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军队的种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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宋行募兵制,军队分禁兵、厢兵、乡兵、蕃兵,大部是召募而来,分隶于殿前、侍卫二司。有关召募、廪给、训练、屯戍、拣选、补充等事项,则由枢密院掌理。

禁军为皇帝的卫队,也是宋帝国最精锐的部队。由于宋室推行“强干弱枝”的政策,因此对禁军的拣选训练,最为注意。同时宋室并积极扩充禁军的兵额,太祖初年,禁军不过二十万人,到仁宗时,已增至八十二万余人。禁军的任务为保卫首都,兼备征伐,他们约有半数驻于京城及其附近地区,其余则分戍边境及若干内地重镇。外戍的禁军,每一年或二年必换防一次,以使士卒习于劳苦;戍地统帅则不随兵易防,以免武人拥兵自专。厢兵是诸州的地方军,“厢”为“城厢”之意。厢兵有时一军分隶数州,他们的任务是在诸州担任畜牧和修缮之役,极少用于作战。太祖时,命选厢兵的壮勇者,送京师充禁卫,其余则留驻本州,因此厢军的素质甚劣。加以他们专供给役,缺少训练,自然也谈不到战斗力。仁宗时,厢兵多达四十三万余。至于禁兵与厢兵的饷给,相差甚多,禁兵饷给尚可赡养家室,厢兵则待遇微薄,故多兼营他业。

乡兵即民兵,并非国家的正规军。这种兵的来源,一部分出自召募,一部分自民户征调。后周太祖时,曾征秦州(今甘肃秦安县西北)税户为兵,号“保毅军”。宋沿其制,真宗咸平四年(1001),令陕西税户,家出一丁,号曰保毅,由政府发给粮饷,分番戍守边地。次年,陕西沿边保毅,扩充至六万八千余人。其后若干地区均建置乡兵,名号繁多,而以河北、河东、陕西三路为最著。仁宗时,仅河北、河东义勇即达二十六万余人。蕃兵为外籍兵团,也可以说是边塞上的乡兵,为内属的外族组织而成。这种兵以西北地区为多,西北边疆的羌戎种落,不相统一,政府对其附塞者施以军事组织,给以旗帜器械,使其守边,一切制度与乡兵相同。

乡兵和蕃兵,只限于少数地区才有,厢兵虽遍布各州,但也缺少校阅;真正符合兵的标准的,只有禁兵,其召募和训练,都有定规。太祖时,曾拣军中勇壮者,号为“兵样”,分送各地,命如样召募。后改用木梃,标以尺寸高下,以为募兵体高的标准,谓之“等长杖”,其标准高度为五尺五寸至五尺八寸。其后因国家渐安,募兵乃不如初年的严格,素质日渐低落。此外,宋室为防止士兵逃逸,有刺面涅手之法,也就是在士兵的脸上或手背上刺字,以为标志(仁宗时,禁兵脸上刺“指挥”字样,其他时代刺字是否相同,不得而知)。士兵刺面的办法,始于唐末,朱全忠是其创始者。至宋,刺面以外,又有涅手之法。宋时禁兵刺面,乡兵蕃兵涅手,厢军可能刺面。这种办法,无异视士兵为罪犯,影响所及,使军人的地位,日趋低落。

兵种方面,则以步兵为主,骑兵仅占一小部。此外又有水师,始建于太祖时,最初目的在用以平定江南。其后各路厢军中,多置水师。宋室南迁后,因保卫江淮,水师大为扩充,其规模远过北宋,操演也甚勤。韩世忠困金兀术于黄天荡,虞允文拒金主亮于采石矶,都得力于水师。至于制造船舰,中央政府特置“造船务”,各路厢军中亦多有造船机构。当时有所谓“车船”,是一种以车轮推进的船,为当时的水师普遍采用。

宋太祖时,因精选勤练,禁军的战斗力甚强,故能平定群雄,造成大致统一的局面。太宗承其余绪,也能扫平北汉,两伐契丹。到真宗时,冗兵日增,渐至造成宋室财政上的绝症。澶渊之盟后,真宗更致力于封禅符瑞以自高身价,边务为之废驰。仁宗时,因西夏叛乱,大肆召募,并征调民兵,冗兵之患遂日益严重。当时禁军多怯懦畏战,主要的作战任务乃转移到乡兵身上。因乡兵生长边鄙,熟知边疆地形及敌情,又以爱护家乡,每战必出死力。此外蕃兵也强劲任战,仁宗皇祐五年(1053),宋以狄青讨平广源州(今越南高平省广渊县)蛮酋侬智高,即得力于蕃兵。但宋室对边将钳制过甚,加以不得久任,以是虽有良兵,仍不足以捍御外寇。

宋代的冗兵,与募兵制的本身也有连带关系。宋代募兵,并没有完善的退役制度,士兵可以老死行伍,但其胜战的时期不过十数年,其余时间,等于养老。老兵既不可用,于是再募新的,军队乃愈养愈多。有时遇到天灾,更以招兵为救济灾荒的手段。用这种方式建立的军队,其素质不问可知。到神宗时,王安石变法,改革兵制乃为其中重要的一项。

王安石的改革办法,主要是以民兵代替募兵。哲宗时,旧党当政,废保甲,罢教阅,于是民兵亦衰。到徽宗时,宦官把持兵权,兵制益坏。当时宦官童贯,内则领枢密院,外则为宣抚使,由于他的偏私冒功,致使宋军士气低落。伐辽之役,宋室重兵大部集中北方,而京师禁军,因屡年逃亡,数目甚少。及金人南下,京师空虚,终致造成靖康的悲剧。


(二)地方政区二、财政与法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