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田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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唐朝前期的田制，大体承袭隋朝，由政府授田给人民而征其租赋。男子十八岁以上者授田一顷，即一百亩（高祖时规定，阔一步长二百四十步为一亩），其中二十亩为“永业”田，用以种植榆枣桑等类的树，身死可以传后，不须归还国家；八十亩为“口分”田，用以种植农作物，身死必须归还。年老以及残废或生重病的人，给田四十亩。寡妻妾三十亩，如是一个家庭的主持者，则另加二十亩。但这种授田办法，只限“宽乡”，“狭乡”则须减半。所谓宽乡，是田地足够当地人口分配的地区，狭乡则是人多田地不敷分配的地区。至于宽乡的工商业者，授田要较常人减半，狭乡则不给田。死者交还的田，再由政府授给无田者。政府于每年十月，办理田地的收授事宜。除平民外，政府官员自王公以下，也各有定额的永业田。

人民对于国家所应缴的赋税和应尽的义务，分租、庸、调三种。租是授田的男丁，每年须缴粟二斛或稻三斛（一斛十斗）。庸是每丁每年须为国家服劳役二十日，遇闰月则加二日，因故不能服役者，每日可折绢三尺；加役十五日者免调，加三十日者租、调全免。调是每丁按照当地的出产，每年输纳绢二匹，绫二丈，绵三两；缴布则加五分之一，并须缴麻三斤；不产绢麻之区，可折银十四两缴纳。这种征课，平均仅占当时人民总收入的四十分之一，免课的范围也很广，官吏九品以上及皇亲贵戚、官学生徒等，均免课役；此外如鳏寡孤独以及部曲客女（豪族的仆妇）奴婢等，也都不课。

租庸调制的精神，在于政府为民治产，然后因其产而课赋。这种办法，既没有重敛病民的弊病，又可以杜绝兼并，自是一种善制。但实行这种制度，必须有其特殊条件，即社会秩序必须安定，人口流动性不能太大，户籍和田籍又须清楚齐全，然后才能实行。这些条件，也只有一个具有高度行政效率的政府才能做到。唐自武后时起，政治渐不如前，加以突厥、契丹连年入寇，人民规避摇役，逃亡者渐多。玄宗开元时，曾力加整顿，检括逃亡户口。但到天宝时代，政事日坏，田地兼并之风大盛。据史书的统计，天宝十四载（755），全国人口为八百九十一万余户，五千二百九十一万余口。而不课赋役的户达三百五十六万余，占全国总户数的三分之一强：不课赋役的口达四千四百七十万余，占全国总口数的六分之五强。［见《通典》卷七“食货七、历代盛衰户口。”］法令的废弛，可以想见。安史乱后，户口逃匿者益多，旧有的户口名籍，多非其实；租庸调制度，无法继续实行，因此到德宗时，乃有两税法的创立。

两税法是德宗时宰相杨炎制定的，于建中元年（780）颁布。颁布后，唐室设两税使以推行之。其办法是由政府将全国各地定居的人民，不论主户客户，一律以他们现有男丁与田地的数目为标准，划分等级，规定税额，分两次于夏秋两季输纳，夏输不能过六月，秋输不能过十一月。其余一切名目的租税，均予罢除。商贾则于其所在的州县课税，税率为其货物总值的三十分之一。两税法的税额，先以钱计算，再折合绫绢缴纳。最初物重钱轻，人民的负担不重，但不久变成物轻钱重，人民生计日艰。而豪家大贾，更一味积蓄金钱，操纵物价，以从中取利，于是农民益困。因此到穆宗时，改为缴纳布帛，以匹数计而不以钱计，这是两税法的一个重要修改。

唐自行两税法，旧有的租庸调制完全破坏，往日授田征租的办法，变为只征租而不授田。这不但使户籍、田籍益陷以紊乱，而兼并之风，更无法遏止。此后中国的田制，一直沿袭两税法的原则，最多只能作局部的修改，而无法恢复租庸调的旧观。

三、财经制度（二）杂税与币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