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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韩非的学说
韩非是韩国公子，口吃而善著书，他和李斯俱受业于荀子。他鉴于韩国的衰弱，曾屡次上书劝韩王振作，未被采纳，因此退而著书，力攻时弊。后来他的书被秦王政看到，激赏之余，以武力逼迫韩国把他交出。韩送他入秦，但不久秦王政因听信李斯的谗言，把他下狱，终于自杀于狱中，这是前233年的事。今存《韩非子》五十五篇，其中可能有后人增补的地方，但大体可信是他的作品。
法家论政，总是站在君主的一边，即使有时顾及人民，也是为君主打算，这是法家思想与其他诸家思想的基本不同之处。韩非的学说，便是告诉君主们如何使用法术和权势，来统治其国家和人民。对于儒家的政治学说，则极尽攻击的能事。
他反对儒家的贤人政治，因为世上的贤人太少了。他认为君主只要威权在手，中材之主便可以为冶；即使桀纣一类的暴主，只要有权，臣民也得效忠，而不容违抗或批评。总之，君主是绝对的统治者，无论他的行为如何，臣民是必须服从的。
他反对儒家爱民的理论，君主的爱民，无非想借此取得人民的拥戴，但政府的基础若是建立在人民的拥戴上，则是非常危险的事。君主的爱民，不可能如父母的爱子女；即令能够，也不可靠。世上尽多违叛父母的子女，假若人民一旦对君主不愿拥护，又怎么办？因此他认为只有用严刑峻法，才可以使人民不敢不忠，不敢为非。法不但要严，还得周密，使歹人无所逃避。能如此，虽小人也可以有君子之行；不然，虽君子也会生小人之心。所以法也就是人民道德和教育的标准，他说：“明主之国，无书简之文，以法为教；无先王之语，以吏为师。”为君主的，只要严格信守着一套完密的法，使它不遭受破坏，便可以垂拱而治。此外，他认为“儒以文乱法，侠以武犯禁”，这两种人是国家之蠹，必须加以铲除。由此申论，一切不便于法令推行的名誉德行，也都是不足取的。
他认为君主所最需要的人民是兵和农，他们是富强的资本，国家必须对他们加以奖励优待，使他们戮力于农战，以达到“无事则国富，有事则兵强”的目标。奖励兵农的先决条件，必须首先除去游食坐谈之士，因为他们的存在，会妨碍兵农的振作。凡是不躬亲兵农的人，无论所谈的是什么，都是有害的。
君臣之间，他认为绝无仁爱信义存在，为臣的处心积虑觊觎君主的权位，为君的则处心积虑保持自己的权位，因此他主张君主要用术来控驭臣下。其要点是明察臣下的奸恶，削减私门的权势。要察臣下之奸，必须使明无所蔽，凡为君主者，万不可对臣下私宠偏听，因为这是奸臣培养势力的良机。所以，君主消极的应无所信任，不给臣下窥伺逢迎的机会；积极的应一切独断于心，不给臣下弄权窃势的机会。能够如此，臣下便会成为招之即来挥之即去的仆役，一切惟君主的意思是从了。
秦在列国中，是惟一长期而彻底实行法家学说的国家，它把效率看得重于人道，一切以富强为目标。因此国力能够高度集中，高度发挥，终能并吞六国，统一“天下”；但正因漫无节制的使用国力，又迅速的使它走上灭亡之途。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