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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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世纪初,西方学者便进入我国西北甘新地区,即汉代河西四郡和西域,从事考古活动。从公元1901年起,在新疆罗布泊楼兰遗址、民丰尼雅遗址和甘肃敦煌居延烽燧遗址中相继发现汉晋简牍。随后,中国学者也有发现。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又有很多新的发现。

1.居延汉简公元1930年西北科学考察团成员瑞典人F.贝格曼在额济纳河汉张掖郡居延都尉和肩水都尉烽燧遗址中采获汉代简牍约10000枚,年代约自武帝末至东汉中叶,以西汉简为多。绝大部分是汉代边塞上的屯戍档案,一小部分是书籍、历谱和私人信件等。资料已全部发表,并有不少研究论著问世。公元1972—1976年,甘肃居延考古队又在第一次发掘地点的附近掘获19000多枚。内容甚丰,大致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薄册、书牍、历谱术数、医药等。其中纪年简1222枚,从武帝元朔元年(公元前128年)至新莽及于东汉建武初年的年号,基本上是连续的,其中以宣帝时期为最多。除少数爰书简、律令简、蓬火品约简已发表外,大部分尚在整理中。

2.敦煌汉简包括汉代敦煌郡和酒泉郡,即今甘肃敦煌县、玉门市和酒泉

县。

先后发现六批。第一批是公元1907年,英籍考古学家A.斯坦因在敦煌县西北采集705枚。第二批是公元1913—1915年斯坦因在敦煌县西北和酒泉县西北采集168枚。第三批是公元1944年中国学者夏鼐在敦煌小方盘城发掘48枚。第四批是公元1979年在玉门花海发现91枚。第五批是公元1979年甘肃博物馆在敦煌马圈湾汉烽燧遗址中发掘1217枚。第六批是公元1981年在敦煌酥油土发现76枚。六次总计发现汉简2305枚。敦煌汉简大部分是敦煌郡玉门都尉和中部都尉及其下属各烽燧的文书档案,内容大多与屯戍有

关。年代自武帝末起,至东汉中叶,以东汉简稍多。属于酒泉郡的汉简,包括酒泉郡西部都尉、北部都尉和东部都尉的简,内容亦多屯戍文书。最早的纪年简是昭帝元平元年(公元前74年),又有元帝、成帝、王莽以及东汉明帝、安帝年号简。上述六批敦煌汉简资料,已全部收入《敦煌汉简》一书中。3.悬泉置汉简公元1990年发现于甘肃敦煌市与安西县之间的汉代邮驿悬泉置遗址中。遗址总面积约22500平方米,由坞和厩两部分组成。经初步发掘,出土简牍15000余枚,麻纤维纸、帛书、封泥、五铢钱、文化用品、丝织品、铁工具、粮食以及各种生活用品共2650余件。简牍多数出土于坞外西侧的废弃物堆积区内,有清晰的按时代自然堆积的层位;少数出土于房屋、马厩内的垃圾中。经初步整理,绝大多数是木简,少量竹简。简牍形制有简、牍、觚、封检、楬、削衣等。完整或较完整的簿册约40册。纪年简最早是武帝太始三年(公元前94年),最晚是和帝永元十三年(公元101年),以宣帝、元帝、成帝时简最多。文书有诏书、律令、科品、檄记、簿籍、爰书、劾状、符、传、历谱、术数书、字书、医方、相马经,以及尚难以确定篇名的古佚书多种。悬泉置遗址简牍的出土,使我们对两汉邮驿设施的职能、机构设置、人员构成、管理制度等,有了初步的认识。简牍内容突破了敦煌、居延汉简的内涵,拓宽了简牍研究领域,为汉代西北地区的政治、经济、军事、法律、中外交流、民族关系、邮驿制度、屯田制度等的进一步研究,提供了第一手史料。

4.西域汉简公元1901—1941年外国学者曾多次进入罗布泊古楼兰遗址活动,掠掘大量汉文简牍、纸文书和佉卢文文书。汉文简牍、纸文书,大部分是魏晋及前凉时期的屯戍簿册,小部分属东汉;佉卢文多属经卷文书,年代与汉文相若。公元1930年和1934年,中国学者黄文弼在罗布泊北岸获汉简71枚,内容亦多屯戍簿册,年代集中于西汉宣、元、成三世,不见东汉简。公元1959年新疆博物馆在尼雅遗址掘获佉卢文简牍66枚。公元1980年新疆楼兰考古队又在楼兰城址掘获魏晋前凉木简、纸文书576件。另有2枚佉卢文木牍,年代属东汉晚期。


秦代简牍汉墓中出土的简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