自强运动的阻碍
第一次中日战争，证明中国的军事近代化政策成效不彰，其原因何在？若只用“昏庸无能”四个字谴责当时新政的主持人，便太简单了。事实并非如此单纯。
首先我们得知道，当时了解一些世界情势、明白中国所处地位的人士十分稀少。大多数知识分子、朝廷的主政者，仍然自以为中国是天朝，此外都是蛮夷。这类人物，对于一切洋务都反对，都仇视，不仅认为洋务不足以救国，甚至认为自强运动是亡国运动，推行自强运动的人不啻汉奸国贼。他们的势力很大，言论也颇动听。曾国藩的老朋友、名重一时的理学家、位至大学士的倭仁便是这一派的代表人物。北京同文馆拟增设天文算学馆，倭仁竭力反对，他认为：一、天文算学疆臣可行，皇上不可行；二、如势在必行，请将考入同文馆的翰林进士科甲有职事人员的原有名义全部撤销（因为这些人考入同文馆，便有玷科甲）；三、西法本不行于中国，皆总理衙门诱导皇帝行使之，理当得罪。
他还说：
窃闻立国之道，尚礼义不尚权谋；根本之图，在人心不在技艺。今求之一艺之末，而又奉夷人为师，无论夷人诡谲未必传其精巧，即使教者诚教，学者诚学，所成就者，不过术数之士，古往今来未闻有恃术数而能起衰振弱者也。天下之大，不患无才，如以天文算学必须讲习，博采旁求，必有精其术者，何必夷人？何必师事夷人？
他的反对并没有动摇朝廷的旨意，但“守旧之徒，群起附和，以新学为诟病，而有志之士，劫于众论，瞻顾而不敢涉足，故馆虽设而不能得人才”。同文馆的成效如何，便不问可知了。另一位大学士阎敬铭谈到外交人才时，竟叹道：“焉有正士而屑为此者。”舆论操在这批人手中，新政的推行自然要受到真正的伤害。
大家反对最激烈的，是建筑铁路。他们反对的理由甚多，归纳起来有下列数项：
一、铁路吵闹之声，足以打搅坟墓中人的安宁；
二、修筑铁路必占据田宅，拆毁庐墓，使生者无家可归，死者尸骨暴露；
三、铁路一成功，原有贩夫走卒均因而失业，必啸聚为盗匪；
四、穷乡僻壤必因铁路而染“夷风”“崇邪教”，败坏风俗；
五、铁路使敌人运兵方便，无异于为敌人施“缩地术”。
就连日后赞同康有为维新的翁同龢也认为铁路只能在边疆修筑，李鸿章不知道费了多少唇舌才建成了一条津沽路。
守旧派当然反对一切官商合营或官营事业，认为“官而业商，谓之忘廉，商而预官，谓之越份”。他们认为创立海军是“妄人”在“竭中华凋敝之赋，买狡夷窳下之船；用我之短，争彼之长；其愚已甚”（李慈铭语）。倭仁的学生徐桐仇视洋务可谓登峰造极。他在京的住宅恰巧对面有一座洋楼，每日数见，大不高兴。然其住宅对官运有利，徐桐不愿迁徙，乃另辟一门出入，以免看见洋楼。其得意门生严复奏请开经济特科，徐桐立刻与之绝交，并称：“宁可亡国，不可变法。”名士李慈铭在北京做官数十年，作有《越缦堂日记》，他的言论，大可让今日的我们了解清末自强运动的主持人物，是在何等艰难的环境中奋斗。他在日记上批评李鸿章“深信夷人，动效夷法，广作机器，久糜巨资”，虽不可杀，也有重罪。至于张之洞等人“群邪交煽，并为一谈（指主张筑铁路之事），国不悉法，此辈祸未已也”。曾出使英国的郭嵩焘，世界知识自高人一等，总理衙门特将其出使期间所见所感而成的《使西纪程》一书印行，欲振聋发聩。李慈铭阅毕此书后，将郭嵩焘痛骂一顿：
嵩焘自去年在福建被召时，即上书痛劾滇抚岑毓英（因岑毓英暗中派人杀害英国译员马嘉理，引起严重交涉之事），以此大为清议所贱（“清议”乃守旧派自称）。入都以后，众诟益丛，下流所归（“下流”指主张洋务者），几不忍闻。去年夷人至长沙，将建天主堂，其乡人以嵩焘主之也，群欲焚其家，值湖南乡试，几至罢考（可见民情）。迨此书出，而通商衙门为之刊行，凡有血气者，无不切齿。于是湖北人何金涛以编修为日讲官，出疏严劾之，有诏毁板，而流传已广矣！嵩焘之为此言（主张洋务），诚不知是何肺肝，而为之刻者又何心也！嵩焘力诋议论虚骄之害，然士大夫之冒为此议论者，又有几人哉？呜呼，余特录存其言所以深著其罪。
读完这一段日记，我们还可想见李慈铭义愤填膺的情形。从他的笔端，我们可以了解到在守旧派心目中，推行自强运动的人们是如何罪大恶极。不过守旧派也有高兴的时候。光绪十一年（1885）二月初八，李慈铭记道：“是日闻英夷巴亚哩（Parkes）死于夷邸，朝野为之相庆。”
曾国藩办理天津教案（1870），因为不信“清议”所称法国传教士及修女会“挖眼剖心，采生配药”，被全国攻讦，“不禁痛哭流涕”。李鸿章受“穷京官烂名士”的“戏弄”，更不知有多少次，其内心所怀的悲愤，偶尔从他的书信上可以得窥一二。他给刘铭传写信说：
办天下大事，贵实心，尤贵虚心。非真知灼见不能办事，亦不能论事，贵耳贱目，最足误事。鸿章老矣（时年六十八岁）！报国之日短矣！即使事事顺手，亦复何补涓埃！愿当路诸大君子，务引君父以洞天下中外真情，勿徒务虚名而忘实际，狃常见而忽远图。天下幸甚，大局幸甚。鸿章一片愚忱，一腔热血，不自知其言之过也，万罪万罪。
他在写给王闿运的信中说道：
天下事无一不误于互相牵制，遂致一事办不成，良用喟叹。……今各国一变再变，而蒸蒸日上，独中土以守法为兢兢，即败亡灭绝而不悔。天耶人耶，乌得而知其故耶。
从这些沉痛的话语中，我们当可了解自强运动的推行，实是困难重重。每一项新兴事业，都不知道要经过多少辩论，受多少阻挠，主持的人也不知道要忍受多少怨，承担多少责难，然后才得成功。这样一点一滴地逐渐累积，居然使这个古老陈腐的大帝国在三十余年中装饰得焕然一新。
守旧派对自强运动的阻挠，曾、李、左等人，尚可一秉其爱国爱民的热忱，在艰难困苦的环境中奋斗出一点儿成绩，所以守旧派还不算是自强运动真正的阻碍。自强运动真正的最大障碍是主持这项事业的人们的知识受到限制。他们与同时代的士大夫一样，都是在中国旧社会中成长，受中国传统文化熏陶很深的人士。他们对于西方政治、法律、教育等各方面的知识，都茫无所知。至于对西洋各国之所以富强，对科学机器与政治、教育、法律等有何关系的了解，他们自然更谈不上了。
曾国藩于道光二十二年（1842）在北京给他的父亲写信说道：“英夷去秋在浙滋扰，冬间无甚动作，若今春不来天津，或来而我师全胜，使彼片帆不返，则社稷苍生之福也。”
道光二十九年（1849）徐广缙在广东利用“义民”聚众拒绝英国人入城，曾国藩亦十分佩服，他的家书上说：“英夷在广州复请入城，徐总督办理有方，外夷折服，竟不入城，从此永无夷祸，圣心嘉悦之至。”
这种见解，与一般士大夫完全一致。不过一到治军时，曾国藩便开始知道“夷炮”有用，要叶名琛在广州购买（1854），并坦白承认“湘潭、岳州两次大捷，实赖洋炮之力”了。咸丰八年（1858），他甚至说：“轮船之速，洋炮之远，在英法则夸其所独有，在中国则震于所罕见。”因此他主张速购船炮，使英、法失其所恃。其言外之意，只承认中国船炮不如西洋。不过咸丰十年（1860）后，英、法愿意出兵助剿太平军时，他坚决反对，又提“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与“真美人不争珠翠，真书家不争笔墨，然则真将士之善战，岂必力争洋枪洋药乎？”的理论。他提出这种言论的原因，一方面是防止部下将士羡慕常胜军的武器而懈于作战，另一方面也是为国家前途着想，因为“自古外夷之助中国，成功之后，每多意外要求”，并不是真正反对使用西洋武器，而是仍然主张“将来师夷智以造炮制船，尤可期永久之利”。他在写给朋友的信上说到自强之道：
欲求自强之道，总以修政事求贤才为急务，以学做炸炮、学造轮舟等具为下手工夫。但使彼之所长，我皆有之。顺则报德有其具，逆则报怨亦有其具。若在我者，挟持无具，则曲固罪也，直亦罪也，怨之罪也，德之亦罪也。内地之人民媚夷，吾固无以制之；人人仇夷，吾亦不能用也。
又说：
鄙意求胜于洋，全在中国官不要钱、兵不儿戏，不在纳税之盈绌，尤不在体制之崇卑。
由此可见曾国藩认为我们向西洋效法的自强之道，亦仅只限于船与炮。但他反对虚骄，与外国人交涉，“根本不外孔子‘忠信诚笃’四字”。他说：
自古善驭外国，或称恩信，或称威信，总不出一“信”字。……中心待他只有七分，外面不必假装十分。既已通好讲和，凡事公平照拂，不使远人吃亏，此恩信也。至于令人敬畏，全在自立自强，不在装模作样。临难有不可屈挠之节，临财有不可点染之廉，此威信也。
这足以充分显现一位受传统文化熏陶极深的中国士大夫对外交的基本原则。采取这种原则，去和早已习惯于纵横捭阖、狡诈矫伪的西方各国公使打交道，焉能不吃亏！但谁也不能令他不如此，因为就他的思想背景与所处的时代而言，这种态度是无可非议的。
从同治九年（1870）起，李鸿章便成为自强运动最主要的负责人。他同曾国藩一样，出身中国旧社会。同治元年（1862），李鸿章到上海首次与西方人接触后，写信告诉曾国藩，自认“竟如李陵、王嫱之入匈奴”，只得“拼此孔危之躯涉风涛而不撼”。其使用“鬼方”的常胜军，实系俯顺商民舆情，不得已而为之。他说：“未便以外国之法，用我中国之兵，以中国之兵，听外国之命也。”
他安葬华尔时，用中服中礼，“以全其效命中朝之志”。数月之后，他的态度开始转变，对曾国藩“制胜之道，在人不在器”的理论便已微露不满。他已彻底承认西方“大炮之精纯，子药之细巧，器械之鲜明，队伍之雄整，实非中国人所能及”，唯洋兵“独未能扎营住帐房，又临敌审慎，胆气多歉，此则不及中国好兵耳”，因此戒谕部下“虚心忍辱，学得西人一二秘法，期有增益”。又恐怕曾国藩误会，故婉转解释道：“鸿章岂敢崇信邪教求利益于我，唯深以中国军器远逊外洋为耻耳。”到上海一年后，他已不顾一切“雇洋人数名分给各营教习”，并向外国购买西洋军器。他写信给曾国藩道：
若火器能与西洋相埒，平中国有余，敌外国亦无不足。俄罗斯、日本从前不知炮法，国日以弱。自其国之君臣卑礼下人，求得英法秘巧，枪炮轮船渐能致用，遂与英法争雄长。中土若于此加意，百年之后，长可自立，仍祈师门一倡率之。
李鸿章所处的环境加上他个人特别锐敏的观察，短期之内使他发生了巨大的转变，他甚至在那时便已注意到要办“海防”。李鸿章接受新知识的速度可谓迅捷，是年（1863）他向朝廷建议在上海设广方言馆时称：“洋务为国家怀远招携之要政”，必须“尽得西人之要领，而思其所以驾驭之，绥靖边陲之原本实在于此”。西人之要领，不仅限于“船坚炮利”，还有“测算之学，格物之理，制器尚象之法”。李鸿章的这种观念已较其他主张自强的人进步了。他在对外态度上已相当了解中国的处境，绝少虚骄之气。他说“外国猖獗至此，不亟亟焉求富强，将何以自立耶”！他痛惜“千古变局，庸妄人不知，而秉钧执政亦不知”的情形；他了解“中原粗定，东南渐习恬嬉，内衅外患，千疮百孔”的“殷忧”；他深知“居今日而曰攘夷，曰驱逐出境，固虚妄之论，即欲保持和局守疆土，亦非无具而能保守之也”的严重局势。但是，他所能做的，所想到要做的也只限于学习西方的科学技艺以及一些轻工业与交通建设。我们今日看他固是浅陋，他所接触到的只限于西方富强原因的皮毛，但他在当时已经是“一发狂言，为世诟病”了。
在外交上，李鸿章不似曾国藩的忠厚，他已略染“欧风”，懂得一些纵横捭阖的手法。光绪元年（1875），他为了孤立英国公使威妥玛，也知道利用慈安太后的寿辰，在烟台用西餐欢宴各国公使及海军司令，席间并起而致辞道：
一国的见识无多，聪明有限，必须集各国的才力聪明，而后精益日精，强益日强。国与人同，譬如一人的学问，必要出外游历，与人交际，择其善者，改其不善者，然后学问愈进，知识愈开，国家亦然。
李鸿章的这一席话博得了各国公使及将领的好感，威妥玛知道他的对手已经不是耆英、伊里布、徐广缙、叶名琛之类了，也就不再多所要挟（因马嘉理案而有之交涉）。拿他的言行与同时的倭仁、李慈铭、徐桐相较，真不啻霄壤。可惜的是，他仍然没有机会研究国际法，只能在对外国的态度与交涉的技巧上有进步，对外国所设的圈套仍然无法识破。
此外如左宗棠、沈葆桢等人，对于“船坚炮利”政策的推行都不遗余力，唯其世界知识，则都不如李鸿章。左宗棠虽创设马尾船厂，但禁止其子乘坐轮船。当中俄为伊犁问题争执不决时，左宗棠是主战派，他认为俄国陆军虽强，总不如太平军、捻军、回军之难剿，其见识可知。沈葆桢乃林则徐女婿，为官清廉有名，对外侮的亟迫有极深的印象，马尾船厂差不多由他一手完成，唯他所知的洋务，亦仅止于军事。同治元年（1862）南昌教案发生，生员聚众拆毁天主教的教堂，引起严重交涉。沈葆桢内心颇同情儒生的举动，认为系国家“二百年养士之报”。就当时的环境而言，一个受中国文化熏陶很深而又爱国的士大夫，当然要卖力学习夷人长技，同时又反对在他们心目中“伤风败俗”的“邪教”。
满人亲贵如恭亲王奕䜣、军机大臣文祥等人，于英法联军撤退后，便有省悟，明白“治国之道，在乎自强。而审时度势，自强以练兵为要，练兵又以制造为先”。西洋各国能横行海外的原因，“唯恃船坚炮利”，但其奥妙又不轻易告人。所以他们要曾、李等人趁剿太平军的时机，“托名学制以剿贼”便可得到西洋的秘法。没有想到英、法等国的“秘有技巧”竟完全公开，他们自然喜出望外，于是集中精力学习西洋的“制造”，不遑顾及。
在识见上较曾、李等略胜一筹的只有郭嵩焘一人，但他的卓见遭受时人无情的攻击，没有被朝廷采撷实行的可能。远在同治元年（1862）南昌教案发生时，郭嵩焘的见解便高出时人。他写给曾国藩的信上说：
国家办理夷务二十余年，大抵始以欺谩，而终反受其凌践。其原在不知事理。天下籍籍，相为气愤，皆出南宋后议论。历汉唐千余年以及南宋事实，无能一加考较，此其蔽也。《传》曰：“唯礼可以已乱”，奈何自处于无礼以长乱而助之披猖乎！至于寇乱之生，由一二奸顽煽诱；愚民无知，相聚以逞，遂至不可禁制。所欲拆毁教堂者，无识之儒生耳，其附和以逞，则愚民乘势劫掠为利。民数聚则气嚣，气嚣则法废，而其足以致乱一也。君子不屑徇愚民之情以干誉，故法常伸而民气以肃。欲以此意告幼丹中丞（沈葆桢），视其举国如酲，非疏贱之言所能发其覆也。
光绪二年（1876）他奉派为驻英公使（乃清廷首次派正式使臣驻扎外国），所著《使西纪程》，对西方富强之道已有进一步的认识。他说：“西洋立国，自有本末，诚得其道，则相辅以至富强，由此而保国千年可也，不得其道，其祸亦反是。”
他不仅已注意到“西洋立国，自有本末”，绝不限于科学技艺，而且提出只重视科学技艺，还会得祸的警语。次年，他写信告诉李鸿章，更进一步提出立国之本在政教修明、士民殷富。他说：
西人富强之业，诚不越矿务及汽轮舟车数者，然其致富强，固自有在。窃论富强者，秦汉以来治平之盛轨，常数百年一见，其源由政教修明，风俗纯厚，百姓家给人足，乐于趋公，以成国家磐固之基，而后富强可言也。……亦岂有百姓困穷，而国家自求富强之理！今言富强者，一视为国家本计，与百姓无与。官俗颓敝，盗贼肆行，水旱频仍，官民交困，岌岌忧乱之不遑，而轻言富强，只益其侵耗而已。
他的这番话，无异于将当时的各种新兴事业比作锦绣之中装败絮，沙滩之上筑大厦，恰当之至。一到涉及立国根本，李鸿章只能顾左右而言他。郭嵩焘受尽时人讽评，没有一个同志（曾国藩从前听郭嵩焘提出翰林要习洋务的主张，也不禁为之大骇），他的言论只能供后人欣赏，在当时毫无作用可言。
自强运动主要领导人的知识，既囿限于他们所处的环境，他们所推行的自强运动不能达到他们预期救亡图存的目的，自不待言。在这种情况之下，他们所推行的新兴事业，自不能有通盘计划统筹总办，都是各就其力量所及，通过旧制度下的古老机构，运用旧社会所陶冶出的人士创办新事业，个中困难，仅有相同处境的人才可能体会到。虽然如此，他们究竟做了许多事情，这三十余年并没有白白浪费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