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南方的社会经济和阶级状况
农业的发展和农民的困苦 东晋南朝时期，南方的农业生产有了很大的提高。北方农民不断渡江南来，补充了南方不足的劳动力，也带来了比较进步的生产工具和生产技术。西晋末年南来的郭文，隐居吴兴大涤山中，区种菽麦为生。这样的区种法，就是南传的一种农业技术。南北农民的结合，北方的生产工具和技术同南方水田种植经验的结合，是南方农业发展的重要原因。
南方河渠交错，水利灌溉自来比较方便。东晋南朝时期水利事业又有发展。寿春的芍陂，会稽的镜湖，都曾修复使用。曲阿、乌程、句章、乐安以及其他地区，也都修建了一些陂堰，便利了农田灌溉。浙江海塘的修筑，保护了沿海地区农业生产免受海潮的破坏，作用也很显著。南方湖泊很多，决湖泄水，就可以开辟良田。
三吴是南方粮食的主要产区，史载南方“一岁或稔，则数郡忘饥”[238]，主要就是指三吴地区而言。隋灭南朝以后，把纵贯南北延伸到余杭的大运河连接起来，目的之一就是为了搜刮江南的粮食和其他财富。在三吴以外的扬州各地，在荆州和益州，土地垦辟也有显著的增加，农桑事业大有发展。
南朝时期，南方各地经济的发展还是很不平衡，许多地区还停留在火耕水耨的阶段。梁元帝在《玄览赋》中说到“家给火耕之田”[239]，陈霸先被斥为“火耕水耨之夫”[240]，欧阳在湘、广地区“务是民天，敦其分地，火耕水耨，弥亘原野”[241]。这些资料，分别反映出荆州、扬州、广州境内的某些地方农业生产仍然是粗放的。南方水稻耕作的特点，南方人口和铁制农具的不足，都是促使火耕水耨的粗放耕作方法保存较久的重要原因。
在孙恩起义以后的一个时期，随着南方农业的发展，南方农民的处境多少改善了一些。但是过了不久，地主和国家对他们的压迫剥削，又不断加重起来。宋代以来，农民“丁男调布绢各二丈，丝三两，绵八两，禄绢八尺，禄绵三两二分，租米五石，禄米二石；丁女并半之”[242]。宋孝武帝时，又把调布增为4匹，即16丈。除了租调以外，还有更为繁苛的各种杂税。南朝允许以杂物折租，这可能是任土作赋的便民办法。但是实际行用时，官吏在钱币、布帛、粮米以及其他实物之间任意折换，造成了农民更大的痛苦。征调之时计资分等，又是官吏勒索的机会，桑长一尺，田进一亩，都计在资产之内，甚至连屋上加瓦也要计税。在这种情形下，农民不敢种树垦荒，不敢泥补房舍，发展生产的兴趣自然更谈不到了。至于官吏上下其手，把富者税额转嫁贫者，使农民不得不弃业流亡，更是常有的事。
南朝役名非常多，兵役征发完全视统治者需要而定，没有固定的制度。在军情紧急时，统治者强迫人民率户从军，兵士逃亡，全家连坐。有些官吏把战死的兵士列为逃亡，借此“录质家丁；合家又叛，则取同籍；同籍又叛，则取比伍；比伍又叛，则望村而取”[243]。至于长充兵役的营户、军户，更是父兄死、子弟代，没有脱身之日。宋时豫州的军户，甚至“年几八十而犹伏隶，或年始七岁而已从役”[244]。
苛刻的租调兵徭，迫使农民无法生产，他们纷纷逃入私门为奴、客，或者托身寺院作白徒、养女，供僧俗地主奴役。还有一些人则浮海远走闽广，或者深入少数民族地区，企图找到安身之所。这些出路对于农民都是十分悲惨的，但是总还可以使他们暂时获得一线生机。由于这个缘故，南朝频繁的农民暴动没有汇合成大规模的农民战争。
大地主的田庄和奴客 东晋时期，地主占夺土地，数量越来越大。王导所得赐田就有八十多顷；侨居京口的大地主刁氏，百年来占夺的土地竟达万顷之多。史载东晋“权门并兼，强弱相凌，百姓流离，不得保其产业”[245]。到了南朝，这种情形更是有加无已。南朝官僚地主用国家的吏（一种国家依附户）耕种自己的私田，这在宋孝武帝时是由诏令予以承认了的[246]；甚至吏种的公田，其地租也归官僚所有。梁代豪家富室多占取公田，“贵价僦税”，盘剥贫苦农民；梁武帝还正式允许豪家富室利用所占公田，“给贫民种粮共营作”[247]，以攫取地租。
大地主侵占土地，起先主要集中在建康附近和太湖以北地区，后来逐步向南发展。会稽郡的山水和沃壤，吸引了很多南北大地主，他们纷纷在那里“封锢山泽”，建立别墅、屯封。邻近诸郡，也多有这些大地主的产业。大地主不但占有被封锢区域内的土地和河湖，也占有其中的农户。他们还用重税来剥削进入封锢区域打柴捕鱼的人，这又剥夺了附近农民的生计，逼使他们逐步沦落为大地主的奴客。早在咸康二年（336年）东晋就颁布过“占山护泽，强盗律论，赃一丈以上皆弃市”的禁令，但是禁者自禁，占者自占，并没有什么效果。刘宋大明年间（457—464年），孝武帝企图改禁为限，规定：地主原占山泽经过火耕、种树、设置渔场的，一律归地主所有；此后占山护泽以官品为准，数量由一顷至三顷，原占已足此额的不得再占；在这些规定以外擅占水土者，按强盗律治罪。从此以后，占山护泽取得了合法的根据，而数量的限制仍然无法实行。在这种情形下，官府私家，竞相占夺，立屯设邸，遍及江南。齐竟陵王萧子良“于宣城、临城、定陵三县界立屯，封山泽数百里，禁民樵采”[248]，可见封锢山泽的规模发展到多么大了。
大地主的山泽田庄，规模都很庞大。山阴大族孔灵符除拥有本乡的田庄以外，还在永兴（今浙江萧山）立墅，周围33里，其中有水陆地265顷，山两座，果园9处。谢玄在始宁（今浙江上虞）建立的一处田庄，传到其孙谢灵运时，已是“田连冈而盈畴，岭枕水而通阡”。谢灵运在他的《山居赋》中夸耀他的田庄的富足说：“春秋有待，朝夕须资，既耕以饭，亦桑贸衣，艺菜当肴，采药救颓[249]”这表明山居生活所需都可以自给自足，而无须仰赖市场。大地主的屯邸往往从事采伐竹木，制造器物，或者设立冶所，采炼铜铁，甚至还放高利贷，盘剥农民。宋代会稽一带“王公妃主邸舍相望，挠乱在所，大为民患，子息滋长，督责无情”[250]
大地主在农业生产中役使的主要对象，是佃客和部曲。关于佃客，东晋在大兴四年（321年）就颁布过占客令，规定一、二品官可占佃客40户，每低一品减少5户。佃客按一定比例向主人交纳实物地租，而不负担国家课役。佃客不自立户籍，他们的名数按规定要注入主人的户籍中。以后北方流民继续南来，南方农民也被迫流亡，这项法令实际上起了保障地主吞并流民为佃客的作用。
部曲是大地主的私家武装。部曲战时为主人打仗，平时为主人种田，与佃客并无严格界限，而且越到后来，部曲用于耕种的越是普遍。梁代退职官僚张孝秀驱使部曲几百人，为他耕种土地几十顷，就是一例。封建国家对地主拥有部曲的数量从无限制，所以扩充部曲就成为大地主增加劳动人手的最方便的途径。
除了佃客、部曲以外，被地主当做依附农民来役使的人还有很多种，如典计、衣食客等。寺院和上层僧尼也占有大量的僧俗农民，为他们种植田园，担负劳役，同地主剥削佃客一样。
南方地主在农业生产中也使用了相当数量的奴隶。东晋南朝时期，奴隶在地主家财中常常是一个和土地并列的重要项目。战俘、南北流民以及南方内地少数民族人民是奴隶的主要来源。法律保障地主对奴隶的所有权，晋令甚至还有奴婢逃亡，黥两眼，再亡，黥两颊，三亡，横黥目下[251]的残酷条文。东晋南朝曾征发奴隶和免奴为客者为兵，但是这都是极特殊的事，所以刘裕即位时，还要特地把过去征发的奴隶归还本主，有些被征奴隶已死或因军功获免，也要给主人以报偿。官僚地主有时为了表示“遗落世务”而“罢遣部曲[252]”，同时增加奴隶，用来经营田园。齐代萧景先死前教诫儿子分散部曲，“启官乞足三处田，勤作自足供衣食，力少更随宜买粗猥奴婢充使，不需余营生”[253]。从这里看来，大概官僚地主从政治上隐退后自营的田庄，较多地使用奴隶耕种。
东晋南朝南方奴隶和奴隶生产增多，是长期战乱带来的结果，也是封建经济在南方落后的社会条件下发展的结果。这是一种不正常的社会现象。由于奴隶的劳动兴趣远远低于依附农民，所以一般说来，地主在农业中役使的人主要是部曲、佃客而不是奴隶。
寺院经济 东晋南朝以来，江南佛教大为发展，王公贵族竞造寺院浮屠，建康一地，佛寺即达五百余所。僧尼数量与日俱增，东晋末年寺僧“一县数千，猥成屯落”[254]。梁武帝时建康僧尼达十余万人，郡县更不可胜言，“天下户口，几亡其半”[255]。寺院拥有大量资产和众多的劳动人手，构成南方封建经济的一个重要部分。
据东晋释道恒说：僧尼“或垦植田圃，与农夫齐流，或商旅博易，与众人竞利……或聚蓄委积，颐养有余，或指掌空谈，坐食百姓”[256]。这里指明僧尼中有剥削者，也有被剥削者。寺院剥削者是“资产丰沃”[257]的僧官和寺院地主，被剥削者是寺院一般僧尼和实际上是寺院奴婢的“白徒”“养女”。一般僧尼和白徒、养女，多数来自避役逃亡或觅食糊口的贫苦农民，他们“不书名籍”[258]，脱离了国家的控制，但却又牢牢地束缚于寺院中，“常居邸肆，恒处田园”[259]，终年为寺院地主耕田、经商或服役。寺院地主还直接“侵渔百姓，取财为惠”[260]。
东晋南朝的许多寺院都是金碧辉煌，华丽无比，这些耗费，都是直接、间接取之于民。宋明帝起湘宫寺，费极奢侈，虞愿说是百姓卖儿贴妇钱所为[261]。有名的寺院大多是“僧业富沃”，江陵长沙寺僧以黄金数千两铸为金龙，埋于土中，历相传付[262]。寺院甚至经营高利贷，设库放债，受纳质物，盘剥人民。举凡黄金、皮褥、服饰以至于一头黄牛、一束苎麻，都可以作质物。官僚士大夫有时也向寺院举贷，如齐士人甄彬以束苎就江陵长沙寺质钱，齐司徒褚渊以齐高帝所赐白貂坐褥等物就建康招提寺质钱[263]等是。寺院放债受质，是后代典当业的雏形。
有些寺院地主凭借政治势力，享受特殊的薪给，甚至还能衣食租税。东晋名僧释道安的薪给，和王公相等[264]。齐初益州刺史傅琰尊崇释玄畅，奉“敕蠲百户以充俸给”[265]；陈宣帝尊崇释智颉，敕“割始丰县调以充众费，蠲两户民用供薪水”[266]。至于凭借政治势力占有土地，在那时更为普遍。梁武帝造大爱敬寺，一次施舍给寺院的土地即达八十余顷[267]。东晋支遁买剡（今浙江嵊州）山侧沃洲小岭卜居[268]，昙济道人据有始宁（今浙江上虞）山水极佳的五奥之一[269]，都与士族地主占山护泽无异。梁大同七年（541年）禁公私人等越界封锢山泽的诏令，把僧尼包括在内，正说明僧尼也是一种大规模兼并土地的社会势力。
手工业的发展 东晋南朝时期，丝织业在南方已较普遍。宜蚕之处养蚕技术很可观，如永嘉郡有八辈蚕，每年三月至十月出丝[270]。丝织物和麻布，同是赋税征收的重要实物。晋宋时绢价甚高，匹值二三千钱，贫苦农民为了买绢输税，甚至不得不卖妻鬻子。齐以后绢价大减，永明六年（488年）令沿江各州出库钱收购绢布粮米诸物，这虽然和钱贱有关，但也反映丝麻产量的增长。刘裕灭后秦时，曾南迁长安百工，于建康立锦署，从此南方织锦就不限于成都一地了。刘宋时期，江南织工、缝工随日本使者东渡，对日本的丝织技术和缝纫技术的提高，起了促进作用。
南方产铁地方，设有冶令管理采冶，规模一般不大。有些镇将自行设冶铸器，这种铁冶往往是随置随废，或者时断时续。水排冶铁已在南方得到应用[271]著名工匠能造出百炼的“横法钢”，钢朴工谢平，凿镂工黄文庆都是“中国绝手”[272]。梁代陶弘景发明“灌钢”，即在炉中杂置生熟铁，生铁熔后注入熟铁之中，再加锻炼，成为质地优良的钢，可以用作刀镰和武器[273]。不过南方的采冶和锻铸都远远不能满足农业生产的需要，火耕水耨的普遍保存，与此当有密切关系。广州的银矿，开采较盛。
造船业在吴国原有的基础上，有了较大的发展。造船地点有南康（今江西赣州）、建安（今福建建瓯）、晋安（今福建闽侯）等多处[274]。东海、南海和内地河道，船只往来非常频繁，大船载重达二万斛[275]。
三吴的青瓷业继续发展，出土的越窑青瓷用具，不论在质量上或数量上都超过孙吴时的水平。
由于文化发展的需要，南方出现了发达的造纸业。造纸原料多用三吴盛产的藤，剡溪和由拳的藤纸，是纸的上品。纸的质量比过去提高，因而政府的简牍文书也就最终地被纸书所代替了[276]。
南方重要的手工业，多为官府经营，为官府服务。官手工业工匠被编为官户，受着极残酷的剥削压迫，死亡率非常高。东晋统治者为此把五岁刑以下的刑徒编入官户，发配百官府寺服役。宋代以罪人补冶士的法令很多，可见罪徒也是官府作坊的重要劳动力。南朝后期出现了一些雇佣工匠，表明了民间手工业逐渐发达的趋势。
商业的发展 在长江沿岸以及三吴地区，商业非常活跃。大大小小的河道不仅把大城市同重要的农业区连在一起，而且也把各个大城市连在一起。建康是南方最大的商业城市，秦淮河两岸市集非常多。江陵北抵襄阳，南通湘广，是中南商品运转的一个枢纽，也是长江的管籥。成都不但是与西南各民族交换的重要市场，而且还吸引了不少资货数百万的远方商贾，西域商人也经由凉州前来贸易，当时称之为贾胡。
南朝后期，沔水（汉水）和淮水沿岸，南北贸易也日益增多。军吏和商人以襄阳和寿春为中心，交换各自需要的货物。
番禺是南海的区域市场和海外贸易中心，梁代外国海舶一年数至，运来奢侈物品，带走丝绵等物。据说广州刺史经城门一过便得3000万钱[277]，这虽是夸张之词，但是也可见商税之多和官吏勒索的严重。
南朝市集商品，以粮食以及纸、席、绵、绢、漆、蜜、、蜡等居多。货物买卖，由政府征税。买卖奴婢、马牛、田宅有文券者叫做输估，其余无文券者叫做散估，都是值百抽四。此外还有市税和各种“道中杂税”。关市之税是国家重要收入之一。国家有时把商税交给官吏承包，承包人额外添增，无端勒索，是商业发展的一个重要障碍。
作为交换媒介的货币始终在流通着，但是流通地域不大，流通量也很少。东晋南朝以来古钱、新钱并用，还有盗铸的钱充斥市场。宋代前废帝时币质更劣，鹅眼钱一千长不及三寸，环钱入水不沉。梁武帝一度改用铁钱，物价猛升，交易者以车载钱，无法计数。至于南方内地除杂用金银以外，始终是物物交易。
大宗商业被官僚贵族操纵，他们遍设邸店，囤积居奇。官僚罢官时，更以“还资”为名搜括货物，易地出卖。官僚地主和寺院都用高利贷盘剥人民，宋皇室刘休佑在荆州贷人不足陌的短钱100，秋后索还白米1斛，值钱100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