汉墓中出土的简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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汉墓中的简牍，全部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出土的。重要的有下列

几起：

1.武威汉简共三批，均出于武威汉墓中，包括公元1957年磨咀子6号汉墓中出土的《仪礼》简、公元1959年和1981年磨咀子汉墓出土的王杖诏书令简和公元1972年旱滩坡汉墓出土的医药简。《仪礼》简共三本九篇，实存469简，27298字。它不同于今传郑玄注本和贾公彦疏本，经过勘对、考订，证明是失传的西汉庆（普）氏本或后（仓）氏本。抄写时间可能在西汉晚期。它们都是当时经师诵习的本子。这是目前所见《仪礼》的最古写本，在版本校勘上有较高的价值。公元1959年出土的王杖10简，记东汉永平十五年（公元72年）幼伯受王杖事，并录西汉建始二年（公元前31年）“年七十受王杖”的诏书和河平元年（公元前28年）殴击王杖主当弃市的令。公元1981年出土26简，也是与王杖有关的诏书令简，并录汝南郡王安世等皆坐殴辱王杖主弃市的令。旱滩坡医药简牍92枚，出土于东汉早期墓，内容抄录的都是当时的验方，比较完整的有三十多个，涉及内科、外科、妇科、五官科、针

灸科。有些药方还记录了病状、服药方法、针灸穴位、禁忌等，是研究汉代临床医学、药物学和针灸学的重要资料。

2.银雀山汉简公元1972年出土于山东临沂县银雀山两座汉墓中。1号墓出土竹简（包括残简）4900多枚，内容包括《孙子兵法》、《孙膑兵法》、《尉缭子》、《晏子》、《六韬》、《守法守令十三篇》等先秦古籍及古佚书。《尉缭子》、《晏子》、《六韬》等书，唐宋以来就被疑为伪书，这次发掘，证实它们在西汉前期已经传世，并非后人伪托。《孙子兵法》、《孙膑兵法》的同时出土，是中国文化史上的盛事，对于长期以来存在着关于这两部书的一些悬案，因之得以彻底解决。2号墓出土《元光元年历谱》简32枚，以十月为岁首，是迄今发现的我国最早、最完整的历谱。所记的朔晦干支，订正了自宋《资治通鉴目录》以来有关诸书的错误。银雀山汉墓下葬于汉武帝时期，竹简的抄写年代应比墓葬稍早，从简文书体属早期隶书看，应是西汉文景至武帝初期写成的。

3.马王堆汉简（附帛书）公元1972—1973年出土于长沙马王堆汉墓。1号墓出“遣策”竹简312枚，3号墓出“遣策”竹简403枚，医书竹简200枚（内木简10枚），另有木牍7枚。1号墓竹简出土时已部分散乱，经复原研究，其顺序大体是：开头副食品、调味品、酒醴和粮食；其次是漆器、陶器、梳妆用具和衣物；最后是乐器、竹器，以及木制和土制的明器。遣策与随葬品对照，大多数符合，这对简文的辨识和随葬品的定名都有很大帮助。对汉初的社会经济、农业生产，以及生活习俗的研究，提供了极为珍贵的资料。3号墓的遣策内容与1号墓略同，但增加了车骑、乐舞、僮仆及所持兵器、仪仗、乐器等方面的内容。医书简分为两卷，其中一卷的内容与《黄帝内经》近似。木牍7枚，其中3枚记侍从、车骑；2枚记随葬食品及其盛器；1枚记衣物；最后1枚记下葬日期及缄封者。据银雀山《元光元年历谱》简推算，3号墓的埋葬时间应是汉文帝前元十二年（公元前168年）二月。1号墓大约稍晚数年至十余年。

帛书出3号墓东边箱一漆盒内。分两种：一种写在48厘米的整幅帛上；另一种写在24厘米的半幅帛上。形制与简册制度基本一致。出土时断裂破损严重。除个别外，均无篇题。经拼复编纂，大致可确定为28件，计12万余字。仿《汉书·艺文志》的分类，有六艺类、诸子类、兵书类、数术类、方术类和地图。六艺类4件：《周易》，《丧服图》，《春秋事语》和《战国纵横家书》。诸子类4件：《老子》甲本附卷后佚书3种，《九主图》，《黄帝书》和《老子》乙本。兵书类，有《刑德》甲、乙、丙种3件。数术类11件：《篆书阴阳五行》，《隶书阴阳五行》，《五星占》，《天文气象杂占》，《出行占》，《木人占》，《符篆》，《神图》，《筑城图》，《园寝图》和《相马经》。方术类5件：《五十二病方》附佚书4种，《胎产图》，《养生图》，《杂疗方》，《导引图》附佚书2种。另有地图两幅：《长沙国南部图》，《驻军图》。

帛书大部分用朱丝栏，墨书，也有一部分未划行格。字体有篆、隶两种。有的书写十分工整，有的较潦草，似非一人一时书写。篆书写本的抄写时间，约在汉高祖十一年（公元前196年）左右；隶书写本的抄写时间，约在汉文帝初年（公元前179年）左右。

帛书内容涉及战国至西汉初期政治、军事、思想、文化以及科学等各个方面，有着重要的学术价值。它丰富了古代史的内容，又可以作为校勘某些

传世古籍的依据。在文字学、训诂学、音韵学等方面，帛书也提供了丰富的研究资料。经考定，马王堆3号墓墓主系轪侯利仓之子，他用帛书随葬，说明这批帛书是他生前读用或爱好的，从而在一定程度上反映了死者甚至是那个时代的思想倾向。

4.张家山汉简公元1983—1984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张家山247、249、258三座西汉前期墓。247号墓竹简最多，达1200余枚，简文约3万字。这是我国汉简的一次重要发现，其重要性可与睡虎地秦简相埒。简文内容有一半以上是汉初律令。律名与睡虎地秦律简相同的有金布律、徭律、置吏律、效律、传食律、行书律等；与秦律简不同和新增的汉律有奏律、亡律、户律、杂律、史律、告律、贼律、兴律、赐律、捕律、均输律、爵律、津关律、收律、具律、□市律，以及奴婢律和变（蛮）夷律，等等。这批汉律的发现，使我们对萧何制定的“九章律”内容有较具体的了解，为探讨汉初社会制度开拓了新的眼界。此外，竹简中还有《奏谳书》、《盖庐》、《脉书》、《引书》、《算数书》等五部佚书，以及日书、历谱、遣策。《奏谳书》是一部与汉律相关的重要文献。《算数书》则是早于《九章算术》成书的一部数学著作。目前材料尚未全部公布，估计还有很多重要内容未被揭示出来。

5.凤凰山汉简公元1973—1975年出土于湖北江陵凤凰山8、9、10、167、168、169六座西汉墓中，共竹简548枚，木简74枚，竹牍1方，木牍9方，共4000余字，全部属早期隶书，约抄写于西汉文景时期。这批简牍多数是“遣策”，所载随葬品的类别、排列次序、数量等，与椁内实际情况大体相符。属于文书、契约、账目类的竹简170枚，木牍5方，出土于9号墓、10号墓，内容涉及田租、算赋、刍稿税、徭役、贷种实、乡里收支账目等项，具有较高的史料价值。此外，有“告地策”竹牍、木牍各1方，分别出土于168号墓和10号墓。据牍文所载死者姓名、里居、爵位、下葬年月日，推定168号墓死者是“市阳五大夫■少言”，下葬于文帝前元十三年（公元前167年）；10号墓死者是“平里五大夫张偃”，下葬于景帝前元四年（公元前153年）。6.扬州汉简两批。一批是邗江胡场5号西汉墓。共木牍13方，内容为神灵名位牍、日记牍、文告牍、丧祭物品牍。另有记载随葬器物的木签6枚、木觚7枚。另一批出仪征胥浦101号西汉墓，有“先令券书”竹简16枚，赙赠木牍、木觚各1方，木牍衣物券1块。“先令券书”是墓主朱夌临终前夕所立遗嘱文书。立嘱人、代书人、证人，一应俱全，显然具有法律效力。它是我国考古发现中时代最早的遗嘱，在汉代简牍中甚为罕见。

此外，安徽阜阳双古堆西汉汝阴侯墓出土《苍颉篇》、《诗经》等古籍残简多种。河北定县西汉中山怀王刘修墓（40号墓）出土《论语》、《儒家者言》等古籍残简多种。青海大通上孙家寨115号西汉墓出土似为兵书佚文残简多种。

西北边塞遗址出土的汉代简牍秦汉石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