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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学术的贡献
佛教对中国学术的最大贡献，便是佛教经典的翻译，天竺的佛教思想，借着这些翻译的经典在中国散播，使中国人的思想和生活都发生了剧烈的变动。从东汉末年到盛唐时代的六百年间，因翻译佛经而创造的新字汇和成语，便有数万之多，对中国语文的词汇和内容，无疑大有助益。同时，佛教思想也渐渐注入中国的传统文化之中，形成一种新文化。唐人的诗，已含有浓厚的佛学色彩；宋代的理学，更是佛学与儒学的结晶。总之，在中国历史上，再没有另外一种外来思想影响中国人如此大而且久的了。
佛教徒的译经工作，从两晋南北朝直到唐朝，从没有间断过。而唐代的译经工作，其规模的庞大，成就的高超，又远过前代。唐代第一位译经大师是玄奘，他于贞观十九年（645）自天竺返国，携回佛经六百五十七部，五千二百卷，多为大乘经典。同年，太宗在长安弘福寺设立译场，命他主持译经工作。重要的助译人员有二十余人，都是当时的高僧。次年，他任长安大慈恩寺住持，继续译经。高宗显庆三年（658），他移居西明寺。次年，又移居玉华宫（在今陕西宜君县），但译事始终不辍。麟德元年（664），他死于玉华宫。总计他从事译经，前后历十九年，共译经律论七十五部，一千三百三十卷。从译经的数量，可以看他的热诚和精力的超人。玄奘以鸠摩罗什等前人的旧译错误甚多，因此他译经专以传信为事。他的译品，文字不如旧译流畅，但忠于原著，务求存真，所以具有崇高的价值。华严宗的法藏，对译经则主张调和新旧译法，与玄奘的观点不同。
唐代的译经事业，在玄奘时代达到最高潮，其后译事少衰，但仍有不少成就。玄奘以后著名的译经者，有义净、实叉难陀、不空等人。义净，范阳（今北京大兴区）人，于高宗咸亨二年（671）赴天竺，武后证圣元年（695）返国，携回经典四百余部。他曾译律藏百数十卷，并续译法相宗诸论，补玄奘之不足。实叉难陀，于阗人，于武后时重译《华严经》。不空，北天竺人，开元时来华，曾译密部经咒一百四十余种。安史之乱后，禅宗兴起，译经之风渐衰。德宗以后，直到唐亡，译经事业可以说完全中断，注释经典的作品，则仍有出现，其中以宪宗时河中府沙门慧琳所作的《一切经音义》最著名。此书共一百卷，书中引载失传的古书甚多，对于古代中国文字的训诂音义，也保存不少。
除了经典的翻译注释，唐代僧侣在学术上尚有许多其他方面的贡献。由于他们的长途跋涉，远赴天竺求学，他们的亲身经历，便是极好的地理书。唐代有不少僧侣，曾把他们所经历的国家和见闻记录成书。这类书籍，不但对唐人的地理知识大有助益，更成为后世研究唐代国际交通的重要资料。例如玄奘的《大唐西域记》，义净的《大唐西行求法高僧传》和《南海寄归传》，都是这一类的名著。
唐代的天文学与数学，均受天竺的影响，而其媒介人仍是佛教徒。宗教与天文有密切关系，天文又与数学不可分，因此不少这类的书籍，随着佛教输入中国。唐代曾屡次改易历法，开元时，僧一行作《大衍历》，最称精密。医学也随着佛教输入中国，其中最为中国人士所赞许的是眼科医学。天竺的佛徒龙树大师，便擅长眼科医术，他并著有医论，流传中国。此外如催眠术、按摩法、长生术等，也都自天竺传入；并有不少天竺医籍，由佛教徒携带东来，译为汉文。绘画也受天竺画法的影响，例如天竺的晕染法（即阴影法）自南北朝时传入中国，对于唐代绘画的风格技巧，有甚大的影响。又如中国建筑中常见的牌楼，也仿自天竺。这类艺术，大都是随佛教东来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