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平军的政治策略
因为太平军所揭櫫的政策是多方面的，所以后世对太平军的讨论，也就各执一词，众说纷纭，因之对太平军的毁誉相差悬殊。不只是一般人被各种说法弄得头昏脑涨，就是研究历史，尤其是研究这一段历史的人士，对太平军的评价，也是聚讼多年，纠缠不清。所以我们要想对影响近代中国非常巨大的太平军做一较为冷静持平的分析，并不容易。不过，我们若能明白一个要点，即太平军的诸领袖不仅有政略，而且懂得如何运用政略，先有了这一点认识，问题就简单多了。
最容易为大家所接受的理论是太平军是汉人反抗清政权的革命运动，洪、杨是种族革命的先驱，是民族英雄。这种看法，从太平军起事到灭亡，便一直潜伏在人的心底，到清末革命运动兴起后，遂大为流行，直到现在，持这种说法的人士仍不在少数。
太平军提出种族意识作为兴军的理由，是事实，但是洪、杨在本质上并不是种族主义者，倡言打倒清政府只是为了宣传，也是事实。何以如此说呢？其理由如下：
一、太平军在紫金山潜伏时期的一切宣传活动，都只有上帝会，丝毫未涉及种族意识。即令是洪、冯、杨等最高级领袖有兴汉排满的思想，但仅暗藏在心头，并未发露，故太平军各层人士的确没有受到种族意识的感染，他们得到动员令到金田村起事，不是为了报复几百年前的种族仇隙，他们舍生忘死拼命的原动力可以说与种族主义无关。
二、既起事之后，他们所发布的文告才揭櫫兴汉排满的目标。但我们试审阅中外所搜存的太平天国史料（在国外的以伦敦大英博物馆与巴黎东方语言学校所收藏者为丰），凡属涉及种族意识，揭露历史仇恨的官方文件，都是文言文；凡是宣传上帝会的文件，都是相当通俗的白话文。文言文是给士大夫阶级看的，种族主义只向知识分子宣传；白话文是给一般群众看的，面向群众只谈宗教教义。这很明显表示所谓种族主义也者，仅仅是号召知识分子加入他们阵营的策略。
三、太平军初起时确有下令杀满人的事，这颇与旗兵抵抗较坚强有关。一两年后，便也无所谓满汉了。洪秀全贬直隶（今河北）为“罪隶”，燕北为“妖穴”，称曾国藩为“曾妖”，对反对太平军者均一视同仁，无所轩轾。至内讧后撑持大局的李秀成，心中更无所谓种族仇恨，他对满人亦一体保护。前面所引洪秀全答林则徐书，固曾强调种族怨仇；石达开（起事前便是参与机密的人物）答曾国藩书，举历代平民起事亦可成帝业，证明“岂草茅下士，遂不足以图大事哉”，亦责曾国藩以《春秋》夷狄之义，不过林、曾都是标准士大夫。
四、在紫金山时期，上帝会的信徒多为客家人，洪、杨则利用地区观念，使会众团结一致，与土著的团体对抗，互相械斗（李秀成还提到洪秀全只重用广东人而轻广西人的话），土著自然是汉人。上帝会初起时利用客、土仇视以形成武力，到正式起兵，要打倒的当然是北京的皇帝，皇帝是满人，所以要排满；他们仇视土著，与乎宣传排满，其动机与目的，都如出一辙。
根据上列四项理由，笔者认为太平军的所谓种族主义，既无普遍的热情，亦无始终一贯的事实表现，只有许多响亮动人的宣传品。不过，他们那些排满的宣传品，却贻后世深刻的影响。后来中国国势陵夷，民族危亡，清自是负极大的责任，若干志士听到洪秀全抗清的故事，自然会油然而生仰慕之忱，因此激发起革命的雄心。这不过是太平天国对后世所产生的影响。任何一个行为的动机都极其复杂，它所产生的影响也是多方面的，把动机与影响混为一谈，对于了解历史的真相是极有妨碍的。
认定太平天国是社会经济的革命运动者，亦颇不乏人。关于太平天国所颁《天朝田亩制度》的内容，我们已有分析。姑无论制度的价值如何，最重要的是太平天国根本没有实行所谓的“国库”制度。太平军定都南京之后，杨秀清、韦昌辉、石达开等人曾联名向天王请求：“弟等细思安徽、江西米粮广有，宜令镇守佐将在彼晓谕良民，照旧交粮纳税。如蒙恩准，弟等即颁行谘谕。”
杨秀清等人“细思”之后，仍然只有“照旧交粮纳税”，洪秀全的答复是“御照胞弟所议是也，即遣将佐施行”，足以证明他们并没有实施那个所谓的“均田制”。清军方面对于这方面的报道，可自张德坚所编《贼情汇纂》看出：
乡民因承平日久，罕见兵革，贼至迁避一空，任贼掳劫，此壬子、癸丑冬（1852—1853）情形。
嗣贼蹂躏沿江，往来络驿，习见不怪。故于每村镇各举数耆老，设一公所，贼至黍使（即抽税之人），耆老周旋其间哀告贫苦，输纳钱数百千，求免穷搜。贼去则按亩而摊之，此科派之始也。最可异者，贼每以豁免三年钱粮惑我商民。逮劫掳既尽，设立乡官之后，则又出示曰：“天下农民米谷，商贾资本，皆天父所有，全应解归圣库，大口岁给一石，小口五斗，以为口食”而已。此示一出，被惑乡民方如梦觉，然此令已无人理，究不能行。遂下科派之令，稽查所设乡官一军之地，共有田亩若干，以种一石终岁责交一千文，米三石六斗核算，注于籍册，布伪州县监军处备查。
太平军在初期漫无标准的搜刮后，始公布均田，但“已无人理”，故杨秀清等“细思”之后，“遂下科派之令”。
太平天国并未实行“土地改革”，尚有三事可资证明：
一、太平军所攻克的地方虽不少，但并无固定疆域，许多地方都是旋得即失，事实上无法实行。
二、实行《天朝田亩制度》，必须大量的下级官员——司马。我们在太平军的文献中找不到曾经训练或者大量遣派过这类官员到农村去的记载。何况如此重大的改革，一定会遭遇困难，但我们在现存的一切文献中，丝毫未发现关于这类事的踪迹。
三、留居在太平天国辖区内的中外人士，对于太平天国其他方面的报道，都相当真实，但没有提到太平军“土地改革”的事实。
其实，洪、杨诸人也绝没有实施这一改革的意志。他们提出这一动人的口号，不过是为了号召贫农，一到行不通，自然就放弃了。后世之人，把纸上的命令当作具体的事实，煞有介事地讨论，这未免有些好笑。
有人特别重视太平天国的其他社会改革，如禁止买卖婚姻、纳妾、蓄婢、娼妓、缠足等恶习，与提倡男女平等的政策。这些社会改革与政策固是值得称赞，不过我们也应当持保留态度。洪秀全在永安时便至少有姬妾三十六人，建都南京后，其后宫姬妾的数目不计其数。其他高级首领，亦广蓄婢妾。而女营中的妇女则绝对禁止与异性接触，甚至儿子看望母亲，丈夫探访妻子亦“只宜在门首问答，相离数武之地，声音务要响亮”。如果“男有入女馆（定都后，女营改为女馆），无问军民，杀无赦”，所以“虽夫妇同宿，亦认犯奸，治以极刑”，这与天王的后宫佳丽成群，恰成一对照。
女馆中的十余万妇女，后来是得到“解放”了，她们解放的情形是这样：
及贼粮将尽，驱妇女之无色者出城刈稻，实则纵之使行。逾月，又下指配之令，设伪媒官司其事，凡男女年十五以上皆报名，高格者（官阶高者）配至十余人，以次递减。
无色的还有机会逃命，有色的则被留下分配。分配的方法，是抽签决定，所以“有老父得女妻，童子获鸨母者。……贞节妇女自裁者数千余辈，女馆遂空”。这种提倡男女平等法，真是不知所云。在太平军的社会改革中，有的只是为了行军和做工方便，如下令禁止妇女缠足便是。只有禁吸鸦片、禁赌博、禁饮酒等项，颇值一提。
有少数人因见太平天国主张打倒孔孟，而认为洪、杨等人是“文化革命”的先驱。洪秀全说起事前，梦见孔子被上帝申斥，且被“缚捆而鞭之”，孔子伏地告饶，上帝以其功过相抵，赦免其罪，仍可在天上享福，唯不准下凡问世。起兵之后，凡经书均称为“妖书”，禁止阅读，凡孔庙均破坏。一切行径，确实与打倒孔孟的口号相符。但“文化革命”并非盲目破坏旧有的文化而已，必须说明旧文化应该被打倒的理由，至少是可以自圆其说的理由。太平军并没有发表打倒孔孟的道理，仅是站在上帝会的立场肆行排斥其他一切宗教的政策。他们将儒家当作儒教，把孔子看成教主，将之与佛、道一体加以排斥。太平军的反孔孟，不是站在文化的角度，关于这一点，我们可用他们的言论为证。洪秀全所作《原道醒世训》云：
孔伋曰“天命之谓性”，诗曰“天生烝民”，书曰“天降下民”，昭昭简编，洵不爽也。此圣人所以天下一家，时厪民吾同胞之怀，而不忍一日忘天下。
这是用儒家“圣人”的话来说明他天下一家的教义。他甚至承认“孔丘服教三千，乃以正化不正”。石达开在浙江时的“招贤榜”，竟责备清政府：
遂尔窃据我土地，毁乱我冠裳，改易我服制，败坏我伦常。削发剃额，污我尧舜禹汤之貌；卖官鬻爵，屈我伊周孔孟之徒。逼堂堂大国之英雄，俯首而拜夷人为君，合赫赫中原之子女玉帛，腆颜而唯胡虏是贡。为耻已甚，流祸无穷。
由此可见太平军亦为“伊周孔孟之徒”而战矣。
“文化革命”最重要的还在于能倡导新文化，以代替旧传统。洪、杨所倡导的仅仅是袭取基督教皮毛，汇合中国民间迷信而成的上帝会，“全国”人民只许读基督教的《圣经》，将之称作“文化革命”，难符史实。太平军晚年，有孔孟之书不必废的诏令，当然是有所悟而为之。
然则太平军是否宗教革命？洪秀全创立上帝会的动机与经过，前已叙述。太平军起事初期，来华的传教士与商人确对之抱有极大之期望，以为此一古老大国已发生基督教所领导的革命运动，及至实地调查之后，才明白上帝会与基督教有天壤之别，这种议论才逐渐消逝。更进一步分析上帝会的内容，我们便会发现上帝会根本就不是一个宗教，仅是一种地道的中国民间迷信组织。我们不要因为他们提到上帝与《圣经》，便将上帝会与基督教混淆。
凡入上帝会者，先向上帝上“奏章”，章文曰：“小子（小女）△△△跪在地下，真心悔过，……恳天父皇上帝时赐圣神风，化恶心，永不准妖魔迷。时时看顾，永不准妖魔害。祝福有衣有食，永无灾难。”
神台上用纸书“上帝”二字，台前置明灯一盏、清茶三杯。火化“奏章”后，以清水一杯灌顶，一杯饮下肚，一杯洗心胸，入会仪式结束。会众每逢吉凶、建宅、生辰、弥月等事，均具香烛纸锭及牲醴茶饭，祭写在纸上的上帝，然后上奏章，无非是请求上帝保佑无灾无难等语。教主则佩戴三尺“斩怪剑”，用以除妖怪。难怪“读书明白之士不从”上帝会。这些方法，洪秀全最先是用以凝集愚民，不想后来竟亦自愚。南京被围时，城内无粮，他叫军民吃杂草合成的“甜露”，要每家“呈缴十担，收入仓中”。李秀成劝他迁都流窜，他说：
朕奉上帝圣旨，天兄耶稣圣旨，下凡作天下万国独一真主，何惧之有？不用尔奏，政事不用尔理。尔欲出外，欲在京，任由于尔，朕铁桶江山，尔不扶，有人扶。尔说无兵，朕之天兵，多过于水，何惧曾妖（国荃）者乎。
天兵没有到，洪秀全自杀了。如果将太平军起事视为宗教革命，那么从东汉黄巾军起兵以来，中国历史上的宗教革命实在多不胜数。
总之，太平天国的勃兴，绝不止偶然的机运而已，他们的领袖确有政治与军事的长才，尤其是他们在政治策略上的运用异常成功，真令人对之有神龙见首不见尾的感觉。但是他们仍然不免于覆亡，其原因如下：
一、太平军盛时的声势虽然壮大，但是没有树立坚强的基础。他们除了有几个据点之外，并没有占领广袤的疆土。
二、太平军的领袖虽然有政治、军事方面的天才，但智识究竟有限。他们平时所耳濡目染的，不外是三江五湖豪侠之事，一旦平地青云，便有手足无所措之感。观太平军初陷武昌，将各戏院戏子的服装一律搜去，作为天王与诸王将相的朝服一事，便可想见他们的知识程度。故他们一到南京，不用主力北伐，直捣燕幽，反淫逸无度，欲从此安享荣华。再加上诸王争权夺利，酿成内讧，互相残杀。内讧后的太平军，已无推翻清政府的可能，只有苟延时日了。
三、太平军勃兴之初，各国均寄予莫大的期望，以为此新兴的势力将推翻顽固保守的清政府，并改善中国的对外关系。咸丰三年（1853）四月，太平军入南京后一月，英国驻上海官员即派人赴南京，致书天王，声明对战争采取中立态度。杨秀清代表天王答称：
（天父天兄）助我天王成万国真主以来，六年于兹矣（从道光二十八年算起）。尔远人愿为藩属，天王欢乐，天父天兄亦欢乐。既忠心归顺，是以降旨尔头人及众兄弟，可随意来天京，或效力，或通商，出入城门，均不禁阻，以顺天意。另给书数种，欲求真道，可诵习之矣。
英国人接到这一封信，满腔热望消去一半。“万国真主”的口气，较清廷还大。唯太平军不干涉通商，英国人亦表满意。其后美、法各国亦先后遣使至南京，所得结果大致与英国人相同，于是太平军渐失国际同情。同年十月，小刀会起事于上海县城，烧杀淫掠，无所不为，外国人目睹其行径，对太平军的印象遂日趋恶化（按小刀会与太平军完全无关，因自称属于太平军，外国人不察，故尔）。此后，凡太平军接近上海、宁波等商埠时，各国即出面干涉，故太平军始终不能攻陷清廷的财源所在地上海。迨咸丰十年（1860）《北京条约》订立，英、法等国对清政府的要求已一一达到，遂转而帮助清廷敉平变乱，以利通商。于是“常胜军”成立，太平军又多一劲敌。倘若洪、杨能于定都南京后，立即挥兵东向，攻陷上海，保有东南财富之区，并与各国建立外交关系，吸收西洋军事技术，采购新式武器，则其与清廷谁胜谁负，尚未可逆料。
四、太平天国诸领袖对中国文化传统与社会背景的认识不清，只知道利用上帝会以凝聚群众。其不祀祖先的教条，破坏庙宇的行动，均足以激起民众普遍的反感，何况打倒孔孟，崇奉“夷人”的上帝，更引起绝大多数知识分子的反感。这些反传统的行为成为太平军的死穴。促使太平军覆亡的主力湘军，便是中国知识分子为了捍卫中华文化，乡村善良农民为了保持传统社会习俗，所汇合而成的一股力量。
太平军虽被消灭，清代的内乱却没有结束。与洪、杨先后起而反抗清统治的起事尚有多处：
一、捻军。在黄河流域数省一带乡村，有一种民间的迷信组织，是为捻。“捻”的起源很久，详情已不可考。其初兴，本是专门捻纸涂油玩龙灯，以为乡民禳疫去灾而有的组织。玩龙灯的人，照例要向一般人募捐捻油纸的费用，这些人多半是平素游手好闲、不事生产的无赖子。他们最初向人募捐时能遵守一定的规矩，在政治不上轨道时，他们便开始强迫勒索，成为一集团势力。嘉庆时清廷曾下令严禁，但无效果。及太平军崛起，清廷为预防变乱，搜捕加严，于是河南、安徽一带的捻党便起事。清廷派军进剿，不能敉平。因为捻军飘忽不定，乡民又畏之如虎狼，不敢协助官军，恐怕捻党再来报复。且其领袖如苗沛霖、张乐行等人，与太平军互通声气，声势遂形浩大。清廷命胜保率骑兵往剿，大败而归，马匹损失甚多。捻军得良马之后，如虎添翼，往来纵横河南、安徽、山东数省，官军莫敢撄其锋。清廷命僧格林沁率蒙古骑兵往剿，苗沛霖受抚，张乐行被捕杀（1864）。然不久苗沛霖再叛，张乐行的余众由其侄张总愚带领与石达开部属结合，攻入陕西。
次年（1865），僧格林沁追击捻党中伏死，清廷乃命曾国藩专负剿捻责任。曾国藩用阻水筑墙、坚壁清野的办法，以蹙捻势。但朝廷欲其速奏功效，迭次催促出兵，曾国藩乃以疾辞，另荐李鸿章负责。李鸿章仍墨守曾国藩所订战略战术，于同治七年（1868）将捻军平定。捻军波及江苏、安徽、山东、山西、河南、河北、湖北和陕西八省，前后达十六年，以黄淮流域各省所受战祸最惨烈。
二、回乱。中国西北及云南等地汉回杂居已久，大致自唐代以来便是如此。民族杂居，冲突在所难免，汉、回之间时有械斗发生，而地方官吏一味以屠杀回民为镇压之手段，于是回民便时思叛乱。
云南自道光二十五年（1845）以来便有回乱。道光二十七年，林则徐任云贵总督，抱定“只问良莠，不问汉回”的态度处置云南汉、回纠纷。惜双方积恨甚深，互相大规模焚杀之势已成。两年后，林则徐告病回籍。次年，太平军崛起，清廷自顾不暇，遂任云南汉、回冲突自然发展。咸丰五年（1855），回民马新德率众进攻昆明不克，旋即受抚改名马如龙。回民首领杜文秀占领滇西大理一带，自称元帅，声势壮大。同治七年（1868）清廷任岑毓英为云南巡抚，与杜文秀力战五载才平定（1873）。
陕甘回民自清入关以来，即时有变乱发生。同治元年（1862）陕西回民因细故酿成大乱，回汉互相屠杀、焚烧，全省陷入混乱之中。适太平军旧部陈得才与捻党张总愚攻入陕西，甘肃回民亦乘机响应，攻占城镇，戕杀官吏，屠戮汉人。新疆回民闻变，亦纷纷起兵，于是整个西北疆域全部骚动，无论回民还是汉民，俱生活于水深火热的灾祸中。直到太平军被敉灭，清廷始命左宗棠率领湘军赴陕西，统筹处置回民事宜。同治九年（1870）陕西回民解体，越三年，甘肃回乱叛平。然新疆阿古柏仍据天山南路称王，且与英、俄各国订立通商条约，俨然一独立国，势力雄厚。清廷不敢贸然劳师远征，唯左宗棠力主乘势彻底解决。经过一番激烈辩论后，至光绪元年（1875），清廷始命左宗棠督办新疆军务。两年后，阿古柏兵败自杀（1877），西北回乱全定。
三、苗变。贵州苗民自雍正时行“改土归流”政策以来，由于受汉民欺凌与官吏之残暴，故叛服无常。方云南回乱大炽时（1855），黔苗亦起事。黔苗四出劫掠，清廷固无力兼顾，地方官亦束手无策，只得任其蔓延。至同治二年（1863），贵州全省除省会贵阳外，已全部为苗民攻陷。直到同治十一年全省秩序始恢复，前后达十八年。
从道光三十年起，到同治十二年止（1850—1873），二十四年之间，全国十八省中，无一处不遭受战争的灾难。这个长期的、大规模的动荡，表面上虽然是由太平军肇其端，但实际上，乃是腐朽了的大清帝国，在遭受鸦片战争的外伤后，所不可避免的结果。经此一场天翻地覆的大骚动、大屠杀、大破坏，清朝无论在政治上、经济上、社会上、思想上、外交上都有了极剧烈的时变；许多陈旧的事物，逐渐被淘汰，逐渐起变化，逐渐消逝；许多新的事物，也慢慢开始出现。东方古老的大帝国以及它持续发展了四千余年的文化，经此沉重的一击，已经支撑不住了。
在这种情势下，第一个起而领导创造新局面的，就是曾国藩和他的“湘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