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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儒学与史地
（一）理学
元代理学，仍承宋人余绪，当时的大儒金履祥、许衡、吴澄等，其学都不出朱陆范围，尤以程朱一派的学说最为流行。明初大儒方孝孺、薛瑄、吴与弼等，亦皆谨守程朱之学。孝孺，浙江宁海人，他的学问传自宋濂，以“明王道，致太平”为己任。濂，金华（今浙江金华市）人，故号金华学派。孝孺曾仕于惠帝朝，其信道的笃诚，操守的严正，都与朱子相似。靖难之变，孝孺殉节，金华学统也因而中绝。瑄，山西河津人，是成祖到英宗一段时间的人。他为学着重言行的检点，于义理则少所发挥，号河东学派。与弼，抚州崇仁（今江西崇仁县）人，为学以安贫乐道为主，并着重身体力行，一切玄远之言，绝口不谈，门人甚盛，号崇仁学派。三人虽为当时大儒，但均不能摆脱程朱而有所创辟，直到英宗时的陈献章出，理学中的反朱学派才告出现。
王守仁，佚名绘。
陈献章，广东新会人，初从吴与弼游，博读群书。其后舍繁求约，认为学问劳扰，无由见道，因而不事著述，但教人端坐澄心，于静中养出端倪。其学与陆九渊相近，学者称白沙先生。其弟子增城（今广东增城市）湛若水，学者称甘泉先生，讲学则以“随处体验天理”为宗旨，并不尽守其师说。他以为所谓“心”，不应只指方寸而言，而应“体万物而不遗”。若水与王守仁同为当时大师，但其学的流传，不及王学的广远。
王守仁，字伯安，浙江余姚人。少习词章，继而致力于格物，其后更出入佛老，但均无所发明。武宗时，因忤权宦刘瑾，谪龙场驿（在今贵州修文县）丞，忽悟格物致知之道，认为当自求诸心，不当求诸事物，遂立“致良知”及“知行合一”之说。其说与朱学立异，而独尊陆九渊，以为陆学简易直捷，可以上接孟子的学统。所谓良知，是人类先天知善知恶的是非之心，也就是天理。只要发挥良知，使知与行合而为一，便自然合于天理，不用外求；良知发挥到极致，则人人可以为圣人。圣人的条件，不在事功，而在心性，因此不一定先要立大事业，而后才能做圣人。其直指人心，颇与禅学相近。守仁曾筑室习静于其故乡的阳明洞，因此学者称他为阳明先生。其学自成系统，号姚江学派。
阳明之学传播极广，其弟子遍及全国，而以钱德洪、王畿、王艮、邹守益、罗洪先等为最著名，终明之世，几成王学世界。宋元以来盛极一时的朱学，至是而衰，其所讲求的格致工夫，也渐不为学者所重。但王学虽能充分发挥个性，其弊则易使人流于放浪自恣。因此王派学人，不守礼法者甚多，如何心隐、李贽等，言行均过于荒谬，为世骇怪；而束书不观，专谈心性，思想也难免流于空疏贫乏。明末，顾宪成、高攀龙讲学于东林书院，其学综合朱王，而以风义节操相砥砺；此外刘宗周虽绍述阳明，但为学主诚敬，立身重操守。他们都在有意矫正王学的流弊。
明末的阳明学派，流于空疏狂肆，而为学者所厌弃。清初大儒，北有李颙、孙奇逢、颜元等，南有王夫之、黄宗羲、顾炎武等，他们对王学大都不满，或作有限度的修正，或作猛烈的抨击。李孙之学，与陆王相近，但兼采程朱，以为调和。颜元根本否认读书说理为学问，而以实用实践为宗。他反对宋儒主静之说，以为“养身莫善于喜动”，教人“振起精神，寻事去做”；并以为学问必须以施诸政治、有益人生为主。其弟子李塨，恢张师说，但也有补偏救弊之处，世称他二人的学说为“颜李之学”。王夫之则力辟致良知之说，而推崇朱子。黄宗羲虽宗阳明，但主张多读书以穷理之变化，并以实践为归。顾炎武不谈心性，但以博学有耻为人生鹄的。他的治学范围，以典章制度、社会经济为主，方法则注重归纳考证。诸家以顾氏对后世的影响最大，清代的朴学，实以他为前驱。
王学至清初，既为学者所诟病，程朱一派的理学因而代兴。清廷也加意提倡朱学，不但以“朱注四书”为取士的标准，并于康熙朝刊刻《朱子全书》、《性理精义》诸书。当时著名的理学家，有李光地、陆陇其、张伯行等。其后朴学兴起，理学日衰。朴学着重经史的训诂考据，又称汉学；理学着重儒家的义理，又称宋学。理学虽不及朴学为盛，但仍代有学人，清季曾国藩、罗泽南，均为理学大儒，亦是中兴名臣。但清代的理学，只重谨言慎行，既不能博综群学，更谈不到思想上的树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