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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经学的派别
秦代的焚书，中国古代重要文献典籍受害最烈的，首推史书；其次是《诗》、《书》一类，即汉人所谓的“经”；损失最轻的，要算“百家语”，即诸子书。六国的历史记载，等于被秦火烧光，因此汉人所记古代的历史，虽时间接近如战国，其内容仍谬误百出。经书在汉初也没有完整的古本出现，全凭秦代学者的传述，以当时流行的隶书（即所谓“今文”），记录而成。
汉初的经书，全由私人传授，每个传授者对经典的解释，常有个人的见解，与其他的传经者不同。因此几乎每一种经都有若干家，每家都有其“一家之言”。汉初的传经者，有田何传《易》，伏生口授《尚书》，齐（辕固生）、鲁（申公）、韩（韩婴）三家治《诗》，高堂生传《礼》，胡毋生治《春秋公羊传》，瑕丘江公治《春秋谷梁传》，惟《乐》失传。自武帝置五经博士后，经学日盛，经学家也愈分愈多。于是《易》分为施雠、孟喜、梁丘贺、京房四家，《书》分为欧阳生、大夏侯（胜）、小夏侯（建）三家，《礼》（即《仪礼》）分为大戴（德）、小戴（圣）二家，《公羊》分为严彭祖、颜安乐二家，《诗》仍为齐、鲁、韩三家，共十四家，均为今文家。宣帝时，十二博士所治的经典，为《易》的施、孟、梁丘三家，《书》的欧阳、大小夏侯三家，《诗》的齐、鲁、韩三家，《礼》的后苍（大小戴的老师）一家，外加《公羊》、《谷梁》，共十二门，每门由一博士主持。元帝又增置博士一名，治京房易，但旋即罢除。至于东汉十四博士所治之学，即前面所说的十四家。［参看王国维《汉魏博士考》（载《观堂集林》卷四）］学者都谨守其师承家法，世代不替，因此学派的区分，日益严格。
伏生向晁错传授《尚书》，明崔子忠绘。伏生是秦代博士，精通《尚书》，秦焚书后，《尚书》也难觅踪迹，伏生将自己默记下来的《尚书》加以整理，成二十九篇，即后人所称的《今文尚书》，并将之传授给弟子晁错。图中伏生着白衣坐蒲团上，给晁错讲解《尚书》精义。
两汉的儒家，虽然推崇孔子，同时也受阴阳家思想的影响，因此他们的学说，充满宗教的迷信色彩。例如京房《易》专重卜筮，大小夏侯《尚书》也喜谈五行之说。武帝时，董仲舒治《公羊》，著《春秋繁露》一书，其中也有不少离奇的话。成帝时的刘向，治《谷梁》，也数以祸福附会其说。总之，他们都认为天降的祥征或灾异，全是受人事的影响，与人君的贤愚勤怠，尤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的儒家便经常用这种论调来攻击时政，蔚成一时的风气。到西汉末年，更有所谓“谶纬之学”的出现，内容更为怪诞。谶是一种预言式的文字或图画，以诡奇的隐语道出未来的大事。纬是取与经相辅之意，乃是假托经义以推究灾祥的书，书名繁多，大都充满神话。谶纬大都出于当时人之手，而伪托为古人的制作。这种神话思想的流行，到王莽时达到最高潮。光武在河北时，他的旧日同学从关中带给他一卷叫“赤伏符”的谶书，上面写着：“刘秀发兵捕不道，四夷云集龙斗野，四七之际火为主”；他的部下便根据这个符，把他拥上帝位。他本人也深信图谶，因此东汉初年以谶纬解经的风气，仍不稍衰。
西汉末年，发生了一次研讨古本经籍的运动。这个运动的倡道者是哀帝时的刘歆。他根据若干已经发现的古本经书，另立解说，与今文家相抗衡，引起所谓“今古文之争”。先是武帝时，秦代的遗书已陆续出现，政府广加收集。成帝时，又四出搜访，所获益多；连先有的书，都藏于宫廷中，并命刘向、任宏、尹咸等加以校阅。刘向负责校阅的是《六经》、传记、诸子、诗赋等类的书，校书前后达二十年。他于绥和二年（前7）死去，其子刘歆继任校书工作，发现藏书中有若干古文经书。古文即秦篆以前的“籀文”，汉时已不易识读，这些古文经书主要的有《春秋左氏传》、《古文尚书》、《逸礼》等。刘歆认为《左传》是孔子同时的左丘明所作，所以拿它解经最为可靠。《古文尚书》据说是武帝时鲁恭王因扩建宫殿，破坏邻近孔子旧宅的墙壁而发现的，天汉间，再由孔子的十二世孙孔安国献给政府，其内容较《今文尚书》多十六篇。《逸礼》则较今文《礼》多三十九篇。此外他并把《毛诗》列为古文，《毛诗》是汉初毛亨加以训传的，后传于毛苌，世称大小毛公。《诗》因协韵易于记忆，并未因秦火而失传，本无今古文之分；但因《毛诗》立说与今文家不同，也被列为古文。
刘歆不但提倡研究古文经书，并主张设置《左氏春秋》、《古文尚书》、《逸礼》及《毛诗》博士，大为当时的今文家所反对，立学官的事，终告失败。直到王莽时，才为上述四种古文经传设立博士。东汉时代的学官，仍为今文。古文各家，始终未置博士。但民间研究古文经传之风大盛，学者辈出，诸如明帝时的贾逵，桓帝时的马融，都以治古文名家。而马融的弟子郑玄，遍注诸经，以古文经为本而兼采今文经说，成为一代大师。到曹魏时代，崇尚今文的风气趋于销息，古文经传多列入学官，于是今文家的学术正统地位，为古文家所取代。古文家最大的功绩，是把经学从今文家的荒诞迷信的经说里带向考据训诂之途。如果没有刘歆的竭力提倡，若干古书，可能业已失传；而经学家们的头脑，也许还得在迷离惝恍的气氛中再浸润一个时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