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新法与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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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代的政治，是纯粹的士大夫政治。士大夫的荣誉既高，责任感也随之加重，他们之中，有些抱着经国济世的大志，如范仲淹、王安石等。次焉者也好论列时政，以博取高名。由于论政风气的盛行，朝臣往往为某一件事争辩不休，他们又各自寻求志同道合的人，以为声援。因此渐分派系，造成朋党的对峙。他们的争辩，最初也许都出于爱国热诚，但积嫌既久，不免流于倾轧报复。当时朝臣间冲突最甚的，无过于执政大臣与谏官之间的敌对。宋初，因防制大臣专擅，委御史台以重权，谏官可随时弹劾执政，并许以风闻言事。因此谏官往往放言无忌，恣意攻击，而致掀起政潮。但宋代党争与唐代党争，虽同是士大夫之间的斗争，却也有不同之处。宋代的党派，比较具有独立性，并没有幕后操纵者；而唐代的牛李党，只是宦官的工具而已。

真宗时，王钦若伪造天书，并谗毁寇准，为士大夫目为奸邪，这时朝廷已隐然有朋党之分。仁宗时，吕夷简执政。明道二年（1033），仁宗废郭皇后，吕夷简赞成其事，御史中丞孔道辅与谏官范仲淹等反对废后。结果夷简胜利，孔范诸人，均被贬黜。次年，仲淹被召回京任官，仍讥评夷简，于景祐三年（1036）再遭贬放。朝臣尹洙、欧阳修为仲淹不平，也均坐贬。至此双方仇隙益深，互相排挤。朝士如韩琦、富弼等，均党于范氏；党于吕氏者，则有夏竦、王拱辰等。他们的斗争，历时达十余年，史称“庆历党议”。到英宗时，又因所谓“濮议”，再度引起党争。仁宗无子，以从兄濮王允让之子曙入承大统，是为英宗。治平二年（1065），英宗诏议崇奉濮王典礼。当时朝臣的意见分为两派：一派为司马光、吕诲、范纯仁（仲淹子）、吕大防等，主尊濮王为皇伯；一派为韩琦、曾公亮、欧阳修，皆当时的执政，主尊濮王为皇考。英宗从执政说，结果吕、范等人，纷纷引去，两派的成见日深。至神宗，又因变法掀起另一场烈而且久的党争。

神宗最初想以王安石为相，朝中大臣韩琦、吕诲等，都表反对。他们大都认为安石议论迂阔，不足以胜任宰辅，他们的评语，充满党同伐异的成分。到安石为相，当时的名流，都不与之合作，因此安石不得不任用新进，如吕惠卿、曾布、章惇、韩绛等，于是有新旧党之分。安石所接引的新党分子，学识能力，都有可取之处，但操守气度，均嫌不足。例如吕惠卿便是一个颇为反复的人，曾布则对异己者，竭力排斥。安石握政后，反对新法的旧党分子，如富弼、韩琦、文彦博、欧阳修、程颢、吕公著、刘挚、范纯仁、苏轼等，皆被贬斥，吕诲、司马光自行引去。但他们并不甘心，一遇时机，便起而攻击新党。他们之中，只有吕诲、司马光反对全部新法，其他大都反对新法中的某一部分。新旧党的冲突，其中也含有地域的因素，旧党分子大多为北方人，新党分子则多为南方人。宋时，南方的经济文化条件，已远超过北方；南方人的政治势力，也日益扩张；自然为北方人所忌视。同时由于双方地理环境和社会风习的不同，其思想言论，自然易生抵触。新党的作风，代表着南方知识分子的激进思想；旧党的行事，则代表着北方知识分子的保守态度。［参看钱穆《国史大纲》下册，页四一四至四二〇］

安石新法，立意虽佳，但其办法自不可能绝对周密妥当，加以官吏奉行不善，难免有扰民的地方。又因对辽夏外交的失败，更贻旧党以口实。同时旧党分子多负时望，他们不但获得朝野的景仰，甚至连太后、皇后，也都同情他们。熙宁七年（1074），久旱不雨，饥民流离道路，旧党乘机攻击新法，太后也痛言“安石乱天下”。于是神宗罢免安石，以之知江陵府（今湖北江陵县）。安石临去，乞召韩绛代己，又荐吕惠卿为参知政事。二人对于新法，谨守不失，因此安石虽去，新法并未受影响。次年，安石复入相。九年（1076），又坚决求去，从此不再问政。但此后直至神宗去世，新法仍继续推行。

元丰八年（1085），神宗死，子煦继立，是为哲宗。帝时年十岁，太皇太后高氏（英宗后）听政。她同情旧党，委司马光以要职，旧党连翩登用，开始废除一部分新法。元祐元年（1086），司马光、吕公著为相，新法遂被全部推翻。当时旧党分子如苏轼、范纯仁都反对尽废新法，认为其中一部分如免役法等，应予保留，但光不听。同年，王安石、司马光相继死。光死后，旧党分子苏轼、程颐等，互争意气，其门人朋友，各结党相攻，于是旧党又分为洛、蜀、朔三党。洛党以程颐为首，蜀党以苏轼为首，朔党以刘挚、梁焘等为首。三党之名，乃是由三党领袖的籍贯而来，其中朔党并无交哄的事实可考，洛蜀两党，则专在若干细节上寻觅瑕疵，相互攻击。

元祐八年（1093），太皇太后死，哲宗亲政。元祐时，旧党得势，新党分子皆退休闲地，对旧党衔恨次骨。及至太皇太后死，旧党失去后援，又因旧党自行分化，新党乃再度得势。绍圣元年（1094），哲宗以章惇为相。章就任后，恢复一部新法，美其名曰“绍述”。新党重要分子如吕惠卿、曾布、蔡京、蔡卞等，都据要津，对旧党发动激烈的报复。当时司马光、吕公著已死，均追夺赠谥，其余贬逐殆尽。

元祐党籍碑，宋徽宗即位后，将司马光等人定为“元祐奸党”，刻石榜示天下，后徽宗感觉不妥，又下令全部销毁。南宋时，此碑石已难得一见，有人便据拓片重新刻碑，而列名碑上者均以此为荣。图中拓片原碑出自广西融水，刻于南宋嘉定四年（1211）。

元符三年（1100）正月，哲宗死，弟端王佶立，是为徽宗，太后向氏（神宗后）听政。同年七月，徽宗亲政。当时论者谓元祐绍圣之政，得失互见，因此徽宗主调停之说。次年，改元建中靖国，便是取“执两用中”之意。同时他用人也新旧并进，以韩忠彦、曾布为相，前者为旧党，后者为新党。崇宁元年（1102），韩忠彦因与曾布不协而罢相，曾布又为蔡京所排。同年，京继任宰相，他得志后，对于旧党恣意报复。他以徽宗的名义，立党人碑于开封的端礼门，把旧党重要分子一百二十人刻名其上，胪列罪状，谓之“奸党”。他除了竭力排斥旧党外，对于新法，并没有理解和实行的诚意。徽宗具有极高的艺术天才，是中国史上一流的书画家，但对政治既无能力，也无兴趣。蔡京投其所好，一味掊克聚敛，引导徽宗奢侈淫靡，用以持宠固位。所以到徽宗时，只有新党和旧党之争，已谈不到新法和旧法的异同了。

柳鸦芦雁，宋徽宗赵佶绘，上海博物馆藏。

由于蔡京视官爵财物如粪土，结果把累朝的积蓄，挥霍净尽。崇宁五年（1106），徽宗采纳言事者的建议，毁党人碑，恢复被谪贬者的仕籍，蔡京也因之罢相。但徽宗对蔡京异常宠眷。次年，复以之为相。此后十数年，蔡京三度罢政，均能起复，但其贪渎浪费的作风，始终不改，遂使政治败坏到不可救药的绝境。

（二）王安石变法三、宋室的偏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