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道教与旧有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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道教于晋时称“天师道”,士大夫信奉的甚多,例如东晋名族王氏,便世奉天师道。当时道家可分丹鼎、符录二派,丹鼎派以烧炼服食为事,符录派以经咒醮祷为务。同时因玄学盛行,道家者流,常窃取《易经》、《老子》的义理,以自文饰。晋初有葛洪者,著《抱朴子》,便是拿炼丹服药的理论,来附会易老。这类道书,甚合江左士大夫的脾胃。东晋东南沿海地区,道教尤为盛行,信徒极多,东晋末年的孙恩、卢循,都是以道教惑众而倡乱的。但道教在南方的势力,究不如佛教,南朝君主信道的也不多。梁武帝少年曾受道法,初即位时犹信道,崇道士陶弘景;陈武帝因世居吴兴(今浙江湖州市),受当地风俗影响,也信道教,但二人后来均改信佛教。

北魏君主自道武帝起,开始奉佛。至太武帝,应崔浩之请,改信道教,并奉道士寇谦之为天师,于是道教盛行于北方。其时道教若干经典仪式,多取法于佛教,但其教义终不出符录丹鼎的范围,不如佛法的渊微。太武曾亲至道坛受符录,其后魏室每位君主即位时也必受符录,成为故事。东魏末年,高澄崇道,曾置馆宇于邺,使道者居之。北齐君主,多不信道。北周则崇信道教,但到周武帝时,与佛教同遭摧残。其后直到唐初,道教始再度得势。

道教与佛教在北方同时盛行,因此双方屡次发生冲突。魏太武帝、周武帝的两度灭佛,都与道教有关。崔浩世奉天师道,因劝太武帝信道,遂有灭佛之举,其后更演为剧烈的政治斗争。太武太子晃笃信佛法,师事沙门玄高,高为崔浩及寇谦之所谮杀,于是太子晃深怨崔浩。其后崔浩以修国史事,开罪鲜卑,为太武所族诛,太子晃颇有构陷的嫌疑。[参看牟润孙《崔浩与其政敌》(载《辅仁学志》十卷一、二期合刊)]周武帝的灭佛,则系利用道士张宾之说,因沙门争之,乃并罢道教。南朝因道教的势力不敌佛教,因此没有发生剧烈的冲突。

南北朝时代旧有的宗教,除佛教和道教外,尚有许多由来甚久传播甚广的迷信,花样繁多,主要的有淫祀、厌诅、图谶、卜筮、占梦、相术等。淫祀即滥祀各式各样的神,这种风气,魏晋时即已盛行,至南北朝仍不稍衰。南朝宋武帝曾下诏禁淫祀,但到孝武帝时又开始修建各种祠庙,此后一直不衰。南朝最著名的祠庙,要算建康城外钟山的蒋子文祠。子文,东汉广陵人,为秣陵尉,逐盗钟山下,伤额而死。据说他曾于孙权时显形于道,权追封他为都中侯,改钟山为蒋山,以表灵异。南朝皇帝,一遇困难问题,便要求助于他。此外如吴兴郡的项羽神,也甚受时人的崇奉。北朝也有淫祀的风气,对所祀的神也不大选择,如常山郡有董卓祠,邺城有石虎庙,其荒唐可想。

厌诅就是命巫觋咒诅所欲加害的人,使其受祸。这种巫术在两汉宫廷中最为风行,咒诅的对象,多半是皇帝。两汉的皇后、太子、诸王、大臣因犯厌诅的罪嫌而遭祸败的,为数甚多。其后一直流行,到南北朝,厌诅仍是政治斗争者所常使用的武器。宋明帝曾于泰始五年(469)下诏宣布庐江王袆厌诅的罪状,诏中对厌诅的方法,有详细的说明:“每觇天察宿,怀协左道;咒诅祷请,谨事邪巫。常被发跣足,稽首北极;遂图画朕躬,勒以名字。或加之矢刃,或烹之鼎镬。”[见《宋书》卷七九《庐江王袆传》]又如北齐后主时,河间王孝琬,因怨恨执政,做一象征的草人而射之,也是厌诅的一种。史载北魏制裁巫蛊的刑罚,极为严酷,也可看出这种迷信在北朝的盛行。

图谶的怪说,自汉朝以后,渐渐衰微。但到南北朝时,若干君主仍然拿它来骗人。尤其是开国的君主,在其决意篡夺之前,必然拿图谶来自抬身价;一般谄佞的臣下,更以为君主造作图谶为猎官的捷径,例如萧道成及萧衍篡位时,均有臣下陈献符谶,可见这种风气的弥漫。北朝也是如此,魏时所制作的若干图谶,荒谬处可令人喷饭。北齐文宣帝在篡东魏以前,也早已命应图谶。南北朝的若干君主既以图谶起家,一般对政权具有野心的人,也往往遵法炮制,以为号召,而求达成其政治阴谋。所以南北朝发生的若干叛乱或政变,也颇有利用图谶以壮声势的。此外还有人捏造类似歌谣的谶语,以求达到某种目的。如宋明帝以王景文外戚贵盛,张永久经军旅,疑其将来难信,因而自造谣言道:“一士不可亲,弓长射杀人”,对二人发动心理战。似这一类的例子,简直不胜枚举。

卜筮在南北朝,有时仍用以决断军国大事。如梁元帝时,西魏师攻江陵,帝尚以筮卜判断自己的命运。又如齐文宣帝谋篡位,使人卜之,结果大吉。当时一般王公大臣,也多信卜筮,因而得祸的也不在少数。相术较有征验,因此士大夫信者较多。当时相术主要可分两种:一种是相外形,多半因袭古来旧说,因人而用之。一种是摸骨相,即揣其人之骨骼以断定其人的吉凶祸福。此外又有声相及器物像等。占梦是解释梦中所见的景象,以定吉凶,南北朝时亦甚流行。也有借梦征以惑人的,如南齐大将张敬儿,尝梦“社树直上至天”,以此诱说部曲,自云贵不可言。此外尚有望气、推命、借寿、代死一类的迷信,今不赘述。


(一)佛教的昌盛(三)清谈及其他风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