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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孔子与儒家
（五）战国时代的儒家
春秋末年，儒仍然是一种职业阶级而不是学派，而且当时也没有其他独树一帜的学派。到战国，墨家与法家兴起，开始与儒家抗衡，儒家才自成一学派。但墨法两家都与儒家有着渊源关系，墨家的创始者墨翟，最初曾“学儒者之业，受孔子之术”；而初期法家的代表人物如李克、吴起等，又都是孔子的再传弟子。
孔子在生前已负盛名，又因其弟子多是名流，经他们的宣扬，孔子身后的声名也就更加提高。战国时，孔子已奠定“圣人”的地位；而在这个时期儒家又有两位代表人物继起，就是孟子和荀子。孔子以后的儒学，因他们的阐发而更形光大。
孟子名轲，字子舆，邹（今山东邹城市）人。他大致与魏的惠王、襄王，齐的威王、宣王同时，至于他的生卒年代，则说法不一，一说他生于前385年，卒于前303年或前302年。他是孔子孙伋（子思）的再传弟子，一生游历宋、薛、滕、鲁、魏、齐等国，曾仕齐宣王为卿，致禄万钟。但不久去齐，此后即不再出仕，他死时已有八十余岁。
孟子的思想，具见于现存的《孟子》七篇中，这本书可能是孟子的弟子编纂而成的。《孟子》不如孔学的博大精深，但思想则较孔子为激进，这自然是时代使然。他的最大贡献，是有关人格教育的学说，其原理虽大致本于孔子的学说，但更加完密而有系统。现在分别说明孟子的政治和教育的思想理论。
孟子的政治原理，大体承袭孔子，主张所谓“仁政”，也就是把“不忍人之心”扩充到政治精神中去。他以为政治的最高理想，在谋全人类的幸福。因此他对天子的世袭制度，表示怀疑，认为天子必须是德智双全的圣人，不应世袭，而应禅位于后圣。他对贵族阶级的地位及若干特权是承认的，但同时又认为政府存在的惟一理由是保障人民的利益。君主的临民，以爱护人民为条件，并非具有绝对的权威；残虐人民的君主，人民得起而诛之。这是他的“民贵君轻”理论的大要。他有几句有关政治的名言：“乐民之乐者，民亦乐其乐；忧民之忧者，民亦忧其忧”、“君视臣如草芥，则臣视君如寇仇”，这种见解是孟子以前的儒家所没有的。
孟子在政治措施中，最注重“养民”，他曾立有改善民生的具体方案。此外，他坚决反对君主的厚敛和好战，这可反映出孟子时代的世局。
孟子政治思想中的“仁政”，本于“仁心”，对此他有一套有系统的理论，即所谓“性善说”。他认为人性本善，因为人性隐藏着四种与生俱来的特性，那就是仁、义、礼、智的趋势，他称之为“四端”，也就是恻隐之心（仁之端）、羞恶之心（义之端）、是非之心（智之端）和辞让之心（礼之端）。人之有四端，也就是“人之所以异于禽兽”的地方，因此应该对这些特性加以发展。以全力发展此四端，便是“尽性”；尽性的修养积之既久，便养成一种“至大至刚，塞于天地之间”的浩然之气。凡具有浩然之气的人，便是“富贵不淫，贫贱不移，威武不屈”的“大丈夫”，而“大丈夫”也就是人生的最高目标。
孟子之时，杨朱和墨翟的学说最为盛行，据孟子说，当时“天下之言，不归杨则归墨”。而他的责任则是“拒杨墨”。孟子对他们的学说的攻击重点，是墨的“兼爱”和杨的“为我”。墨子的事迹和学说将在后面详述，杨朱的事迹无传，从战国人的称引中，知道他大约是孟子的前辈。他的“为我”和墨子的“兼爱”恰巧相反，兼爱是对世人一视同仁的爱，为我的思想则认为人生的最高目的，在乎求各自的舒适生活，不损己以利人，也不损人以利己。孟子对他们的批评是：“墨子兼爱，是无父也；杨子为我，是无君也；无父无君，是禽兽也。”无论孟子对杨墨的批评是否公允，但他对儒学的光大，确有一番功劳。
战国时代儒家的另一代表人物荀子，名况，赵国人。他的时代，较孟子稍后。他少年游学于齐，齐湣王时他去齐赴楚，为兰陵令。齐襄王时，又曾返齐国。此外，他并游秦、赵等国，在赵仕为上卿。他奔走列国，自壮而老，并未能行其道。他死后大约二三十年，秦国便统一“天下”。
从现存的《荀子》一书看，荀子的思想严格而有系统，他与孟子同为孔子的崇拜者，同样主张省刑罚、薄赋敛、息战争的王政。他的学说所不同于前儒的，大致有两方面：一是主张性恶，一是把法家思想注入儒学中。
荀子曾说过：“人之性恶，其善者伪也。”大意说，人生下来便具有若干恶性，诸如好利嫉妒之心，和耳目声色之欲等，如果顺性发展，则争夺残贼淫乱等恶行便会随之而起；必须加以后天人工的节制和教育（伪是人为之意），才可以使之向善。所以荀子教育学说的重点，全在用外在的功夫来克服人性的弱点。
荀子主张以“礼”来节制人的恶性，使其不能自由发展，但礼的最后目的则是养民，使人民生活改善。虽然他对于礼的涵义或内容，没有明确的说明，但他认为礼必须具有“别”的功能，要使贵贱长幼、贫富轻重先有等差，然后确定每人的权利和义务。权利义务既经确定，可以各安其分，社会自然安宁。至于等级的区别，则全视个人的贤能与否而定。国君是一国之最贤能者，并有其重要任务，因此应当被尊重。
荀子的理论，显然与法家有接近之处，因为礼和法并无十分明确的界限，广义的政治制度，既可称为礼，也可称为法；而且两者同是一种对个人的外来箝制，不容选择和怀疑。因此他的性恶说和礼宪说，配合着当时的世局，渐而演变成战国末年的法家之学。换句话说，法家思想因吸收了荀子的理论，而更加充实完备。他的弟子韩非，便是法家的集大成的人物；佐助秦始皇推行法家政策的李斯，也是他的弟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