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专制体制的完备和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专制体制的完备 西汉后期社会矛盾和统治集团内部矛盾交织的历史，使东汉统治者触目惊心。王莽代汉，绿林、赤眉暴动，都是东汉统治者的严重教训，他们力图使这种历史不致重演。同时，东汉统治者面对着豪强地主强大的势力，也力图加以控制，尽可能把它纳入东汉统治的轨道。在这种历史教训和现实要求交相作用之下，光武、明、章等帝都极力使专制主义中央集权制度进一步完备起来，以此加强统治。
东汉初年，功臣众多，封侯者百余人，明帝时将其中功绩较大的28人画像于云台。列侯封地大者六县，超过汉高祖对功臣侯的封赏。但是在政治上，光武帝则一反汉高祖以功臣任丞相执政的办法，不给功臣实权实职，剥夺他们的兵柄。功臣除了任边将的以外，多在京城以列侯奉朝请，只有邓禹、李通、贾复等少数人，得与公卿参议大政。鉴于王莽代汉，光武帝不让外戚干预政事，不给他们尊贵地位。马援功勋虽大，但以身为外戚，甚至不得列入云台28将数中。明帝令外戚阴、邓等家互相纠察；梁松、窦穆虽尚公主，但是都由于请托郡县、干乱政事而受到屠戮。章帝后兄窦宪以贱价强买明帝女沁水公主园田，章帝甚至切责窦宪，还说“国家弃宪如孤雏腐鼠耳！”[206]对于宗室诸王，光武帝申明旧制“阿附蕃王之法”，不让他们蓄养羽翼。建武二十八年（公元52年），光武帝命郡县收捕诸王宾客，牵连而死的以千数。明帝兄弟楚王英被告结交方士，作符瑞图谶，楚王被迫自杀。永平十四年（公元71年），明帝又穷治楚王之狱，被株连而致死徙的外戚、诸侯、豪强、官吏又以千计，系狱的还有数千人。
在中央政府中，号称三公的太尉、司徒、司空[207]只是名义上的首脑，实际权力在中朝的尚书台。光武帝曾裁并其他许多中朝官职，所以尚书台更能集中事权。尚书台设千石的尚书令和六百石的尚书仆射，令、仆以下有左右丞，掌“文书期会”等事，有六曹尚书[208]分掌庶政，每曹有尚书郎若干人。皇帝挑选亲信的大臣“录尚书事”，无异于自己直接指挥尚书台，所以尚书台专权用事，实际上就是专制皇权的加强。宫内许多官员西汉时例由士人充任或者参用士人，这时专由宦官充任，以便皇帝直接掌握。皇权的加强，相权的削弱，在东汉后期王朝衰败的条件下，导致了外戚宦官挟主专权的结果，这是东汉统治者始料所不及的。
在地方政权方面，光武帝裁并四百多县，这相当于西汉的县、邑、道、侯国数的1/4[209]。吏职减去了9/10，边塞的亭候吏卒也陆续罢省了。这些措施，主要是为了减少开支。地方政权中最重要的改革，是废除内郡的地方兵，裁撤郡都尉，并其职于太守；取消郡内每年征兵操练的都试，让地方兵吏一律归还民伍。废除地方兵后，国家军队常常招募农民或征发刑徒组成，指挥权完全集中在中央和皇帝之手。这样就有可能加强皇帝镇压叛乱、控制全国的力量，减少州郡豪强掌握本地军队的机会。不过终东汉之世，地方兵并未全废，有事的时候，仍常征发内郡地方兵，由太守或刺史率领作战。内郡的都尉也常复置。但是内郡地方兵由于没有都试，缺乏经常的训练，所以战斗力不如西汉的正卒、戍卒。同时刺史领兵之制，使刺史兼有一州军政大权，开东汉末年刺史割据之渐。这些结果，也是同东汉统治者加强专制集权的愿望背道而驰的。
光武帝深知儒学是统治者重要的精神武器，所以他特别提倡讲经论理，从儒生中选择统治人才。早在“宫室未饰，干戈未休”的建武五年（公元29年），光武帝就着手建立太学，设置博士，让他们各以“家法”传授诸经。明帝更是广召名儒，自居讲席，让诸儒执经问难。郡国学校也纷纷建立起来了[210]。除了通过学校培植统治人才以外，政府又用察举孝廉、征辟僚属以及举贤良方正、直言极谏、茂才、明经等科目，网罗地主士大夫的子弟做官。孝廉按郡内人口每20万人举一人为率，每岁选拔，是儒生仕进的主要阶梯。征辟由三公及郡守为之，被征辟的士大夫，往往由于“才高名重”而躐等升迁。光武帝对于隐居山林，不仕王莽的人，多方搜求，重礼征聘，表示他对名节的表彰，企图以此使“天下归心”。他以特礼相待隐居不仕的严光（严子陵），就是一个著名的例证。东汉王朝通过提倡经学，表彰名节，广开仕宦之路，收揽和培育了大量的统治人才，培养了重名节的社会风气，使它自己在豪强势力严重发展的时候，仍然得以维持统治。
外戚、宦官的黑暗统治 东汉王朝专制体制的加强，在一定的时间内起着稳定统治秩序的作用。但是和帝以后，当这个王朝趋于衰败时，它又起着相反的作用，促成了外戚、宦官的专权和他们之间的争斗。
和帝十岁即位，窦太后临朝。她以窦宪为侍中，内斡机密，出宣诰命。窦宪诸弟都居亲要之职，大批的窦氏党徒，都作了朝官或守令。窦宪还以“仁厚委随”的老臣邓彪为太傅录尚书事，以与自己呼应。窦氏的奴客缇骑，杀人越货，横行京师。和帝在深宫中与内外臣僚隔绝，可以依靠的只有贴身的宦官。永元四年（公元92年），他用宦官郑众掌握的一部分禁军，消灭了窦氏势力。郑众从此参预政事，并受封为鄛乡侯，这是宦官用权和封侯的开始。
安帝时，实际掌权的是邓太后和她的兄弟邓骘等人。这个期间，邓太后除了并用外戚、宦官以外，又起用名士杨震等，以图取得士大夫的支持。邓太后死，安帝与宦官李闰、江京等合谋，消灭了邓氏势力。此后李闰、江京等人大权在握，而皇后阎氏的兄弟阎显等人也居卿校之位，形成宦官、外戚共同专权的局面。
延光四年（125年），宦官孙程等19人，拥立11岁的济阴王为帝（汉顺帝），并且杀掉阎显。顺帝时，孙程等19人皆得封侯，宦官的权势大为增长。他们不但可以充任朝官，还可以养子袭爵。后来，顺帝也扶植外戚势力，相继拜后父梁商和商子冀为大将军。
顺帝死后，梁太后和梁冀先后选立冲、质、桓三帝。梁太后也任用宦官，还扩充太学，尽力争取官僚士大夫，但是根本大权还是掌握在梁冀手里。梁冀为大将军，“十日一入平尚书事”，专权近20年。他的宗亲姻戚充斥朝廷和郡县，官吏升迁，都得先向他谢恩，满足他的各种需索。他还“遣客出塞，交通外国，广求异物”[211]。他又在洛阳周围强占土地，调发卒徒，兴建私人苑囿，绵延近千里。他擅立苛刻禁令，不许别人触动苑中一草一木，苑兔被人误杀，牵连处死的至十多人。他还占夺几千口良人作奴婢，名之曰“自卖人”。梁冀当政时期，对郡县的调发比过去增多十倍，人民大批地被榜掠割剥，死于箠楚之下。延熹二年（159年），梁皇后死，桓帝与宦官单超等人合谋消灭梁氏，连及公、卿、刺、守，死者数十人。梁冀被抄的家财达三十多万万钱，官府获得这笔巨大收入后，为了收揽人心，得以在这一年减收天下租税之半。
梁冀死后，宦官独揽政权，他们“手握王爵，口含天宪”[212]，权势达于顶点。宦官的兄弟姻亲临州宰郡，杀人越货，与盗贼无异。宦官侯览前后夺人宅舍竟达381所，夺人田地118顷。
和帝以来外戚、宦官交替专权，是东汉统治集团的内部矛盾在专制制度下的尖锐表现。专制制度的完备，使权力高度集中于皇帝之手，皇帝成为一切权力的化身，觊觎权力的人，都力图挟持皇帝。外戚由于接近皇帝，利用皇帝幼弱，易于掌握朝政；而宦官又因缘时会，取外戚的地位而代之。无论外戚或宦官当权，都力图拥立幼主，以便自己继续操纵。他们又都趁权力在手的时候排除异己，竭泽而渔。从士大夫看来，宦官是他们所不齿的微贱的暴发户，所以在外戚、宦官的争斗中，外戚较多地得到士大夫的支持。随着这种党争的愈演愈烈，东汉统治愈来愈腐朽，大规模农民暴动的条件也愈来愈成熟了。
官僚士大夫集团的形成 世家大族的出现 在宦官、外戚的反复争斗中，还有另一种政治力量在起作用，这就是官僚士大夫结成的政治集团。
东汉时期，士人通过察举、征辟出仕。郡国察举时，“率取年少能报恩者”[213]这在明帝时已是如此。征辟的情形也是一样。被举、被辟的人，成为举主、府主的门生、故吏，门生、故吏为了利禄，不惜以君臣、父子之礼对待举主、府主，甚至“怀丈夫之容而袭婢妾之态，或奉货而行赂，以自固结”[214]。举主、府主死后，门生、故吏服三年之丧。顺帝时，北海国相景某死，故吏服三年丧者凡87人[215]。秩位高于景某的官僚，其门生、故吏服丧者更不知有多少。大官僚与自己的门生、故吏结成集团，因而也增加了自己的政治力量。
东汉后期的士大夫中，出现了一些累世专攻一经的家族，他们的弟子动辄数百人甚至数千人。通过经学入仕，又形成了一些累世公卿的家族，例如世传欧阳《尚书》之学的弘农杨氏，自杨震以后，四世皆为三公；世传孟氏《易》学的汝南袁氏，自袁安以后，四世中居三公之位者多至五人。这些人都是最大的地主，他们由于世居高位，门生、故吏遍于天下，因而又是士大夫的领袖。所谓世家大族，就是在经济、政治、意识形态上具有这种种特征的家族。东汉时期选士唯“论族姓阀阅”[216]，所以世家大族的子弟，在察举、征辟中照例得到优先。
世家大族是大地主中长期发展起来的一个特殊阶层。由于他们在政治、经济以及意识形态方面所具有的特殊地位，当政的外戚往往要同他们联结，甚至当政的宦官也不能不同他们周旋。世家大族在本州、本郡的势力，更具有垄断性质，太守莅郡，往往要辟本地的世家大族为掾属，委政于他们。宗资（南阳人）为汝南太守，委政于本郡的范滂，成瑨（弘农人）为南阳太守，委政于本郡的岑晊，因而当时出现了这样的歌谣：“汝南‘太守’范孟博（滂），南阳宗资主画诺；南阳‘太守’岑公孝（晊），弘农成瑨但坐啸。”[217]操纵了本州本郡政治的世家大族，实际上统治了这些州郡。崔寔在《政论》中记有这样的歌谣：“州郡记，如霹雳，得诏书，但挂壁”[218]，这表明地方势力的强大，已超过皇帝诏书的力量了。
清议和党锢 东汉后期，官僚士大夫中出现了一种品评人物的风气，称为“清议”。善于清议的人，被视为天下名士，他们对人物的褒贬，在很大的程度上左右乡闾舆论，因而影响到士大夫的仕途进退。郭泰就是这样一个“清谈闾阎”[219]的名士，据谢承云：“泰之所名，人品乃定，先言后验，众皆服之。”[220]汝南名士许劭与从兄许靖，“好共核论乡党人物，每月辄更其品题，故汝南俗有月旦评焉”[221]。大官僚和世家大族为了操纵选举，进退人物，对于这种清议也大力提倡。在当时政治极端腐败的情况下，这种清议在士大夫中间，多少起着一些激浊扬清的作用。但是风气所至，士大夫相率让爵、推财、避聘、久丧，极力把自己伪装为具有孝义高行的人物，以博得清议的赞扬。许多求名不得的人，不惜“饰伪以邀誉，钓奇以惊俗。不食君禄，而争屠沽之利；不受小官，而规卿相之位”[222]。
安帝、顺帝相继扩充太学，笼络儒生，顺帝时太学生多至三万余人。太学生一般都是出自地主阶级，同官僚士大夫有着密切的联系，因此太学就成为清议的中心。太学生为安帝以来风起云涌的农民暴动所震动，深感东汉王朝有崩溃的危险。他们认为宦官外戚的黑暗统治是引起农民暴动、导致东汉王朝衰败的主要原因，所以力图通过清议，反对宦官外戚特别是当权的宦官，挽救东汉统治。
在宦官外戚统治下，“州郡牧守承顺风旨，辟召选举，释贤取愚”[223]，不附权贵的士人受到排斥。顺帝初年，河南尹田歆察举六名孝廉，当权的贵人勋戚交相请托，占据名额，名士入选的只有一人。桓帝以后，察举制度更为腐败，时人语曰：“举秀才，不知书。察孝廉，父别居。寒素清白浊如泥，高第良将怯如鸡。”[224]在士大夫中，有一部分人“向盛避衰”，“交游趋富贵之门”[225]，“妪名势，抚拍豪强”[226]，助长了宦官外戚的声势。这种情形，也使太学清议集中到攻击腐败的朝政和罪恶的权贵，而对敢于干犯权贵的人，大加赞扬。桓帝永兴元年（153年），冀州刺史朱穆奏劾贪污的守令，打击横行州郡的宦官党羽，被桓帝罚作左校（左校掌左工徒）。太学生刘陶等数千人诣阙上书，表示愿意“黥首系趾，代穆校作”[227]，因此桓帝不得不赦免朱穆。延熹五年（162年），皇甫规得罪宦官，论输左校，太学生张凤等三百余人，跟大官僚一起诣阙陈诉，使皇甫规获得赦免。官僚、太学生的这些活动，对当政的宦官是一种巨大的压力。郡国学的诸生，也同太学清议呼应。
太学诸生，特别尊崇李膺、陈蕃、王畅等人，太学中流行着对他们的评语：“天下模楷李元礼（膺），不畏强御陈仲举（蕃），天下俊秀王叔茂（畅）”[228]。
李膺的名望最高，士人与他交游，被誉为“登龙门”，可以身价十倍。李膺为司隶校尉时惩办不法宦官，“诸黄门、常侍皆鞠躬屏气，休沐不敢复出宫省”[229]。延熹九年（166年），李膺杀术士张成，张成生前与宦官关系密切，所以他的弟子牢修诬告李膺“养太学游士，交结诸郡生徒，更相驰驱，共为部党，诽讪朝廷，疑乱风俗”[230]。在宦官怂恿下，桓帝收系李膺，并下令郡国大捕“党人”，词语相及，共达二百多名。第二年，李膺及其他党人被赦归田里，禁锢终身。这就是有名的“党锢”事件。
党锢事件发生后，士大夫闻风而动。他们把那些不畏宦官势力，被认为正直的士大夫，分别加上三君、八俊、八顾、八及、八厨等美称，清议的浪潮更为高涨。度辽将军皇甫规没有被当作名士列入党锢，甚至自陈与党人的关系，请求连坐。
灵帝建宁元年（168年），名士陈蕃为太傅，与大将军窦武（窦太后之父）共同执政。他们起用李膺和被禁锢的其他名士，并密谋诛杀宦官。宦官矫诏捕窦武等人，双方陈兵对阵，结果陈蕃、窦武皆死，他们的宗亲宾客姻属都被收杀，门生、故吏免官禁锢。建宁二年，曾经打击过宦官势力的张俭被诬告“共为部党，图危社稷”，受到追捕，党人横死狱中的共百余人，被牵连而死、徙、废禁的又达六七百人。熹平五年（176年），州郡受命禁锢党人的门生、故吏和父子兄弟。直到黄巾军的暴动发生后，党人才被赦免。
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在当时具有一定的正义性，博得社会的同情，因此张俭在被追捕时，许多人破家相容，使他得以逃亡出塞。但是官僚士大夫和太学生的反宦官斗争，只是为了缓和社会矛盾，维护东汉王朝的正常统治秩序，从而维护自己的利益。所以这仍然是统治集团内部的斗争。当农民暴动不但没有因此偃旗息鼓，而且还发展到从根本上危及东汉统治的时候，被禁锢的党人就获得赦免，他们也就立刻同宦官联合，集中力量来镇压暴动的农民。官僚士大夫与世家大族息息相通，根深蒂固，总的说来力量比宦官强大。所以在农民暴动被镇压下去后，他们重整旗鼓，发动了对宦官的最后一击，终于彻底消灭了东汉宦官的势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