不遇为憾。咸丰八年（1858），李鸿章投至曾国藩麾下，办理文牍工作。次年，李鸿章助曾国荃肃清江西景德镇的太平军。咸丰十一年（1861），上海军事危急，时曾国藩已受命为两江总督，节制江苏、安徽、江西、浙江四省军事，乃以“才大心细，劲气内敛”的评语，向朝廷推荐李鸿章为江苏巡抚。李鸿章受命后，先回安徽招募六千人，悉照湘军陈规，编制训练成军。次年（1862），李鸿章率军乘轮船赴上海，成为此后三十年清廷国防主力的淮军由是成立。
淮军在表面上与湘军似极相似，但实质上有很大的差别：
一、淮军在上海时与常胜军并肩作战，其将领目睹西方军事技术之优越与乎军械之精良，他们都不禁异口同声地承认中国军事落伍。李鸿章即“深以中国军事远逊外洋为耻”。所以从此开始，淮军即大量改用西式枪炮，从而成为中国当时战斗力最强的一支军队。所以，我们可以说淮军是湘军与常胜军的糅合物，是中西合璧的混血儿。
二、湘军各将领是在曾国藩维护中国礼义人伦的大目标下团结在其麾下的，故其将领多为虔笃的学者。他们在太平军气焰万丈之时去为理想而舍命忘生，虽然服从曾国藩的领导，但彼此之间的关系是道义的，除了战阵之事之外，他们与曾国藩在其他事情上是平等的。淮军是李鸿章受命为江苏巡抚回乡招募的，当时他的名位已重，太平军的颓势已成，闻风而来投效的人，其动机不如湘军将领之纯正，其流品亦良莠不齐。淮军将领中，仅潘鼎新是举人，其他人的出身都极卑微，其教育程度自然谈不上，从军的理想也很难超出升官发财与耀祖荣宗的范畴。他们与主帅之间的关系，是功利的，是主从的。他们把主帅当作靠山，视为奥援。这种情形，与湘军迥然有别。
三、李鸿章虽然自称“师事国藩近三十年”，平生治军持事，都得力于曾国藩的陶冶，但其学问、道德则不如曾国藩远甚。他是世家子弟，没有曾国藩那种淳朴厚重的农人气质；他中进士，入翰苑的时候不过二十五岁，少年得志，目空一切，不似曾国藩有北京的益友可以互相砥砺学行。中进士后三年，天下大乱，他便开始汲汲于事功的追求。生活于战乱之中，李鸿章没有曾国藩十余年居京潜心苦读的机会，并无学术修养可言。而他自己对世俗禄位十分热衷，曾国藩批评“李少荃（鸿章）拼命做官”，确是一针见血之言。淮军领袖的气质如此，他部下的风气如何，不问可知。
湘军与淮军都是应运而生的新势力，这种新力量酝酿形成后，便开始创造新局面。这批崭露头角的汉人成为清末的砥柱中流，满人的实际政权由是而转入汉人手中，故洪秀全的种族主义虽只是号召口号，但它的影响成全了汉人势力的复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