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一次中日战争
第一次中日战争（1894—1895）敲响了清末自强运动的丧钟。战争爆发的唯一原因是日本的侵朝政策。明神宗二十年（1592），日本人丰臣秀吉首先暴露侵韩野心，造成朝鲜历史上的“壬辰倭祸”。明廷仗义出兵援朝，血战六年始将日本人之野心戢止，但日本觊觎朝鲜的欲望并未一日或忘。俟日本习染欧风后，对19世纪帝国主义者建立殖民地以压榨弱小民族而发扬“国威”的风尚，更是心向往之，自然视中国为其主要目标，朝鲜便成为下手的首要对象。
咸丰三年（1853），一向承受中国文化，闭关自守的日本，在美国舰队司令佩里的武力胁迫之下，签订《神奈川条约》（1854），开商埠与西方各国贸易。如同中国人一样，大多日本人都反对通商，排斥“夷人”。英法联军入北京之后两年（1862），日本人杀死一名英国人，英国海军炮轰鹿儿岛，日本人再度感受到西洋武力的厉害，遂开始追求西方科学技艺知识，遣派留学生出国游学。同治六年（1867）日本明治天皇即位，窃据大权的德川幕府及各地藩主，在朱舜水遗留给日本人的“尊王攘夷”思想所形成的舆论严促之下，将中央与地方的权力全部交还天皇，日本始成为一个统一的国家。
政权统一后的日本，鉴于中国拒绝接受西方文明所遭逢的惨运，所以锐意西化，同时也打定主意要对外扩张。日本初步对外发展的方向有二：一是中国大陆，一是南洋群岛；前者必须占领朝鲜，后者必须占领台湾；无论如何，都必须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
同治十二年（1873），日本外务卿副岛种臣借与中国换约之便，到北京一探虚实，发现清廷官员仍然墨守中国传统的宗藩观念，尚未接受西洋国际法上的宗藩观念，认为有机可乘，乃决定先向台湾下手。台湾事件因琉球问题而起。按琉球自明初即臣属中国，一直入贡不绝，复以地邻日本，势力不敌，亦向日本进贡。这种情势，日本早知道，中国却茫然。适台湾山地人（即当时所谓的“生番”）对各国航海失事漂流到台湾的人士时予杀害。同治十二年（1873），琉球人及日本人漂流至台湾被害者数十人（内有日本人四名），日本人便欲借此兴兵。日本一面封琉球为藩王，并照会各国以取得国际社会的承认，一面由副岛种臣向清廷诘询水手被杀之事，清廷答以“生番系化外之民，未便穷治”。日本人将这句话解释为可以自由行动。时日本国内正因朝鲜拒绝与日本通商之事群情汹汹，大唱“征韩”之论。明白国际形势的日本政府力加劝阻，但仍不能平息武士们的气焰。为了调和国内的纷争，日本政府乃采取两面政策：同治十三年（1874），日本遣西乡从道率兵三千人攻打台湾，如果中国因此对日严重交涉，或引起国际干涉，日本政府可诿称此系个人行动，与日本政府无干；若清廷态度软弱，各国不严责日本的侵略行为，则由日本政府出面，伺机行事。
日军进攻台湾的消息，英国首先通知总理衙门，清廷乃派沈葆桢率兵万余人赴台，英、美等国亦不以日本此举为然。日本人以万一引起中日大战，军事上殊无把握，遂遵从英国调停。双方议定由中国赔偿抚恤银十万两，贴补日军在台房屋修建费银四十万两，并承认日军是“保民义举”，日军自台撤退。清廷对日本让步的理由，事后大学士文祥有所说明：
夫日本东洋一小国耳，新习西洋兵法，仅购铁甲船二只，竟敢借端发难。而沈葆桢及沿海疆臣等，佥以铁甲船尚未购妥，不便与之决裂，是此次之迁就了事，实以制备未齐之故。若再因循泄沓，而不亟求整顿，一旦变生，更形棘手。
对日本来说，台湾事件是一项重大的胜利，日本初得尝武力侵略的果实。受台湾事件的鼓励，日本此后便迈步向外扩张，一直继续七十年。亚洲，甚至世界，从此更加多事了。在这次事件中，中国除了被日本探清底细之外，还轻易送掉藩属琉球，所唯一的“收获”是从此开始兴建海军，以对付这个新兴的敌人。
日本在台湾事件中尝到甜头后，马上转向侵略朝鲜。
朝鲜同日本一样，都是受中国文化熏陶极深的国家。在欧洲势力东侵后，日本已极机敏地放弃中国文化而奋起直追西洋文化，朝鲜则仍抱残守缺，不与外界接触。在日本明治维新以前，日韩关系由对马岛藩主作转介，藩主对朝鲜国王执礼甚恭，双方相安无事。及日本人实行新政，遣使赴朝鲜（1871），使臣身穿洋服，已让朝鲜人觉得不伦不类；复用“皇上”名义诏书，更使朝鲜人觉得荒唐。是时朝鲜国王李熙年幼，由生父李昰应摄政，称号“大院君”。大院君顽固守旧，对日本维新早已深表不满，日本使者既如此表现，故大院君下令断绝两国通商，朝鲜人与日本人交往者处死刑。日本以为受辱，遂有所谓“征韩论”发生。副岛种臣到北京时（1873），便以中国是否管理朝鲜内政外交的话向清廷探询，总理衙门的回答自然是朝鲜虽为我藩属，但清廷向来不过问其内政外交的那一套老话。
光绪元年（1875），日本侵台事件解决一年后，日本派军舰到朝鲜沿海测量水位，居心叵测。日本军舰停泊江华湾，派日本士兵乘小艇入汉江窥探，为朝鲜炮台守兵轰击，日本军舰还炮，毁炮台。消息传到日本，征韩论者之势大炽，他们主张欲乘势攻韩。伊藤博文等人以日本羽毛未丰，不可轻举妄动，力加阻止。日本政府乃派森有礼到北京，表面上请中国调解日本与朝鲜之间的纠纷，实则试探中国态度。在得知清廷无意积极干涉日本与朝鲜之间的问题后，日本政府便遣黑田清隆率军舰到朝鲜，直接威迫朝鲜。方李鸿章等人正与森有礼辩论朝鲜是否为中国“属邦”的问题时，黑田清隆已用武力令朝鲜屈服，订立《江华条约》（1876）。《江华条约》的要点如下：一、朝鲜为自主之邦；二、朝鲜开商埠两处；三、日本人在商埠享有领事裁判权。
日本、朝鲜均将条约通知清廷，清廷并不介意，因为他们认定只要朝鲜承认自己是中国属国便满足了。
光绪五年（1879），中俄关系紧张万分，日本乘机废琉球王，置冲绳县。清廷已不能再对朝鲜问题视若无睹，恭亲王等人认为“日本恃其奸诈，雄视东隅，前岁台湾之役，未受惩创。今年琉球之废，益张气焰。臣等以事势测之，将来必有逞志朝鲜之一日。即西洋各国亦必有群起而谋朝鲜之一日”。所以他们主张开放朝鲜，让各国与朝鲜通商，使“日本不致无所忌惮”。但朝鲜守旧派仍坚持己见，不愿与西洋立约。李鸿章曾两次函劝，均无效果，朝鲜使者金允植竟称：“与其通洋而存，不如绝洋而亡”，其偏激如此，可谓惊人。
但环境逼人，朝鲜欲闭关自守已不可能。光绪七年（1881），大院君失势，以王妃闵氏为中心的新党逐渐当权，欲维新自强。翌年，李鸿章派周馥、马建忠等人与美国海军将官薛斐尔会议美国与朝鲜的通商事宜（朝鲜国王请清廷代为主持此事），订立《朝美修好通商条约》，并由朝鲜国王照会美国总统称：“朝鲜素为中国属邦，而内治外交，向来均由大朝鲜国君主自主。”这是中国在弥补《江华条约》的损失。此后英、德诸国，均用同一方式由中国介绍与朝鲜订立商约。中国对于朝鲜的宗主权，总算在表面上争回来了。
朝美条约订立后不满两个月，朝鲜便发生政变。按自朝鲜国王亲政后，属于大院君的旧派与闵妃重用的亲日派人士互相对立，适朝鲜政府减发士兵薪饷，引起士兵怨言，大院君乘机鼓煽，变乱遂生。光绪八年（1882）七月，乱兵暴民闯入宫中，欲杀闵妃未得，转而攻击日本使馆，日本武官多人遭害，日本公使花房义质逃归。日本乃派军舰赴朝鲜。大院君既重掌政权，日本无从与之谈判，故形势紧张，战争有一触即发之势。时李鸿章丁忧在籍，朝廷命其速即北上，处理朝鲜事变。代理李鸿章职务的张树声亦立刻行动，派吴长庆率海陆军赴朝鲜，首先诱执大院君连夜送到中国拘禁，然后捕杀乱党，乱事迅速平定。俟日兵到朝鲜时发现已无事可做。朝鲜国王恢复掌权后，派人与日本公使会议，订立《济物浦条约》（1882），有朝鲜惩凶、赔款、道歉、日本并得驻兵保护使馆等款。事变发生于壬午年，故世称“壬午事变”。
壬午事变之发生，使中国对朝鲜问题更加警觉。是年十一月，李鸿章统筹朝鲜问题，向朝廷提出数事，其要点为：一、中国派商务委员驻扎朝鲜；二、中国代朝鲜练兵；三、中国驻兵朝鲜以防日本；四、增强中国海军实力；五、加强辽东防务；六、防止俄国势力侵入朝鲜。
这几点意见大致都一一推行。李鸿章荐德国人穆麟德为朝鲜改良海关，并由吴长庆所部军官袁世凯代朝鲜训练军队。
两年后（1884），中法战事紧急，日本驻朝鲜公使竹添进一郎认为中国无暇他顾，乃暗中策划政变。他联络亲日派（开化党）金玉均、洪英植、朴泳孝等人，借邮局成立典礼，邀请各国使节及朝臣赴宴（竹添称病未到）。宴终竹添进一郎突率日本人所训练之朝鲜士兵暴动，刺杀守旧派人士，冲进王宫，挟制朝鲜国王下诏请日本兵入卫，矫诏杀大臣数人，并宣布独立。事变后两日，袁世凯、吴兆有等率所训练朝鲜军两营及驻朝鲜清军进攻王宫，血战竟日，竹添知势不敌，乘夜率兵潜回使馆。朝鲜人愤日本兵之助乱，大肆报复，竹添以事已失败，自焚其使馆以毁灭合谋的证据，率兵逃至仁川。金玉均、朴泳孝、徐光范等人在日本人的保护下，逃往日本。朝鲜的这次政变，世称“甲申之乱”。
日本政府以竹添画虎不成，反使日本为国际舆情所非难，只得将其召归，另派员与朝鲜订立《汉城条约》，由朝鲜赔偿款银十三万两，并向日本道歉了事。日本同时向中国表示决无启衅之意。次年（1885），日本派伊藤博文到天津，与李鸿章会商，订立中日《天津条约》，规定中日两国军队均自朝鲜撤退，由朝鲜自练军队，此后朝鲜有事，一国出兵时，应通知缔约之国，事后仍应撤退。此约为九年后的中日战争伏下一导火线。
是时英、俄两国正因阿富汗问题冲突，英国为防止俄国人自海参崴南下扰香港，突然占领朝鲜东南海的巨文岛，俄国人则图朝鲜的永兴湾。朝鲜海关总税务司德国人穆麟德为执行本国政府助俄向远东发展的政策，暗中怂恿朝鲜君臣联俄以拒他国。朝鲜国王心动，秘密派员赴海参崴请求俄国保护。日本探得此项消息，深恐朝鲜落入俄国人手中，于彼不利，乃转而建议中国加强对朝鲜之控制，以防俄国，英国对此亦有同感。于是中国便得于国际的矛盾局面下，在朝鲜推行积极政策。从此朝鲜的内政外交，全部受中国控制，直到“甲午战争”爆发为止。在朝鲜负责执行这项工作的人，便是二十余岁的袁世凯。
中国在朝鲜的积极经营，逐渐引起日本的嫉妒，何况这十年间日本陆、海军实力已大增强，日本自跃跃欲试。光绪二十年（1894）朝鲜“东学党之乱”，恰好给了日本一个占领朝鲜的机会。
东学党是一种民间半宗教性的会党组织，所谓“东学”，是合儒、释、道再加上土著所信的巫教为一体之学。东学党早在同治年间西方势力初入侵时便已形成，旋即为朝鲜政府所镇压。甲申之乱后，朝鲜君臣仍不觉悟，政治腐败，财政困难，日甚一日，东学党遂乘势而起。朝鲜政府不能平，乃正式请求中国出兵，中国派兵一千五百人赴朝鲜，并照会日本，日本立即遣派大军七千余人到朝鲜首都。东学党闻中、日均派兵到临，纷纷作鸟兽散。乱事既平，中国要求日本同时撤兵，日本人不理，反陆续增兵，蓄意挑起衅端。日本的这种行动，在国际观感上颇居于不利地位，其外相陆奥宗光乃提出中、日两国共同改革朝鲜内政的建议，如中国不接受此项共管朝鲜的办法，日本决意单独行动。
陆奥宗光的策略十分有效。中国坚持日本先撤兵再谈朝鲜之事，日本则抱定朝鲜内政未改革以前，决不撤兵的态度，并利用往返争论的时间做战争的准备。李鸿章最初信任俄国公使喀西尼的话，以为俄国人将出面干涉，故对军事未做积极部署；到日、俄两国已达成谅解，日本对俄国保证决不侵犯朝鲜领土后，俄国公使便以“只能以友谊劝日撤兵，但未便用兵强勒日人”的话通知中国。日本在军事上与外交上的布置均成熟后，乃于7月23日用兵占领朝鲜王宫，强迫朝鲜国王宣言独立，废除中国与朝鲜之间的一切条约，同时在朝鲜海面击沉中国运兵兵船，并进攻牙山之清军。8月1日，两国均下诏宣战。
中国陆军在朝鲜境平壤一带布防者，不过一万五千余人，日军以四万以上兵力进攻，众寡悬殊，加以指挥权事不一，遂为日军所败。日军渡鸭绿江，连陷九连、凤凰、旅顺、大连等地。九月，中国海军主力北洋舰队复败于黄海，退守威海卫，日军攻陷山东荣成，绕攻威海卫后路，海军提督丁汝昌自杀，北洋舰队全部覆灭。至是，中国已告战败，只得求和。
日本不意中国如此不堪一击，野心大增，对中国迭次所提和议，均借故拖延，欲获得较多之战果，以求议和条件之更为有利。光绪二十一年（1895）3月，清廷在军事上已濒于绝境的时候，只得徇日本人的要求，遣派李鸿章赴日谈判，4月17日《马关条约》签订。中国为了保有最后一个藩属而不得，反而遭受极严重的损失。《马关条约》的主要内容有：
一、朝鲜独立。
二、割辽东半岛、台湾岛及其附属岛屿、澎湖列岛与日本。
三、赔款银两万万两。
四、允许日本人在中国各通商口岸从事商业工艺制造。
五、凡西洋各国在中国所获得的各项特权日本均得享受。
其中割让辽东半岛，因与俄国侵略中国的利益相冲突，故俄国欲联合德、法出面干涉。日本则表示英国可占舟山，俄国可占“北满”，德国可取沿海一岛，以求保有辽东半岛。日本人慷他人之慨的政策未生效果，俄国不仅视整个东北三省为其禁脔，且欲染指朝鲜。日本逼于实力，被迫将辽东半岛归还，由中国出银三千万两为交换条件。
台湾民众听闻政府将台湾割让给日本，群情激昂。巡抚唐景崧、总兵刘永福领导抗日，日军率兵进攻，经过激战后，始占领全岛。甲午战争至是结束。
中国之败于日本，事前若干熟悉远东内情的西方观察家大致都已料到。日本自信能胜中国，但不意其胜如此之易。中国则除极少数人了解敌我强弱形势，知道战事实无获胜把握者之外，举国上下，莫不认为倭人实不堪一击。及至中国海军陆军均告败绩，大家并不面对现实作一反省，却将战败之罪，全部诿之李鸿章一人。御史安维峻《劾疆臣跋扈疏》所叙事实，虽未为朝廷采纳，然传诵一时。朝野济济多士，咸将安维峻看作直言极谏的英雄。现在且将其奏文节录如下，以见当时大家脑中的观念。安疏谓：
窃北洋大臣李鸿章，平日挟外洋以自重，今当倭贼犯顺，自恐寄顿倭国之私财付之东流，其不欲战，固系隐情。及诏旨严切，一意主战，大拂李鸿章之心。于是倒施逆行，接济倭贼煤米军火，日夜望倭贼之来，以实其言。而于我军前敌粮饷火器，则有意勒扣之。有言战者，动遭呵斥。闻败则喜，闻胜则怒。淮军将领，望风希旨，未见贼先退避，偶遇贼即惊溃。
李鸿章之丧心病狂，九卿科道亦屡言之，臣不复赘陈。唯叶志超、卫汝贵，均系革职拿问之人，藏匿天津，以督署为逋逃薮，人言啧啧，恐非无因。而于拿问之丁汝昌，竟敢代为乞恩，并谓美国人有雾气（意谓蒸汽机）者，必须丁汝昌驾驶。此等怪诞不经之说，竟敢直陈于君父之前，是以朝廷为儿戏也。而枢臣中竟无人敢为争论者，良由枢臣暮气已深，过劳则神昏，如在云雾之中。雾气之说，入而俱化，故不觉其非耳。
张荫桓、邵友濂为全权大臣，尚未明奉谕旨，在枢臣亦明知和议之举不可对人言，既不能以生死争，复不能以利害争，只得为掩耳盗铃之事，而不知通国之人早已皆知也。倭贼与邵友濂有隙，竟敢索派李鸿章之子李经芳为全权大臣，尚复成何国体。李经芳乃倭逆之婿，以张邦昌自命，臣前已劾之。……而不知李鸿章久有不臣之心，非不敢反，直不能反。彼之淮军将领，类皆贪利小人，绝无伎俩。
这封奏章所叙述的事实，谁都知道“怪诞不经”的不是李鸿章。不过安维峻也是有根据的，并非凭空捏造。
光绪二十年（1894）十一月，战事正紧张时，有人参奏天津船户运米赴海口，拆开来检查一看，发现其中非米而是火药，上有督署关防，朝廷亦竟以此下谕质询李鸿章。同时又有人报告津沽铁路会办吴懋鼎以米八千包接济日军，甚至“举铁路以与倭人，亦在意料之中”。类似这种消息，在当时层出不穷，此即安维峻的“人言啧啧”也。将战败责任诿诸李鸿章一人，便可见当时大家仍然不承认中国会败于日本。光绪皇帝的亲信文廷式等五百余人联名劾李鸿章的奏章，最足以代表这种思想。他们责备李鸿章“用一卫汝贵而百战之淮军化为叛卒，用一丁汝昌而大桅之铁甲尽属漏舟。倭国国势兵力不能与西洋各国同年而论，国债重而民力困，则根本未坚也。有快船而无巨舰，则武备不足也。兵出卒募，非素练之师也。权纷于党论，非划一之政也。东事之兴，凡曾经阵战之士，通晓夷情之人，莫不以为螳臂当车，应时立碎，虽西人亦凿凿言之，而事竟有大谬不然者”。
被众人指摘的李鸿章认为“此次之辱，我不任咎也”。当中国海战陆战初挫于日时，他曾上书自辩道：
方倭事初起时，中外论者皆轻视东洋小国，以为不足深忧。而臣久历患难，略知时务，夙夜焦思，实虑兵祸连结，一发难收。盖稔知倭之蓄谋与中国为难，已非一日，审度彼此利钝，尤不敢掉以轻心。凡行军制胜，海战唯恃炮船，陆战唯恃枪炮，稍有优绌，则利钝悬殊。倭人于近十年来一意治兵，专师西法，倾其国帑购制船械，愈出愈精。中国限于财力，拘于部议，未能撒手举办。……无饷、无械、无兵……以北洋一隅之力，搏倭人全国之师，自知不逮。
所以他建议：“不存轻敌之心，责令诸臣多筹钜饷，多练精兵，内外同心，南北合势，全力专注，持之以久，而不责旦夕之功，庶不堕彼速战求成之诡计。就目前（1894年9月）军事而论，唯有严防渤海以固京畿之藩篱，力保沈阳以固东省之根本，然后厚集兵力，再图大举。”
纯就军事而论，李鸿章的“我不任咎”的话是有理的。他自从日本入侵台湾之时起，即主张以日本为假想敌扩张海军。但自光绪十四年（1888）开始，海军经费即被挪用修建颐和园以作慈禧太后归政后游乐之处，海军从此未添置新舰。中日战争爆发前六个月（1894年2月），丁汝昌请求改装铁甲船镇远与定远上的大炮，共需银六十一万三千余两，但海军衙门一文莫名。两个月后（4月）海军大校阅，李鸿章发现缺点很多，再向朝廷提出暗示：
添置船艇、慎固陆防、推广学堂三端，实为不刊之论。西洋各国以舟师纵横海上，船式日异月新。臣鸿章此次在烟台、大连湾亲诣英、法、俄各铁舰详加察看，规制均极精坚，而英尤胜。即日本蕞尔小邦，犹能节省军费，岁添巨舰。中国自十四年（1888）北洋海军开办以后，迄今未添一船，仅能就现有大小二十余艘勤加训练，窃虑后难为继。
他说这番话后不到五个月，中国海军败于黄海。西洋旁观者也认定，日本军舰多系新购，每小时速度超过中国军舰三海里至五海里，速率相差过大，是中国海战失败的关键。
李鸿章所建议集全国之力以进行持久战的计划亦不为当局所采纳。其甚者竟坐观成败，漠不关心。美国传教士林乐知所著《中东战纪》叙述中国海军分为北洋、南洋、闽洋、粤洋四支，彼此互不相统属，“若彼秦越人之肥瘠，漠然不加喜戚于其心”。该书纪有一事，足证李鸿章所求“内外同心，南北合势”之不可能：
中国降日十舰中，有广丙一船。实缘甲午春间大阅海军之故，连同广甲、广乙二舰，自南方檄调会操者也。迨操毕，而战氛忽起，遂即并入北军以壮海国之声势。六月二十三日（7月25）广乙护送高升轮船载兵往牙山，遇敌火攻，全船灰烬。八月十八日（9月17）鸭绿江之战，广甲逃回大连，中途搁于沙碛，亦告沉没。广丙则独存。华人怜甲乙而重丙，此亦情理之常。然自外人观之，则与定、镇诸舰，同于一丘之貉而已。乃牛道（昶昞）致书伊东提督（日本受降之海军将官）时，忽间以数语云：“广甲、广乙、广丙三舰，向隶广东，冠以广字，可为证明。查广东一省，本与战事不相干涉，今甲、乙遭水火之劫仅存一丙，北洋已无以对广东。望贵提督念广东为局外之义，并念该舰管带官张副将，日来有往返传语之劳（按所谓张副将，即程某人），可否提出该舰，即交与该副将带回广东，俾得于总督前略存体面，不胜感激。”
这样的事情，自然要“万国哗传，引为笑柄”。宜乎西方人要说：“从一义言，非中国与日本战，实李鸿章与日本战。”以李鸿章一人而战日本三千万人，胜负自是分明。
议和之重任亦由李鸿章一人承担。方海陆军初败，慈禧命翁同龢转达旨意与李鸿章，嘱其请托他国调停和议，翁同龢则不愿参与和议，以免遭举世诟骂。及日军陷辽东半岛、威海卫，北京危如累卵之时，李鸿章始奉命赴日本作城下之盟，其不畏使命之艰巨，不计个人毁誉的牺牲精神，与其他士大夫放言高论以邀名阿世相较，自不可同日而语。
光绪二十一年（1895）3月20日，李鸿章与日本首相伊藤博文首次会议于马关，日本外相陆奥宗光参与此项会议，据他记录：
李鸿章与伊藤总理系旧相识，故私人谈话，亘数小时之久云。彼不似古稀以上之老翁（时年七十二岁），状貌魁梧，言谈爽快，曾国藩谓其“容貌辞令，足以服人”，诚属确评。然此次使命，彼立于一切不利之地位。彼此会谈中，伊藤总理谓：“曩者中国张、邵两使来时，不特其携带之全权委任状不完全，且当时中国尚无真实求和之诚意，故使命归于无效。”彼答云：“若中国无切望和睦之诚意，当不命余当此重任，余不感媾和之必要，亦不敢当此重任。”暗抬自己之身份，以博我（日本）之信任。彼又谓：“中日两国为亚细亚洲常被欧洲强国猜疑之两大帝国，且两国人种相同，文物制度亦同，今虽一时交战，不可不回复彼我永久之交谊。幸而此次干戈止息，则不特恢复从来之交谊，且冀更进而为亲睦之友邦。抑在今日东洋诸国，对于西洋诸国位置者，天下谁能出伊藤伯爵之右？西洋之大潮，日夜向我东洋注流，是非吾人协力同心，讲防制之策，黄色人种结合以抗白色人种之秋乎！唯信此次交战，当不碍恢复此两帝国之天然同盟。”……更谓“此次战争，实获得两个良好结果：其一，日本利用欧式海陆军组织，功绩显著，以证黄色人亦不让于白皙人种。其二，依此次战争，中国觉醒其长夜梦，是实日本促中国自奋，以助其将来之进步，利益可谓宏大。故中国虽有多数怨恨日本，然余却多感荷。且中日两国为东洋大帝国，日本有不弱于欧洲之学术知识，中国有天然不竭之富源，若将来两国得相结托，则对抗欧洲强国，亦非难事”。（正式记录中无此段文）
这一席话，确有真知灼见，然战胜之日本人，正骄矜不可一世，自然听不入耳。陆奥宗光唯亦佩服其“纵横谈论，务引起我之同情，间以冷嘲热骂，以掩战败者屈辱地位”的谈吐，对于这位“奉命异域，连日会见，毫无疲倦之容，可谓尚有据鞍顾盼之感”的七十多岁老翁不胜推崇。
3月24日，一日本人竟于李鸿章结束会议返回府邸时持枪狙击之，李鸿章顿时晕厥。子弹入面颊，人均劝其开刀取出，而“李（鸿章）慨然曰：‘国步艰难，和局之成，刻不容缓，予焉能延宕以误国乎，宁死勿割。’刺之明日，或见血满袍服而言曰：‘此血所以报国也。’鸿章潸然曰：‘枪予命而有益于国，亦所不辞。’”（梁启超记）。和议成后诟骂猬集，李鸿章曾因此写信给新疆巡抚陶模：
十年以来，文娱武嬉，酿成此变。平日讲求武备，辄以铺张靡费为疑，至以购械、购船，悬为厉禁。一旦有事，明知兵力不敌而淆于群哄，轻于一掷，遂至一发不可收拾。战绌而后言和，且值都城危急，事机万分，更非平常交际可比。兵事甫解，谤书又腾。知我罪我，付之千载，固非口舌所能分析矣！
探求失败的原因，除了李鸿章个人自辩之原因外，即以李鸿章而论，他也只看到“平日不讲求武备”，也认为“倘使当时海军军费按期如数发给，十年之内，北洋海军船炮可甲地球矣。何至大败”！其他朝臣，更无论矣。故无论众人如何怨李鸿章，无论李鸿章如何为自己辩护，总之，他的事业是毁败无成了。甲午战争不仅意味着李鸿章个人事业的毁败，更代表一个旧的时代——船坚炮利的自强运动时代已经过去，一个的时代即将来临。《马关条约》订立的那一年，康有为已经两次公车上书，孙中山先生也组织兴中会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