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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杂税与币制
所谓杂税，大致是指盐酒茶关矿五种税课，这类杂税的征收，多半实施于安史之乱以后。因为当时战乱频仍，政府的收入较前锐减，唐室不得不于田赋以外，别开财源。唐朝前期，虽也征课某些杂税，但并非政府的主要收入；中叶以后，才变成政府的大宗利源。
唐初，全国共有盐池十八座，盐井六百四十口，均由官办。但商民可以自由买卖，并不课税，因此盐价极廉。玄宗开元元年（713），始征盐税，但税率甚低，盐价仍贱。天宝时，每斗不过十钱。肃宗乾元元年（758），开始收归官卖，就出盐之地，设立监院，由盐铁使统辖之。百姓愿业盐者，政府免其徭役，隶于监院，谓之亭户，禁止百姓私自煮鬻。盐价则每斗卖一百一十钱。代宗时，刘晏为盐铁使，改为官卖商销，于产盐之处，仍置亭户，以之制盐，而由商人批发，往各地出售。僻远之地，则由政府在当地设常平盐仓，如商运不至，则减价出售仓盐，以济盐荒。这办法施行后，获利甚多。至代宗末年，盐税几占政府全部税收的一半。其后唐室仍行官卖办法，但盐价屡增。德宗时，官价每斗达三百七十钱，而商人售价，有时又超出官价一倍。
酒税唐时称榷酤，代宗时开始征收。广德二年（764），唐室命全国各州，自行规定其州“酤酒户”的酿酒数量，按月纳税，此外不问公私，一律禁止酿造。德宗建中三年（782），改为政府专卖，收利以助军费。其后有时由政府专卖，有时由人民经营而由政府征税，严禁漏税私卖。
茶税始于德宗贞元九年（793），其办法是于出茶州县和茶山附近的商旅要路，由政府设置关卡，估计茶价，分三等征税，税率为茶价的十分之一。宪宗时，置茶榷使以董其事。穆宗时，茶税每百钱增五十。其后茶税益重，茶商所过之地，上至节度、观察，下至州县，均有征课。因此私贩者渐多，政府对私贩的处分，则非常严厉。
关税也始于德宗时，其办法是于诸道冲要之地，设置关卡，过路商贾携钱者，每缗（千钱）税二十钱；商货如竹木茶漆之类，则税十分之一。其后关税一直维持，但税率和征课的范围，则时有不同，无法详考。此外唐于广州（今广东广州市）、泉州（今福建晋江市）、杭州（今浙江杭州市）等与外国互市之地，设市舶司，由市舶使主之，掌理互市事宜，并征课商税。
矿税始于玄宗开元十五年（727），但当时课税的仅为伊阳（今河南嵩县）五重山的银矿和锡矿，只是局部性的收税。到德宗时，把全国各地矿冶都改为官办，由盐铁使主其事。文宗时，矿冶改由地方自办，获利亦归州县政府。至宣宗，再度划归中央，仍由盐铁使统辖之。
除以上五种重要杂税外，尚有种种苛敛，大都为供应政府的急需。例如代宗时，曾增加田税，并征收户税：德宗时，也曾征收房屋税。但这类征敛，大都时征时免，并非常制。
币制方面，自隋文帝铸五铢钱，统一钱币。至隋末，全国大乱，民间私铸的钱极多，因此钱币的重量越来越轻。高祖初年，恶钱仍充斥全国。武德四年（621），铸“开元通宝”，每十钱重一两，严禁私铸。其后盗铸者渐多，至高宗时，恶钱又复充斥，政府不得已加以收购。乾封元年（666），改铸“乾封泉宝”，重二铢六分，以一当旧钱十，但市面拒用，仍通行开元通宝钱，而盗铸之风益烈。至肃宗乾元元年（758），铸钱使第五琦铸“乾元重宝”，每千重十斤，以一当开元通宝十，故又称“乾元十当钱”。继而第五琦为相，又铸“重轮乾元钱”，每千重十二斤，以一当开元通宝五十。当时三种钱同时通用，因币制屡更，物价腾贵，百姓贫饿而死者，充满道路。及代宗即位，改为无论大钱小钱，均以一当一，民始称便，其后乾元、重轮二钱，不再使用，只有开元通宝钱，一直维持到唐亡。但盗铸之风，始终不能戢止。
唐代货币，以钱为主，金银则不甚流行。当时全国大部地区，均通用钱币，惟边远如岭南地区，始以金银为货币。西南地区（今四川省南部及贵州省一带），则尚停滞于以物易物的阶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