基督教再度传播
自强运动时期最令清廷棘手的是教案问题。教案发生的原因在于基督教第二次在中国传播与明末清初基督教来华传播的情况迥异。
基督教再度在中国传播，对中国政治、教育、社会、思想等各方面都有极深远的影响。这种影响是多方面的、极其错综复杂的。然就其最显著者而言：一是教案迭起，终至引起八国联军侵华；一是西方新知识的介绍。
自海禁大开，西洋各国的侵略势力用各种不同的方式在中国发展，中国各阶层人士对入侵的势力也有各种不同的反应。一般与西洋有过接触的官员及沿海港口一带的仁人志士，很容易感受到中国国民经济被榨取、国家主权被侵夺、民族危亡日迫的事实。蒿目时艰，他们先后起而从事当时心目中认为最有效的报国工作，如曾、左、李推行自强运动，康、梁主张戊戌维新，孙中山先生倡导革命运动等。他们的活动都是受西洋势力激荡而起的反应。
内地一般民众，最初对于帝国主义的经济、政治、军事的侵略很少感受到。但自咸丰十年（1860）后，基督教传教士大批涌到中国，渗入内地，虽穷乡僻壤，都有教堂设立和传教士的足迹，于是一般民众才普遍领略到西方势力入侵的滋味。限于传统文化及固有的社会习俗，他们对于这种侵扰所产生的反应是层出不穷的教案，到最后，终于酝酿成义和团事件，引起八国联军入侵。
鸦片战争后再度来华的西洋传教士，与两百余年前利玛窦等人所处的情势，完全两样。明末清初来华的传教士多属耶稣会会士，都经过教会极严格的选择与训练，所以他们能凭借自己广博的学识、高尚的德行，获得中国人士的敬重，从而获得传教的权利，进而吸收教育水准很高的信徒。同时，他们对中国文化有相当的了解，故能尊重中国文化传统和风俗习惯，得以与士大夫交往论道。西洋传教士的再度来华，肇端于道光二十四年（1844）签订的《黄埔条约》，其中第二十二条规定“倘中国人将佛兰西礼拜堂、坟地触犯毁坏，地方官照例严拘重惩”。这不过允许外国人信教自由。次年，清廷在法国人的多方要挟之下，由皇帝下诏准许传教士在五口传教，即中国人亦可信基督教。英法联军之役，清政府在大炮军舰的威胁下屈服，答应外国人可赴内地传教。这对中国来说，是被迫如此，对传教士来说，是战争胜利赢得的权利，与利玛窦时代用学行取得中国敬重而获得传教之权利的情势迥然有别。
在这种情势下，传教事业自然问题丛生。19世纪的欧洲人已经自视甚高，传教士也不例外。他们在国内所受的训练绝对不如此前耶稣会会士之严格，对于中国文化，多数人均茫无所知，他们看到中国武备不修与物质文明落后，便不愿虚心对中国文化做进一步的了解，甚至还抱着传播文明以开化野蛮人的态度传教。等而下之，负有本国政府略取殖民地、开拓市场、调查富源的使命者，更无论矣。其中英、美等国的传教士，多属基督教的新派，因为较重视商业，所以传教士尚有沟通人民情感以利推销的任务，政治野心较小。旧派即天主教，以法国人为主，其宗教色彩特别浓厚，排他性亦较强烈，而当时的法国政府又常利用天主教做侵略的工具。因此，19世纪后半期，中国所发生的教案多与天主教有关，民间对于天主教的反感也最强烈。
传教士在民间引起绝大反感之原因，首先在于他们不尊重中国固有的习俗。凡入教者不祭祖先，不敬神佛，不崇孔子，而复男女混杂同做礼拜，这使得一般士大夫与民众都将教民（信教之中国人）当作丧心病狂之徒，而视传教士为伤风败俗之主使人。《北京条约》允许传教士赴内地传教后，立刻激起民间反对。据夏燮所记湖南的情形：
当法人之请领执照也，分遣传教之士游行各省，将至楚，楚南长沙、湘潭一带传教之奸民，相与夸耀其事，以为吐气扬眉，复见天日。楚之士绅闻而恶之，乃撰为公檄，议黜天主教。有畀屋居住者，火之；有容留诡奇者，执之；有习其教者宗族不齿，子弟永远不准应试。大略谓其借宣讲为名，裸淫妇女；设女婴之会，采取红丸。其他种种奸恶，描写尽致。
他们对于基督教的印象非突然而发，自有其历史渊源。自杨光先的《不得已》（参看第十八章第五节）后，又有雍正二年（1724）吴德芝的记载。吴德芝描写基督教的情形道：
（凡入教者）必先自斧其祖先神主及五祀神位，而后主教者受之曰“吃教人”。按一人与白银四两，榜其门以赤纸，上画一长圈，内列十字架，刀、锥、钩、槊皆俱。或曰其所奉神以磔死，故门画磔器也。每月朔望男女齐集堂中，阖门诵经，及暮始散。有疾病不得入常医药，必其教中人来施针灸，妇女亦裸体受治。死时主者遣人来验，尽驱死者家属，无一人在前，方扃门行敛，敛毕，以膏药二纸掩尸目，裹以红布囊曰胞衣，纫其项以入棺。或曰借敛事以刳死人睛，作炼银药，前与人四两，正为此也。
湖南士绅的“公檄”传到江西，正好法国传教士到南昌，江西士绅及应试秀才等群起反对，于是发生南昌教案（1862）。天主教教堂、育婴堂、教民住宅齐被拆毁，巡抚沈葆桢认为是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郭嵩焘不以这种行动为然，他曾写信给曾国藩讨论此事。郭嵩焘的智虑高人一等，他的态度可谓正确，但“一二奸顽”能“煽诱”而酿大乱，自必有其原因。沈葆桢派人秘密访问的结果，可见民情之一斑：
问（秘探）：“你们议论纷纷，都说要与法国传教士拼命，何故？”
答（民众）：“他要夺我们本地公建的育婴堂，又要我们赔他许多银子，且叫从教的来占我们铺面田地，又说有兵船来挟制我们。我们让他一步，他总是进一步，以后总不能安生，如何不与他拼命！”
问：“我从上海来，彼处天主堂甚多，都说是劝人为善，譬如育婴一节，岂不是好事？”
答：“我本地育婴，都是把人家才养出来的孩子抱来乳哺。他堂内都是买十几岁男女，你们想是育婴耶，还是借此采生折割耶？而且‘长毛’（太平军）都是奉天主教的。他们必定要在城内，及近城地方传教，譬如勾引‘长毛’进来，我们身家性命不都休了？”
问：“你们地方官同绅士主意如何？”
答：“官府、绅士总是依他，做官的只图一日无事，骗一日薪俸，到了急紧时候，他就走了，几时顾百姓的身家性命？绅士也与官差不多，他有家当的也会搬去，受罪的都是百姓，与他何干？我们如今都不要他管，我们只做我们的事。”
问：“譬如真有兵船来，难道你们真与他打仗么？”
答：“目下受从教的欺凌也是死，将来他从教的党羽多了，夺了城池也是死，勾引‘长毛’来也是死，横竖总是死。他不过是炮火利害，我们都拼着死，看他一炮能打死几个人。只要打不完的，十个人杀他一个人也都够了。”
这一段对话，差不多将各地层出不穷的教案发生的根本原因做了说明。试想抱如此心情的民众，如得到枪炮不伤身体的法术，他们将会做出什么事情来，便不问可知了。
基督教既为中国社会所摈弃，于是民间稍有知识或安分守己的民众，都拒绝与传教士接近。传教士为了快速传播“上帝的福音”，遂用各种方法吸收信徒，不惜用小利为饵以招收贫贱的人入教，这更增加了人们对教会的恶感。教民既为乡里所不齿，亦心怀愤恨，于是常与平民发生龃龉，发生冲突。教民寡不敌众，受到欺凌，便向传教士诉苦。传教士当然袒护教民，向地方官陈说，干涉教民与平民之间的诉讼，甚至根据教民的一面之词，要地方官吏枉曲平民。州县官如不循其请，传教士则报告领事、公使，由其外交官直接向总理衙门交涉，地方官往往因之获罪。大多数地方官吏辛苦半生才得到实缺，谁也不愿意为教民的事开罪教士，以致前功尽弃。于是凡遇教民与平民之间的争讼，地方官吏便不问是非曲直，总是让教民满意而去。良民受到欺压，无处申冤，因此，若干为地方上所不容的流氓地痞，亦相率加入教会，得到教士做护符，横行乡里，鱼肉善良。愈是如此，教会人士的流品愈劣，教民与平民之间的嫌隙愈深，积成水火，只待机会总爆发。
教会虽然兴办了一些慈善事业，如育婴堂之类，但一般民众对教会嫌隙已深，在大家心目中，根本不相信传教士会做好事，认为他们收养童男少女一定另有作用。何况百余年来民间对基督教仪节的许多附会之说，早已深入人心。于是民间自然流行一种谣言，认为传教士在炼丹采补，暗中挖眼取心以配药熬银（当时人们相信传教士用中国人的眼睛配成之药，可使一百两铅中炼出银八两，其余仍为铅）。传教士听到这类荒诞不经的流言，自是愤懑，更加深了蔑视中国人的心理。
一般士大夫阶级既愤于外国的欺凌，复见传教士诋毁孔孟（传教士曾说孔子被上帝打手心），也群起反对。诚笃的儒者如沈葆桢，同情南昌生员毁教堂的暴动，便是基于这种立场。素以明达外情著称的恭亲王竟向英国驻华公使阿礼国说：“如果英国不贩鸦片，不派传教士到中国，中国人一定欢迎英国人！”他竟将鸦片与传教士相提并论。尤有进者，中国政府素来认定会党是一切变乱之源，几乎倾覆清室的太平军也是信奉“上帝”的叛徒。故就清廷的心理而言，虽然在兵逼城下时，允许基督教在内地传播，但对传教士仍存疑惧之心，所以对条约上答应保护教士与教民的条款，并未向地方官公布，更说不上剀切晓谕。对于士民仇教的言论，清廷亦从未禁止，而且还将那些附会之辞信以为真。
低素质的传教士、教民的嚣张、平民的愚昧、士大夫的煽动、地方官的颟顸、清廷的疑惧等因素互相作用，所以自同治元年至同治十三年（1862—1874），全国几乎年年有教案，处处有教案发生。教案成为当时最棘手的外交问题。每发生一次教案，结果总是清政府屈服，教民与平民仇恨加深。西洋各国并不知道，从鸦片战争到英法联军入北京，他们用大炮军舰所击败的只是清政府，广大的中国民众仍然没有屈服。所以当时流行着“百姓怕官，官怕洋人，洋人怕百姓”一类的话。百姓既然没有屈服，教案便永远无法休止，万一有一天，百姓同“官”合作，同心协力对抗洋人，便要掀起大波澜了。
同治年间最严重的一次教案是“天津教案”，可作教案发生的典型，险些引起中法战争。其概略经过如下：
天津的法国女修士创有“仁慈堂”一所，因无人愿送子女入堂受育，乃用金钱奖励贫苦之家送儿女入堂，这自然引起社会猜疑。同治九年（1870）夏，天津“亢热异常，人心不定，民间谣言甚多。有谓用药迷拐幼孩者，有谓义冢有尸骨暴露者，有谓暴露之尸，均系教堂所弃者，有谓天主教挖眼刮心者，谣言纷纷，并无确证”（三口通商大臣崇厚语）。适“仁慈堂”中儿童日有死亡，天津民众更信谣传，群情大愤，欲派人入堂调查。女修士自然坚拒不允，这更令大家相信谣传。民众呼啸而集，包围教堂，发生口角与殴打，崇厚即派兵前往弹压。不意法国驻天津领事丰大业突“腰间带有洋枪二杆，后跟一外国人，手执利刃，飞奔而来”，见崇厚，一语未毕，竟开枪射击崇厚，幸未射中。崇厚暂时避开，丰大业怒气未消，打毁客室中器物。时街市已聚群众数千，形势汹涌，崇厚再出见法国领事，劝令暂避官署，丰大业不顾而去。丰大业行至中途，遇见前往弹压暴民的天津知县刘杰。丰大业野性勃发，又向刘杰开枪，将其仆从打伤。道旁民众瞥见此事，愤怒不可忍耐，遂蜂起将丰大业痛殴致死。同时，愤怒至极之群众，已怒不可遏，闯入教堂，将其中教士、教民等五十余人全部扑杀，并波及英美传教士住宅。事态既已严重，朝廷乃命直隶总督曾国藩赴天津处理一切。
天津教案酿成的原因，与其他教案初无二致，唯碰上一位粗野横暴、毫无理性的法国领事，始将事态扩大。曾国藩知情形严重，预立遗嘱，准备一死。曾国藩到天津后，查明谣言全属莫须有，允许惩凶赔偿。然自慈禧以下满朝文武，一致相信挖眼剖心之说，舆论沸腾，齐诋曾国藩阿媚洋人。法国本拟乘此时机，大肆需索，厉兵秣马，准备一战。幸普法战争爆发，法国皇帝拿破仑三世已成俾斯麦的阶下囚，中国得免战祸，仅仅道歉、赔款、惩凶了事。
中国社会与教会间的仇隙，随着时间的推移愈累积愈深厚，到19世纪的末期，基督教在中国内地差不多必须靠大炮做后盾才能立足，否则便有被消灭的危险。关于这种情势，少数明达事理的传教士也相当了解，他们曾努力设法去消除教会与中国社会之间的隔膜，虽然没有成功，但他们对于近代科学知识的传播和社会风气的改革都有所贡献。
传教士为了训练教会人士，使人同情宗教，了解宗教，故创立了许多学校。道光二十五年（1845），美国圣公会首创学校于上海（即日后的圣约翰大学），此为我国最早的新式教育机构。同治十年（1871），教会复设文华书院于武昌（后日之文华大学）。此外，如大家所熟知的燕京大学、齐鲁大学、东吴大学、岭南大学、华西大学等以及许多中小学均陆续在道光年间成立。这些学校，虽然是为了宗教的目的而创设的，却为中国培养了不在少数的人才。清政府初兴办外国语文学校时，传教士去当教习者很多，对中国教育也有帮助。
当曾、左、李等人推行自强运动时，各机械厂多附设译书局，译书的方法，多由西方人口述，华人笔录，这些西方人，多属传教士。西方科学技术和文史政教的知识，均赖以输入。清季若干讲求时务人士所吸收的西方知识，泰半是靠这类译书。
在这类传教士中，以英国人李提摩太与美国人林乐知为最著名。李提摩太精通华语，对中国情形相当了解。光绪元年（1875）他与林乐知合创《万国公报》，刊载世界重要消息。光绪十三年（1887），他成立“广学会”，以革新社会风气、启迪中国文化、输入西方知识、辅助中国自强为目的。他们的翻译偏重西洋文史、政治、教育、经济等社会科学书籍。到光绪二十六年（1900年，庚子年）为止，广学会已出书一百四十一种，杂志三种（《万国公报》《中西教会报》《小孩月报》）。李提摩太尝往北京，周旋名卿巨公之间，陈说改革事宜，并献议清廷教民相安之策，颇受欢迎。但他们仍得不到中国士大夫普遍的赞助。原因有三：
第一，他们仍然不能了解中国对孔孟的观念。林乐知曾说：
孔子为大圣人，生于古之世，亦奉上帝之差使，……真可与西方古圣摩西及苏格拉底等同称为耶稣之前驱矣！但论其实，孔子不过为人中之一圣，有觉世之任，而无救世之力者也。上帝所特立为全世界人独一之救主者，唯有耶稣基督一人而已。
第二，他们鼓吹通商过分露骨，将通商与宗教混为一谈的理论，复十分牵强。林乐知说：
（凡不通商之人，）上之不能与上帝交通，下之亦不能享受上帝所赐予之万物。正如浪子自弃其父家，而陷溺于罪恶之中。……可观传道与通商二端，足以包括一切，而无俟他求矣。
这类言论，很难博得中国士大夫的青睐，自不用说。
第三，西方人靠战争胜利取得在中国的传教权，这使得中国人在心理上反感，将基督教的传播视为战败屈辱的象征。李提摩太等人力图弥补，亦不能消除中国人心理上的障碍。
基督教再度在中国传播所引起的教案，是自强运动时期清廷最感头痛的外交问题，因为若干传教士及西方在华外交人员的倨傲横蛮以及清吏的颟顸昏聩，终于演变成义和团事件。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