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史学、文学和艺术
史学 地理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史学比较发达，私家修史之风很盛。所修史书按时代分，主要有后汉史、三国史、晋史、十六国史、南北朝史等五类，每一类都有若干种。
现存《后汉书》是宋范晔所著。范晔以前，已有纪传体后汉史九家，编年体二家，其中除《东观汉记》成于东汉外，其余都是三国两晋的著作；在这些著作中，司马彪《续汉书》、华峤《汉后书》和袁宏《后汉纪》较为有名。范书出后，诸家之书除《后汉纪》、《续汉书》的八志以及《东观汉记》的一部分以外，都陆续散失了。
现存的《三国志》，是西晋陈寿所著，在陈寿前后，魏史、蜀史、吴史的著述都很多，以后也陆续亡佚了。
两晋南北朝时期，撰述晋史的共有20余家，其中臧荣绪《晋书》较为翔实，唐初重修《晋书》，即以臧书为蓝本。诸家晋史到唐初只剩18家，以后更全部散失。
关于十六国的史书也接踵而出，不下20余种。北魏崔鸿汇集诸书，除烦补阙，成《十六国春秋》。唐修《晋书》多采《十六国春秋》以为《载记》，各家十六国史和《十六国春秋》都散佚了。
关于南朝和北朝的史书，隋以前近20种，其中沈约《宋书》、萧子显《南齐书》和魏收《魏书》尚存。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成书的史学著作，思想性都不足取。史料价值较高的是范晔《后汉书》、陈寿《三国志》和沈约《宋书》。范晔《后汉书》删削各家后汉史的繁复，吸取其中的精华，是我国的一部史学名著。范晔自谓其书“体大而思精”[352]，刘知几则说它“简而且周，疏而不漏”[353]。《后汉书》辞采可观，议论放纵，在文学上也有一定的价值。《后汉书》志未完成，梁代刘昭取司马彪《续汉书》的八志补入，并为作注，才使《后汉书》成为一部完整的史学著作。
陈寿《三国志》也是我国史学名著之一，与《史记》、《汉书》、《后汉书》合称四史。《三国志》以列传为主，无表志，叙事简要，文字质直。宋文帝时裴松之本着补阙、备异、惩妄、论辩的宗旨，兼采众书150种，为《三国志》作注。裴松之《注》为《三国志》补充了大量史料，保存了诸家三国著作的许多部分，贡献不下于《三国志》。
沈约《宋书》详赡有法，其中八志概括地叙述了汉代以来某些典章制度的变化，补充了《三国志》无志的一些史实缺陷。
魏晋以来，由于封建割据倾向的加剧和依地域区划而设的九品中正制的推行，出现了许多刘知几称之为“郡书”的一方人物的传记集，如《汝南先贤传》、《襄阳耆旧传》等；也出现了许多有关一方风物、史地的书籍，如《洛阳记》、《吴郡记》、《汉水记》、《庐山记》以及今天还存在的《华阳国志》、《洛阳伽蓝记》等。常璩《华阳国志》记载了汉晋时期巴、蜀、汉中、南中的历史、风土和人物，杨衒之《洛阳伽蓝记》记载了北魏末年洛阳的佛寺和其他史实，都有一定的史料价值。
郦道元《水经注》是这个时期的又一名著，它以汉代著作《水经》为底本，详记全国以及邻国水道，著录河流千余条，引用史书、地记以及其他著作四百余种。《水经注》于水道所经之处，历叙山陵、城市、遗迹和地理变迁，旁及风俗、物产、人物等史实，有较高的史学和地理学价值。
与地记、方志的发达相应，还出现了许多地图。西晋地理学家裴秀绘制《禹贡地域图》18篇，即《地形方丈图》；宋代谢庄“制木方丈图，天下山川土地，各有分理，离之则州郡殊，合之则寓内为一”[354]。裴秀论制图之体有六，即分率、准望、道里、高下、方邪、迂直；其中分率以定比例，准望以正方位，道里以定交通距离，高下、方邪、迂直以正地势。裴秀的制图六体为地图绘制学提供了当时条件下所能提供的科学基础，在世界地图学史和地理学史上有一定的地位。
文学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中国文学史上的一个承先启后的重要时期，在这个时期中，诗、文、小说和文学批评都有重大发展。
以曹操、曹丕、曹植为代表的建安诗人，直接继承了汉代乐府民歌的现实主义精神，生动地描写了动乱时期的社会面貌，在文学史上开创了后人称之为“建安风骨”的传统。曹操的乐府诗风格悲凉慷慨，语言古朴自然，其中《蒿里行》、《薤露》等篇描述汉末社会的残破景象，暴露了人民的疾苦。曹操的“老骥伏枥，志在千里，烈士暮年，壮心不已”的名句，表现了他自己的抱负。
曹丕和曹植都是出色的诗人，曹丕的七言乐府独创新体，曹植则集五言诗的大成。黄初以后，曹植受到曹丕的疑忌和压抑，所以他的诗篇情思悲愤，深刻地暴露了统治集团内部的矛盾。
在曹操父子周围，聚集了一批才华洋溢的诗人，其中较著名的是所谓“建安七子”，即孔融、王粲、刘桢、陈琳、阮瑀、徐幹、应瑒。王粲的《七哀诗》和陈琳的《饮马长城窟行》描述了人民的苦难，是建安七子的代表作品。女诗人蔡琰（文姬）也是建安时期的重要诗人。蔡琰曾为匈奴所掳，后被曹操赎回。她在《悲愤诗》中控诉割据者的凶残，叙述流离的惨痛，是传诵至今的名作。
魏晋之际，以阮籍、嵇康为代表，又出现了一个诗文创作高潮。阮、嵇都是反对司马氏的玄学家，所以他们的诗文都带有一定的庄老思想色彩和浓厚的愤世嫉俗的感情。
西晋时期，文学作品内容贫乏，并且出现了片面追求辞藻和对仗的不良倾向，走上了形式主义的道路。太康年间的著名作家，有三张（张载、张协、张亢）、二陆（陆机、陆云）、两潘（潘岳、潘尼）、一左（左思）。陆机是这一代文风的代表，但是较有成就的文学家则是左思。左思出身寒微，政治上受门阀大族的压抑，所以他在《咏史诗》中借古人抒发自己的情怀，对现实极表不满。
西晋末年以至东晋时期，玄学思想侵入文学领域，出现了盛行一时的“理过其词，淡乎寡味”[355]的“玄言诗”。晋末宋初，陶渊明在诗坛上异军突起，才给诗坛带来了清新的空气。
陶渊明，寻阳柴桑（今江西九江境）人，曾任州郡僚属和彭泽令，中年时（义熙元年，405年）归隐田园，盘桓陇亩，至死不仕。陶渊明在诗赋和其他作品中，表现了自己不齿流俗的情怀。他用主要的创作精力写田园诗，在诗中描写如画的农村风光，赞美田园生活。他参加了一些生产劳动，这使他的田园诗比较真实动人。他的名作《桃花源诗》和诗序《桃花源记》，虚构了一个人人怡然自乐、不纳王税的理想境界，作为自己精神寄托之所，以与现实世界的剥削压迫制度对立。
陶诗是中国文学史上的瑰宝，它的思想内容和艺术风格，对于后世诗歌的发展具有一定的作用。但是陶诗中乐天知命的思想和自我陶醉的人生态度，也对后人传播了消极影响。
在陶渊明之后，较有成就的诗人是宋代的鲍照。鲍照的乐府诗辞藻华丽，骨力强劲，题材广泛。鲍照采用不为人所重视的七言体作诗，是七言诗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
宋齐以来，出现了以描写景物风光为主的山水诗，这种诗在内容上部分地摈弃了玄言，形式上也比较新颖。山水诗以谢灵运为祖，但成熟则在谢朓的时候。
齐永明年间，谢朓、沈约等人在诗歌注重对偶雕琢的风尚中，归纳了诗歌声律方面的特点，把平、上、去、入四声运用于诗歌中，并提出诗歌声律应当避免的所谓“八病”。他们开创的这种诗体，被称作永明体，是中国诗歌走向格律化的开端，是古体诗过渡到近体诗的桥梁。
梁陈时期，除了少数较有价值的抒情写景的诗篇以外，充斥一时的是所谓宫体诗。宫体诗反映宫廷腐朽生活，内容绮靡猥琐，是诗歌中的糟粕。
两晋南北朝时期，南方和北方都有许多乐府民歌传诵至今。南方的乐府民歌，主要有吴声、西曲两类。吴声产生在建康一带，西曲产生在荆、郢、樊、邓地区，两者都是大部分出于商贩、船户和其他贫民阶层，内容也都以恋歌为主。吴声、西曲多为五言四句，小巧清新，富有想象力[356]。吴声、西曲题材狭窄，有精华也有糟粕。
现存的北朝北方乐府民歌，数量比南方少，但是在北方文学中所占的地位却很重要。北方乐府民歌的作者除了汉人以外，还有鲜卑人和其他少数族人。这些乐府民歌题材较广，有的反映人民的疾苦，有的斥责各族统治者的混战，有的表现各族人民的勇健面貌，有的描写北国风光，还有的描写直率的爱情，这些作品大多具有朴质爽朗而又刚健的风格。脍炙人口的《敕勒歌》、《木兰辞》，在北朝诗歌中价值最高。《木兰辞》虽然经过隋唐诗人的加工改造，但基本上形成于北朝。它以长篇叙事诗的体裁，刻画了一个代父从军、淳朴勇敢而又不求封赏的妇女形象，在民间影响很大，并且在艺术表现方面对后代某些作家产生了积极影响。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的文学作品中，也有一些优秀的文章，得到千古传诵。南朝文人把文章区分为“文”“笔”两类，即所谓“无韵者笔也，有韵者文也”[357]。文章多采用骈体形式，对仗工整，声律协和，文胜于质。这个时期，散文著作亦有可观。《三国志》、《后汉书》以及《水经注》、《洛阳伽蓝记》等书的某些部分，都是文字流畅，形式活泼的散文。
在诗文发展的同时，记述怪异传闻和文人轶事的小说也逐渐盛行起来。志怪小说的产生，同宗教的流行特别是神不灭论思想的弥漫有关，它的代表作品是干宝的《搜神记》。刘义庆的《世说新语》是一部文人轶事小说，是士族玄谈的产物。这两种小说都是由短篇故事构成，有些部分文字颇为精练。它们之中充斥着宣扬鬼神报应和伦常的内容，渲染士族腐朽的精神面貌。但是其中也保存了一些优秀的民间故事和一些发人深省的轶闻轶事，在中国小说史上占有一定的地位。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文学发展的过程中，出现了一些文学批评著作，其中最早的一篇是曹丕的《典论•论文》。《论文》评论了建安七子，评论了各种文章的体裁和特点，强调作者气质决定作品风格。西晋陆机作《文赋》，“论作文之利害所由”[358]，是文学批评史的重要文献。
齐刘勰的《文心雕龙》一书，是一部体大思精的文学批评和文学理论著作。《文心雕龙》提出了“文变染乎世情，兴废系乎时序”[359]的见解，分析了文风嬗变和各种文体产生、发展的历史原因。刘勰主张文附于质，质待于文的文质统一论，反对仅以形式取胜的文风。刘勰还广泛地评论了历代的文学家，阐述了文学创作的方法和文学批评的观点。
继刘勰之后，梁代钟嵘写成了《诗品》一书。钟嵘论诗与刘勰相近，主张“干之以风力，润之以丹采”[360]。他论述了诗体源流，评论了历代诗人的艺术风格和成就，对后代诗评颇有影响。
文学作品积累的丰富，文学批评的发展，促成了文学作品选集《文选》的出现。《文选》的编者是梁昭明太子萧统，他根据当时的文学观点和一定的取舍标准，选录了大量诗赋和文章。萧统之后，陈代的徐陵编成了一部由汉至南朝的诗选《玉台新咏》。
绘画 雕塑 书法 三国两晋南北朝是绘画、雕塑、书法艺术大放光彩的一个时期。这个时期，南方画家辈出。吴孙权时的曹不兴，东晋时的王廙、卫协，都以善画人物像特别是佛像著名。东晋顾恺之作人物画，最重传神，他认为传神的关键，全在所画人物眼上，所以有所谓“点精（睛）便语”[361]之说。据说他的画“运思精微，襟灵莫测，虽寄迹翰墨，其神气飘然在烟霄之上，不可以图画间求”[362]。顾恺之的画，现存有摹本《女史箴》，是古画中的珍品。
宋代的陆探微，是顾恺之以后较有成就的画家，他作画的艺术风格，与顾恺之相近。据说他的画“参灵酌妙，动与神会，笔迹劲利，如锥刀焉，秀骨清像，似觉生动”[363]。梁代画家张僧繇创作了大批寺院壁画，非常生动。相传他作安乐寺四白龙壁画，其中二龙点睛后即飞去，这就是“画龙点睛”这一典故的由来。唐代的张怀瑾综论历代画家，认为顾、陆、张三家人物画各有特色：“张得其肉，陆得其骨，顾得其神。”[364]
南京出土的晋宋间墓葬中，保存了一套砖刻竹林七贤画，画上人物比例匀称，神态各异。河南邓县南朝墓中出土画像砖出行图，有乐舞、鼓吹等场面。云南昭通的东晋太元年间大姓霍氏墓中，有部曲及其他场面的壁画，部曲装束有为夷人，有为汉人。这些壁画都是这一时期重要的艺术品和历史资料。
在北方，北魏的蒋少游和北齐的曹仲达，也以善画人物著名。
晋宋时期，与山水诗的盛行相应，出现了许多山水画家。顾恺之能作山水画，戴逵、宗炳、王微、谢约等都以山水画名家。北方的山水画“或水不容泛，或人大于山，皆附以树石，映带其地，列植之状，则若伸臂布指”。唐代张彦远评论此点，认为“详古人之意，专在显其所长而不守于俗变也”[365]。
这一时期，也有绘画理论著作出现。南齐谢赫在他所作《古画品录》中，论述作画六法，即一、气韵生动，二、骨法用笔，三、应物象形，四、随类赋采，五、经营位置，六、传移模写。谢赫的六法，受到后代画家的推崇。
南北朝雕刻艺术广泛发展，许多名画家也以善雕刻著名。戴逵善铸佛像及雕刻，曾造无量寿佛木像，高丈六，他潜听观众议论褒贬，反复修改，三年乃成。戴逵子戴颙传习逵书画及雕刻艺术，造诣颇精。北魏的蒋少游，工于雕刻及建筑艺术，曾参与设计平城和洛阳的宫殿建筑。
这个时期，北方各地无名工匠创作的石窟寺艺术，是雕塑和绘画的综合，是这一时期最高的艺术成果。
石窟寺艺术，是随着佛教东传而在北方各地由西向东陆续发展起来的。中国境内石窟的开凿，最早当在新疆地区。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今存石窟，以天山以南拜城、库车、吐鲁番等地最为集中。在拜城的克孜尔一处，就有石窟二百余，其中窟形、壁画保存完整的有七十多个，但是窟内塑像全毁。这些石窟开凿的年代，一部分当在东汉后期和晋朝，多数则在北朝和北朝以后。窟中壁画多为佛经故事、佛像以及各种装饰图画。
新疆维吾尔自治区以东，甘肃省境内，是西域通向中原的走廊地带，石窟最多。敦煌东南的莫高窟，开凿在鸣沙山的断崖上，延绵排列千余公尺，今存有塑像、壁画的石窟还有486个，其中属于前秦到北朝的有20多个。敦煌西南的千佛洞，十六窟中多数是北魏时凿成的。敦煌以东安西的榆林窟（万佛峡），永靖炳灵寺石窟，天水麦积山石窟，庆阳石窟寺等，都是始凿于十六国或北朝时期，其中麦积山的百余窟，绝大多数都是北魏晚期和北周的创作。
由河西走廊向东，石窟艺术传播到了北魏都城地区。大同以西武州山的云冈石窟群共有百余窟龛，规模宏大，其中最早的五窟，是北魏文成帝命沙门统昙曜开凿的。以后献文、孝文诸帝都在这里大量兴造。云冈石窟雕像数量极大，最大的佛像高达十几公尺，气势非常雄伟，艺术价值很高。
洛阳造窟，始于太和初年；孝文帝迁都洛阳以后，石窟艺术在这里更形发展。宣武帝景明（500—503年）初，在洛阳以南伊阙龙门山营造石窟，以后龙门伊阙两岸石窟工程日益浩大，斩山石数十丈，20余年中用人工80万以上。至于私人造像，也是盛极一时。经过北魏至唐代的不断修造，龙门断壁上石龛遍布，大小石佛林立，足与云冈石窟媲美，成为中国古代雕刻的两大宝库。
魏末至周、齐时期，黄河南北各地凿窟造像之风极盛，著名的石窟寺除了上述各处之外，还有太原天龙山石窟（始凿于东魏），巩县石窟寺（始凿于北魏末），邯郸南北响堂山石窟（始凿于东魏）等等。辽宁义县也有万佛洞石窟，建于太和二十三年（499年）。四川广元的造像，成于北魏末期，就其艺术风格来说，是麦积山石窟艺术的一个支派。至于江南地区，由于地理条件和其他的原因，石窟很少。史载梁沙门僧祐营造摄山大像（在今江苏南京市）、剡县石佛（在今浙江新昌境），其中剡县石佛高达十丈，规模宏伟[366]。其遗迹经过后代修补，现还存在。
在三国两晋南北朝艺术中，汉族文化所独有的书法艺术，占有重要的地位。书法是与绘画有密切关系的一个艺术部门，由于绘画和书法“骨气形似皆本于立意而归乎用笔，故工画者多善书”[367]。东汉末年，书法艺术已经形成，名学者蔡邕就是那时书法的能手。汉末至三国初年，梁鹄以善八分书（隶书不带挑法者）著名，梁鹄弟子毛弘传鹄笔法，为晋代八分书法所宗。张芝善章草（旧隶的草体），据说他“临池学书，池水尽墨”[368]，时人称他为草圣。他的书法对魏晋书法影响很大，西晋卫瓘、索靖都传张芝草法，号为一台（尚书台）二妙。魏初钟繇擅长真书（楷书），又与胡昭同传汉末刘德升行书。西晋“立书博士，置弟子教习，以钟、胡为法”[369]。行书、真书比旧隶简易，魏晋间行书、真书流行，是汉字书法的一种进步。
东晋南朝时期，士族文人工于书法的非常多。东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是中国书法艺术史上的重要人物。王羲之被称为书圣，他学钟繇书，同时又吸取了魏晋诸家书法的精华，创造了自己独特的书法风格。他的字“飘若浮云，矫若惊龙”[370]，完全脱离了隶书的窠臼。王献之被称为小圣，他的字骨力稍逊于父而富有媚趣。唐代张怀瓘《书断》把王氏父子的隶书、行书、章草、飞白、草书等五种字体都列入神品一类，可见后人对他们书法艺术的推崇。
北方士族崔氏、卢氏工于书法的人也很多。卢谌学钟繇，崔悦学卫瓘，谌、悦又同习索靖草书，子孙相袭，为北方书法世家，所以史称“魏初重崔卢之书”[371]。崔悦孙崔宏善草、隶、行书，行书尤为精巧。北方书法接近汉隶，与南方书法风格有所不同。
乐舞和戏剧 董卓之乱以后，朝廷雅乐散失。曹操破荆州，获汉雅乐郎杜夔，杜夔与歌师、舞师等人增损旧制，恢复了庙堂乐舞。西晋永嘉以后，朝廷乐官、乐器为刘曜、石勒所得，石勒灭后，才有一部分乐人南迁。淝水战时，东晋获苻坚乐工；刘裕灭后秦，又从关中获得由前凉张氏所传汉魏清商乐（即相和歌词的一部分），江南雅乐才稍稍完备。东晋末年以至于宋、齐之世，江南吴声，荆楚西曲，都进入乐府，被之管弦，并且普遍流行起来。
十六国北朝时期，所谓“胡乐”，包括西域乐和外国乐，陆续东来，开始形成中国古典乐舞的一大变革。前凉时天竺乐传入凉州。前秦末年，吕光灭龟兹，得龟兹乐，龟兹乐后来散入中原，进入北魏乐府。吕光、沮渠蒙逊等又在凉州以旧乐杂入龟兹乐，成为西凉乐（又称秦汉乐），太武帝灭凉获之。在此前后，北魏灭北燕，得高丽乐；通西域，又得疏勒乐、安国乐。西魏、北周时，高昌乐、康国乐也传入内地。周武帝时，龟兹人苏祇婆传入七调的乐律。北齐胡乐更盛，“吹笛、弹琵琶五弦及歌舞之伎，自文襄以来皆所爱好。至河清以后，传习尤盛。后主唯赏胡戎乐，耽爱无已”[372]。曹妙达、安未弱、安马驹等胡人，都以擅长音乐而封王开府。北朝的太常雅乐，大量参用“胡声”，胡乐的乐章、乐器、乐舞，在民间也颇流行。
秦汉的角抵戏，魏晋以后继续有所发展。北齐有“鱼龙烂漫、俳优、朱儒、山车、巨象、拔井、种瓜、杀马、剥驴等奇怪异端，百有余物，名为百戏”[373]。周灭齐后，征百戏入长安。
三国两晋南北朝时期，戏剧开始形成。蜀博士许慈、胡潜由辩论文义而相忿争，终至斗打，刘备使倡家扮演许、胡，“效其讼阋之状，酒酣乐作，以为嬉戏，初以辞义相难，终以刀杖相屈”[374]。有人认为这是中国戏剧的开端。后赵石勒以俳优演出参军某的故事[375]，以为笑谑，这就是唐代参军戏的由来。北齐的《兰陵王》（唐时称为“代面”或“大面”）歌舞，演出兰陵王著假面作战的故事；《踏摇娘》演出醉汉殴妻，其妻怨苦悲诉的故事[376]。在这些歌舞中，故事情节更为完整，更接近后代的戏剧。
这个时期的乐舞、戏剧，主要是限于宫廷表演，在民间的影响不大。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