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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法典与司法机关
汉的法律，也承袭秦代，只是去掉秦法中少数最残酷的条文。因此汉代法律仍然保持秦法的严厉精神，终两汉之世，始终未完全消失。尤以西汉前期，用法最严。
高祖初入关后，与关中父老约法三章，本是一时权宜之计。全国大定后，便命萧何制律，何参照秦法，加以损益，作律九章。《九章律》的总目是具律、盗律、贼律、杂律、捕律、四律、兴律、厩律、户律。前六种律相传为战国时李克所制而为秦所采用，后三种则为萧何所加，但各律的细目至今已多不可考。此外，叔孙通作《傍章》十八篇，以补《九章律》的不足。其后武帝大加增添，张汤作《越官律》二十七篇，法典益备而禁网也益严。
律以外尚有所谓“令”，律与令的分别，据汉人自己的解释，是：“前主所是，著为律；后主所是，疏为令。”［见《汉书》卷六十《杜周传》］大体说来，律是有系统的成文法律，且有其传统性；令则是人主随时颁布的法律，与律有相同的效力。令以外又有“比”，或称“决事比”及“法比”，是无成法可援时用以此类决事的条例。武帝时，律、令多至三百五十九章，其中仅死刑项目便多至四百零九条，一千八百八十二款；死罪决事此多至一万三千四百七十二条。因法条过繁，司法者不能遍睹，而致决狱失平的事时常发生。同时条文既多，便难免有自相矛盾之处，更给官吏制造为奸的机会。其后宣帝有意更订律令而未果，元成二帝均曾下诏命朝臣集议，减轻刑罚；但官吏因循，始终未能作大规模的修改。
王莽时代，法令更为烦苛。西汉中期以后，儒家大盛，学者论法，多主以德为主，以刑为辅。到东汉，法家逐渐趋儒化。光武明帝，虽提倡儒术，犹崇尚法制。章帝时，采纳尚书陈宠的建议，除去惨苛的法律五十余条，并禁绝钴钻等酷刑。政既尚宽，而法纪渐坏。和帝时，陈宠为廷尉，也曾更订律令，删除死罪条例数百条，但未见施行。和帝以后，历朝虽间有删修，也只能作消极的补救。同时政治渐紊，外戚宦官，更迭擅权，他们率多违法干纪，视刑典如无物。至于若干“酷吏”，虽用法惨酷，但大都是外戚宦官的鹰犬，只能施其荼毒于正人君子而已。法家的儒化，使东汉政治趋于迂缓，丧失西汉盛时发扬蹈厉的政治精神。直至桓灵时代，汉政治终未走上法治之途，儒家虽盛，亦无补于国事，直至汉帝国瓦解而后已。献帝时，曹操当国，他用法尚严，可以说是儒家政治的反动者。献帝建安初，朝臣应劭删定律令，作《汉仪》二百八十篇，为一代巨制，这是东汉时代最后修纂的法典。献帝时，汉政虽再度走上法治，但不久汉室便因曹氏的篡夺而灭亡。
中央的最高司法机关是廷尉，重大案件均由廷尉审理。御史则司纠举不法，汉初并派御史监察地方。武帝时有绣衣直指使，督察地方，审理大狱，但不常置。此外成帝时曾于尚书设三公曹，主断狱。
地方的司法机关，三辅地区主要为司隶校尉，初设时辖官兵一千二百人，以捕治巫蛊，督讨奸猾。后来罢去属兵，专司监察。各郡则设有贼曹及决曹，专理刑罪案件，各有掾主其事，而太守有最后判决权。太守并于每年秋冬遣吏赴各属县按讯囚犯，平议其罪，以防冤滥。王国的相和内史，也均有司法权。至于各县府，也有类似郡府的司法机构，乡亭则由啬夫亭长听理讼事。此外东汉的刺史，也有审理部中重大案件之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