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 读书 >
- 中国通史 - 傅乐成 >
- 第二十八章 明清的宗教与学术 >
- 三、文学与艺术
（一）文与诗词
元代文风，仍因袭宋人，受理学的影响尤大。元初姚燧、虞集，以古文名世，其文均质实无华。明初散文的作者，以宋濂、刘基为著。濂曾于太祖朝典掌制诰，为文雍容浑穆；基为开国功臣，为文雄奇豁达。从成祖到宪宗末的八十余年间，文体趋于平易，代表的作家为杨士奇。士奇自成祖时任大学士，历宣英之世，典掌机要数十年。其文从容闲雅，醇朴无疵，时人竞相仿效，号“台阁体”。但其末流，变成空泛冗长，凡庸无生气。孝宗武宗时，乃有复古运动的发生，其倡导者为李东阳、李梦阳等。东阳论文主宗唐宋，为复古运动的前导。梦阳则主张“文必秦汉，诗必盛唐”，学者从之者甚多，风气因而渐变；其文雄奇高雅，但因刻意效古，不免模拟剽窃。世宗时，归有光复主宗唐宋，其作品颇多名篇，为时所重，清代的桐城派，对他尤为推崇。主法秦汉者，则有李攀龙、王世贞等。由于古文的流行，明代的骈文，已不占重要地位，作品大多不免陈腐之病，极少佳构。
清初古文，以侯方域、魏禧、汪琬三家为最著。康熙末，方苞倡古文义法，非事关人伦风化者不苟作，涉笔必寓六经精华；举凡语录中语，六朝人的藻丽俳语，汉赋中的板重字法，诗歌中的隽语，《南北史》的佻巧语，都在禁用之例。其文清淡简远，为清代桐城派古文的开山者，但因严守义法，而致缺乏雄伟博大的气象。乾隆时，刘大櫆、姚鼐也以古文名。刘力追韩愈，文章以才气见长；姚则远宗唐宋八家，近法归有光、方苞，所作法度谨严，理文兼胜。方、刘、姚均桐城（今安徽桐城市）人，故世称桐城派，稍后有阳湖（今江苏常州武进区）恽敬、武进（今江苏常州武进区）张惠言等，为文具法家及策士风格，别树一帜，号阳湖派。道咸以后，曾国藩以中兴名臣，兼擅古文，对桐城派极为推重，于是一时文章，莫不模效方、姚。骈文的著名作者，清初有毛奇龄、陈维崧等，中叶有胡天游、洪亮吉、汪中等。清末，因世局的影响，文体也发生变化。梁启超办《新民丛报》于日本，评论时政，其文介于文白之间，平易畅达，富于情感，极具鼓动的能力，号“新民体”；严复仿诸子文体，翻译西洋社会科学的书籍；林纾则以桐城古文，翻译西洋小说，也均能风行一时。
诗至唐宋，到达登峰造极的境界，后世作者，无法企及。元代著名的诗人，首推元好问。好问金人，因值易代之际，诗多感怆。其后有虞集、杨载、范梈、揭傒斯号称四大家，诗均宗唐。元末诗人有杨维桢，尤以乐府擅名。明代诗人特多，但值得称道的则甚少。明初，高启独步诗坛，所作隽逸清丽。至中叶，李东阳、李梦阳均以诗名。稍后李攀龙、王世贞为诗坛盟主，但也只能模拟盛唐而已。
清诗的成就远过元明。开国之初，以吴伟业、钱谦益为大家。吴诗苍凉凄楚，最擅歌行，钱诗则沉郁华丽。稍后有王士祯，标神韵之说，主张乘兴而写，言外有意，领袖诗坛者数十年。乾隆时，袁枚主性灵之说，谓诗为作者性情的表现，性情以外无诗。其诗才思盈溢，运用自如。与袁同时的著名诗人，又有赵翼、蒋士铨等。乾嘉之际的诗人，郑燮、黄景仁为最著。燮诗奔放真实，充满人道主义的色彩；景仁生平遭遇坎坷，其诗雄健悲壮，追拟李白。道咸时，龚自珍、曾国藩、吴敏树，均以古文家兼有诗名。同光以来，陈三立、陈衍等专宗宋诗，号“同光体”。清末，黄宗宪首倡诗坛革命，认为作诗当以我手写我口，不受古人的拘牵。其诗融新思想入旧风格，间杂以新名词，为崇古者所不敢用，开后日新诗的先河。此外王闿运、樊增祥、易实甫、康有为等，也都以诗名。
词盛于两宋，至金元，几成绝响。元代著名的词人，有刘因、张翥、赵孟 等。明代词人，多宗唐末五代，但格调卑弱，能称大家者甚少。明初刘基、高启擅于词，前者以雄放见长，后者以芊丽取胜。永乐以后，盛行小令，作者惟杨慎、王世贞、文征明、唐寅等人可称。明末则夏完淳、陈子龙为一时之选，二人均为抗清的义士。夏词凄婉，陈词则清丽缠绵。
清初词人，仍多宗晚唐五代。至朱彝尊、陈维崧改宗宋词，其风始变。彝尊追模姜夔、张炎，维崧取法苏轼、辛弃疾，而以彝尊词的影响较大，号称浙派。其后浙派词以厉鹗为大家，雍乾以降，词人多奉为宗师；但其末流，不免失之堆砌。至中叶，张惠言宗周邦彦，所作沉着丽厚，自成一家，号常州派。这一派的词人，尚有张琦（惠言弟）、周济、荆济等。两派之外，则有纳兰性德（康熙时人），其词哀感顽艳，得南唐二主的遗意。清末著名词人则有郑文焯、朱祖谋、王国维等，郑朱宗宋，王则直师五代。总之，清代词人，大都只能遵循古人规矩，而不能有所创造。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