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 永徽到开元初年的政治发展
废王立武 唐高宗继位后，朝廷大权掌握在以长孙无忌为首的关陇贵族手中。长孙无忌是高宗的舅父。他和依附于关陇贵族的江南侨姓士族后裔褚遂良，是唐太宗临终前托付后事的顾命大臣。他们把宰相换为清一色的关陇贵族。同时极力维护出自关陇贵族家族、北周大将王思政裔孙的王皇后的地位。连唐太宗生前特别关照，在他死后要安排担任尚书左仆射的来自关东普通地主家庭的元老重臣李，也被迫辞去尚书左仆射，被剥夺了实权。贞观中后期名臣刘洎、马周的亲信，来自剑南的李义府，来自江南的太宗旧相许敬宗，也都受到排挤。
武则天是唐太宗的才人。太宗死后送到感业寺为尼。高宗继位后，把她召入宫中，不久被封为昭仪。永徽六年（655年）高宗以王皇后无子而武昭仪有子为名，向宰相提出要废掉王皇后，立武昭仪为皇后。褚遂良出面表示坚决反对。宰相韩瑗、来济也表示反对。褚遂良既是顾命大臣，背后又得到长孙无忌和一些宰相的支持，高宗也感到无可奈何。一天李进见。高宗对他说：“将立昭仪，而顾命之臣皆以为不可，今止矣！”李答道：“此陛下家事，无须问外人。”[45]意思是皇后废立是皇帝个人的家事，不是国家大事，不必理会宰相和顾命大臣的意见。高宗听后立即决意立武则天为皇后。
这年十月，王皇后被废为庶人，武则天被立为皇后。褚遂良、韩瑗、来济和王皇后的舅父柳奭先后被贬到边远州。显庆四年（659年）四月，长孙无忌也以谋反罪于黔州（今重庆市彭水）安置，不久被逼令自杀。太子太师、同中书门下三品于志宁也因议废王皇后时中立不言，在这时被免官，不久贬为荣州（今四川荣县）刺史。
关陇贵族本来人数就不多，经过朝代变迁和隋末动乱，所剩家族更少，因此，在废王立武的斗争中，完全丧失了抵抗的能力，处在被动挨打的地位。经过这一段大规模的贬杀，只剩下了少数几个家族，已经不成其为一个集团了。西魏、北周以来，关陇贵族集团控制中央政权的局面，终于结束。
而在社会上，崔、卢、李、郑、王等山东士族虽然已经衰落，但旧望不减。新贵争相与之通婚，以提高自己的社会地位。山东旧族子孙也负其世望，“嫁娶必取多赀，故人谓之卖婚”[46]。针对这种情况，唐太宗曾下令修订《氏族志》，规定不论数代以前，“止取今日官爵高下作等级”，企图建立一个以李唐皇室和外戚为核心的新门阀。但由于编撰者没有摆脱传统门阀观念的影响，故其内容仍是着意考辨士族的真伪，不叙新贵本望。因此，房玄龄、李、魏徵等仍然与山东旧族通婚，还有一些新贵与之通谱，故其望不减。
显庆四年（659年），在武则天的主使下，高宗命令重修《氏族志》，改称《姓氏录》，“以后族为第一等，其余悉以仕唐官品高下为准，凡九等”。仕唐“得五品官者，皆升士流。于是兵卒以军功致五品者，尽入书限”。《姓氏录》虽然受到士族和贵族的轻视，被目为“勋格”，但是它完全打破了门阀和庶族的界限，提高了出身低微的官员的地位。
显庆五年，高宗风眩头重，目不能视，百司奏事，或使武则天决之，武则天开始直接参与政事的处理。武则天“及得志，专作威福，上欲有所为，动为后所制”的做法，以及李义府恃中宫之势，专以卖官为事，都引起了高宗的不满。龙朔三年（663年）十月，“诏太子每五日于光顺门内视诸司奏事，其事之小者，皆委太子决之”。麟德元年（664年）高宗更命上官仪草诏废武则天。虽然经过武则天的“自诉”，没有废成，上官仪也被杀掉，但《通鉴》所云，自是“天下大权，悉归中宫，黜陟、杀生、决于其口，天子拱手而已”[47]，也并不尽然。高宗坚持实行三省制，军国大事均由宰相在政事堂议决，决策必须通过宰相。而武则天自从李义府、许敬宗下台后，就没有掌握一个宰相。高宗用人，也并不以对武则天的态度为标准，曾经反对立武则天为皇后的裴行俭，就受到高宗的一再提拔。因此，武则天在此后一段时间，即麟德至咸亨（664—674年）年间，在国家事务中，还起不了重大作用。
唐高宗时期的军事和政治 唐高宗显庆二年（657年），唐以苏定方为伊丽道行军总管，率军击败西突厥沙钵罗可汗的军队于曳咥河（今额尔齐斯河）西。沙钵罗可汗逃往石国。次年，石国人擒沙钵罗可汗付唐军。唐分别于碎叶川（今楚河）以东和以西的地方设置崑陵、濛池二都护府，以西突厥的贵族为都护，统辖各部人民[48]。唐取代了西突厥对西域的统治，唐的疆域扩大到巴尔喀什湖一带。
高丽和百济屡次联军攻新罗，显庆五年（660年），新罗向唐请援，唐企图乘机控制朝鲜半岛，就派苏定方率军自成山（今山东成山角）渡海，和新罗军合势打下百济都城泗沘（今韩国大田西）。龙朔三年（663年），唐军和新罗军合力进攻周留，水军在白江口（锦江口）战胜了援助百济的倭国水军，焚烧了倭船400艘。唐军占领百济全境。
乾封元年（666年），泉男生继为高丽莫离支，高丽统治集团内部发生争乱，泉男生走保国内城（今吉林集安），向唐求援。唐王朝乘机以李为辽东行军大总管，统辖诸军侵入高丽。总章元年（668年），唐将薛仁贵攻下扶余城（在今吉林公主岭一带），李勋打下高丽的都城平壤。唐在平壤设安东都护府。唐高宗终于完成了从隋文帝到唐太宗几代皇帝的大业。
唐的统治引起了高丽和百济人民的不断反抗，他们和新罗联合起来，沉重打击了前来镇压的唐军。吐蕃也强大起来，与唐展开了夺河湟、安西的战争。唐在周边地区，到处挨打，由攻势变成守势。继续实行战争的政策行不通了，国内广大老百姓从积极参加战争，求取勋赏富贵，转变为要求停止战争。
同时，由于土地集中的发展，农村贫富分化已日益发展，作为地主阶级中新兴阶层的一般地主的经济力量有了很大的增长。他们对贵族子弟的借荫得官，垄断政权，对关东士族的高自标置，都深为不满。他们希望在政治上也得到相应的地位，没有做官的希望能够获得一官半职，已经做官的希望能够升到高位，以便通过政治权势来保护和发展他们的经济利益。形势的变化，要求唐朝政府改变国策。
上元元年八月，唐高宗和武则天称天皇、天后。十二月（675年1月），武则天上表建言十二事[49]，建议“息兵，以道德化天下”，“劝农桑，薄赋徭”，“省功费力役”，提出了停止战争，在边地由进攻转为防守，在内地实行无为而治这样一个基本国策转变的重大问题。提出“上元（674—676年）前勋官已给告身者无追核”，承认上元以前前方军将所授勋宫；“京官八品以上益禀入”，“百官任事久，材高位下者得进阶申滞”，增加八品以上官吏的俸禄和迁升久滞低位的有才能的官吏。唐高宗接受了武则天的建议，把建言十二事付诸实施。九年后，高宗临终前在《改元弘道诏》中还特别申明：“比来天后事条，深有益于为政，言近而意远，事少而功多，务令崇用，式遵无怠。”而武则天也因此提高了威望。高宗末年，出现了“隆平日久，户口滋多”的局面。武则天在《改元光宅诏》中赞扬高宗“富贵宁人”[50]是有所本的。
武则天统治时期的政治 弘道元年（683年），高宗死，太子李显立。第二年，武则天废李显，改立豫王李旦，自己临朝称制。天授元年（690年），她改唐为周，正式称帝，成为中国历史上唯一的女皇帝。
武则天称制后，受到许多贵族、官僚和一些在政治上失意的人的反对。光宅元年（684年），徐敬业、骆宾王等人以拥戴李显为号召，从扬州起兵反对武则天。垂拱四年（683年），唐宗室诸王又在博州（今山东聊城）、豫州（今河南汝南）等地发动变乱。这两次变乱都迅速归于失败。
从徐敬业起兵以后，武则天“任威刑以禁异议”，任用酷吏，奖励告密，对抱有反抗意图的唐宗室、贵族和官僚施以严厉的镇压，“先诛唐宗室贵戚数百人，次及大臣数百家，其刺史郎将以下，不可胜数”。武则天诛杀的范围相当宽泛，但其中也包括了一批关陇军事贵族。经过武则天的严重打击，他们在政治上就不起很大作用了。
为了收揽人心，巩固自己的统治，武则天在称制称帝期间，大力求访人才，广开入仕之门，“进用不疑，求访不倦”。她大开制科，使优秀人才能脱颖而出。除了经常督令朝臣推荐才能以外，还允许官吏和一般人自举其才。有一次，她对十道存抚使所举送的一百三十多人，一律用为三省的官员，正额安置不下，就给予“试官”的名义。臣下举荐的人才和自举其才者，只要考试合格，立即加以任用。她虽然常常破格用人，但同时进行严格的考核，对于有些不称职的官员，一旦发现，立即罢免，甚至诛杀；有才能的则迅速提拔到负责的岗位上去。
武则天能够做到明察善断，务取真才实学，故“当时英贤亦竞为之用”，能把当时最杰出的人才吸引到自己的周围，如李昭德、狄仁杰、娄师德、李峤、徐有功等。武则天还为开元之治储备了人才。开元时期活跃在政治舞台上的姚崇、宋璟、张说、张九龄等人都是在武则天时期培养和提拔上来的。
武则天在朝堂设置铜匦，奖励臣民上书言事，对于“人（民）间善恶事，多所知悉”。在武则天统治的50年中，户口增加得很快。在她握权前夕的永徽三年（652年），全国有380万户，到她退位的神龙元年（705年），增加到615万户。
武则天在巩固国家的边疆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
咸亨元年（670年），吐蕃贵族陷龟兹拨换城（今新疆维吾尔自治区阿克苏），此后，唐军又连为吐蕃军所败。为了对吐蕃军作战的需要，唐在鄯州（今青海乐都）、甘州、凉州一带兴置了大量的屯田。永隆（680年）前后，鄯州河源军的屯田达五千多顷，岁收谷百余万石。武则天时，甘州、凉州的屯田连岁丰收，所积军粮可支数十年。垂拱二年（686年），吐蕃占领安西四镇。长寿元年（692年），唐军在王孝杰的指挥下，击败吐蕃军，夺回了龟兹、碎叶、于阗、疏勒等安西四镇[51]。唐再置安西都护府于龟兹，从内地发兵前往驻守，长期保证了西域地区的稳定。
万岁通天元年（696年）契丹军事贵族率领部众进入河北，圣历元年（698年）突厥的军队深入定、赵，也先后被唐打败。
由于官僚机构的膨胀，关中漕运不继，高宗后期，常常带领百官就粮于东都洛阳。武则天称制称帝期间，更经常住在洛阳。他们在那里修建了很多宫殿。武则天还在洛阳修造明堂、天堂，铸造天枢，规模都极宏壮。铸造天枢时，因为买铜铁不能足，竟至“赋民间农器以足之”。此外，她还到处大修佛寺、佛像，使百姓劳弊。
武则天晚年，河北地区人民先后遭受契丹军事贵族和东突厥军的骚扰杀掠，损失极为惨重，而唐王朝却在这里大量调发军事供应，使他们“家道悉破”，“四壁皆空”，以至“剔屋卖田，人不为售”。州县官吏又威逼他们“修筑城池，缮造兵甲”。徭役的苦重，更甚于军事的调发。对于被契丹和突厥贵族驱掠的人民，还要处以反罪，这就逼使他们“露宿草行，潜窜山泽”[52]。与此同时，在蜀中诸州，也由于防御吐蕃军，大量征发壮丁运输军粮，有三万多户逃亡在山林之中，结成武装力量。他们攻城破县，势力发展得很大[53]。这两度紧张形势都以武则天及时采取了措施而缓和下来。
中宗复辟和韦后专权 神龙元年（705年），宰相张柬之等联合禁军将领李多祚，杀掉武则天身边的亲信张易之、张昌宗兄弟，拥戴李显复位，是为中宗。武则天被迫徙居上阳宫。
中宗时，韦后、安乐公主、上官婕妤和武则天之侄武三思勾结，操纵朝政，把政治弄得混乱不堪。
韦后等人竞起宅第，恣情奢纵，以侈丽相高，使“帑藏为之空竭”[54]。纳贿卖官，只要纳钱30万，他们就以墨敕除官，斜封付中书，称为斜封官。于是，员外同正、试、摄、检校、判、知官达到数千人，造成了员外置官数倍正员的现象。
权贵们还盛造佛寺。纳钱三万，便可度为僧尼。针对当时盛兴佛寺，百姓劳弊，帑藏为之空竭的情况，左拾遗辛替否上疏指出：“当今出财依势者尽度为沙门，避役奸讹者尽度为沙门；其所未度，唯贫穷与善人。将何以作范乎？将何以役力乎？”“今天下之寺盖无其数，一寺当陛下一宫，壮丽之甚矣！用度过之矣！是十分天下之财而佛有七八，陛下何有之矣！百姓何食之矣！”[55]
唐初，开国功臣有封爵兼得食实封的，只有二三十家。中宗景龙（707—710年）中，食封家总数达到140以上。食封的人多指射富实地区的高赀多丁户充封户，封户遍及54州，包括60万以上的封丁。食封的人派遣官吏或奴仆直接向封户征索租调，督迫严急，甚于战时。收租人还要多索“裹头”“中物”。有的更用租调作买卖，放高利贷，制造事端，进行讹诈。水旱之年，食封家还要阻挠政府减免灾区人民的租税。在这种情况下，封户往往流散逃亡。
皇后、皇子、公主、外戚都想夺取皇位，互相倾轧。涌进朝廷的大批官吏分别依附他们，并协助他们从事秘密攫取皇位的勾当，政变就频繁起来了。中宗太子重俊非韦后所生，受到安乐公主凌逼，于景龙元年（707年）发羽林军杀武三思，以未能攻下玄武门败死。景云元年（710年）安乐公主谋为皇太女，怂恿韦后毒杀了中宗。中宗子重茂为帝，韦后临朝称制。接着，李旦子李隆基、妹太平公主合谋，利用万骑兵杀掉韦后和安乐公主，拥李旦即位，是为睿宗。睿宗立李隆基为太子。不久，中宗子谯王重福谋从东都起兵，自立为帝，事败投水死。太平公主企图动摇李隆基的太子位，睿宗怕再度发生政变，于先天元年（712年）传位给李隆基，是为玄宗。太平公主仍不甘心，于先天二年谋以羽林军发动政变，事为玄宗获悉，捕杀了与她同谋的宰相和羽林军将领，太平公主被迫自杀。从神龙元年张柬之推翻武则天起，到开元元年（713年）太平公主谋废玄宗止，前后不过八年半的时间，政变就发生了七次，皇帝就更换四次，政局极为动荡不安。
开元初年的政治经济措施 唐玄宗杀掉太平公主以后，立即起用姚崇做宰相，他们在稳定统治秩序方面，进行了一系列的工作。
玄宗认为，协助他夺取皇位和压平太平公主叛乱的功臣郭元振、刘幽求、张说、王琚等人，是一些阴谋家，“可与履危，不可得志”[56]。因此，他利用种种借口，把他们相继贬逐到远方。玄宗觉得他的几个兄弟可能危及他的皇位，就从开元二年起，先后任命他们作外州刺史，不让他们长期留居长安，又规定他们把州中政务委于长史、司马，这样就堵塞了从京城或地方发动政变的道路。
为了安定地方，玄宗对于地方官吏的人选，给予了比较多的重视。左拾遗内供奉张九龄上疏言：“县令、刺史，陛下所与共理，尤亲于民者也。今京官出外，乃反以为斥逐，非少重其选不可。”为了强调地方官的重要，纠正重京官，轻地方官的风气，开元三年六月诏，县令、州刺史有业绩者可调任京官，“京官不曾任州县官者，不得拟为台省官”[57]。在科举日益成为高级官员主要来源的情况下，强调台省官员要有州县基层工作的经历，是有深远意义的。
同时，对地方官员在政治上和文化上也开始提出更高的要求。开元四年，唐玄宗在宣政殿召见全体新授县令，问以治人之策，把其中全不合格的45人斥退，放归学问。
针对富户强丁多削发为僧以避徭役的事实，开元二年，玄宗命令沙汰天下僧尼。这次以伪妄被勒令还俗的，有一万二千余人。玄宗又规定，自此以后，各地不得新建佛寺；旧寺颓坏了，也要报请官府查实，才许加以修葺。
睿宗时，曾经罢黜斜封官数千人，但在太平公主等人的影响下，不久又命令：先停任者，并量材叙用。开元二年，玄宗悉罢员外、试、检校官，规定此后非有战功及别敕，吏部和兵部不得注拟这三项宫。这样就在一定程度上矫正了长期以来官员冗滥的现象。
开元三年，唐廷作出规定：封户的租调，改由政府统一征收；征收未完时，封主不得派人到出封州直接向封户催索，也不得出放高利贷；而只能等到征收完毕后，到京城或州治领取。于是封户严重受害的问题，也多少得到了解决。
开元三年和四年，关东连续发生严重的蝗灾。在姚崇的主持下，朝廷派出专使，督察州县官吏大力捕蝗，并规定他们把各州县捕蝗勤惰的情况上报。这才使“连岁蝗灾，不至大饥”。
在姚崇的辅佐下，经过数年的努力，稳定了政局，为社会经济的迅速发展创造了有利的条件。开元四年，姚崇罢相，继任的宰相宋璟坚守姚崇所制订的政策，并在防止边将贪功生事方面，作了很大的努力。
开元八年、九年，政局稳定，生产发展，唐王朝进入了它的全盛时期，出现了“家给人足，人无苦寙，四夷来同，海内晏然”的局面。这就是历史上有名的“开元之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