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壮 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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壮族及其社会发展 远在唐宋以前,壮族(即古僮族)人就聚居在现今的广西壮族自治区,以及广西、云南与越南交界处的一些地方。自唐至宋,一般称之为“西原蛮”或“广源蛮”,有时也泛称为“溪峒蛮”。到南宋时期才出现僮的称呼。在7、8、9三个世纪内,唐朝曾在这些地区先后设置了五十多个羁縻州县,任用壮族的首领为都督、刺史等官职,并世袭这些官职。这里的贡赋和户籍,并不上缴或上报到唐的中央政府[272]。

在7、8、9三个世纪内,壮族社会已经进入奴隶制时代。柳宗元于9世纪初到柳州去做刺史,那时柳州的土俗是:“以男女相质,久之不得赎,尽没为奴。”[273]当时的柳州居民,壮族实居多数,这里所说的柳州土俗,主要是壮族习俗。《旧唐书•地理志》还说,邕州每岁向唐政府贡奴婢,直到8世纪后期,唐朝才明令废除。

宋朝把岭南地区划分为广南东、西两路,壮族的主要聚居地在广南西路。广南西路的大部分地区,宋朝都设置了州县,进行直接统治,只是在壮族和其他少数民族最集中的左右江流域和柳州四周之地,仍参用唐制,在那里设置了羁縻州、县、峒五十余所[274],用当地的部落首领为知州、知县、知峒等,称为“土官”。到北宋中叶,宋政府明令规定,广西路诸州的知州一律改用武臣,并兼带“溪峒都巡检使”的名义。羁縻州境内的各级土宫,此后也多参用宋政府军队中的汉人将士。这说明,宋朝对壮族的统治,比之唐朝已大为加强了[275]。

直到12世纪,在壮族社会中还没有出现土地私有制。壮族的首领以及任各级土官的,称为“主户”,都有“养印田”和“荫免田”;平民称为“提陀”,计口给田,只有使用权而不得典卖,惟自行开荒之土田则归己有,可以传之子孙,称为“祖业口分田”。贵族、首领和“官典”,因为攻剽附近的部落居民以及“博买嫁娶所得”,各自拥有为数不等的奴隶,叫做“家奴”或“家丁”。奴隶主都依照奴隶数量而另外分得土地。家丁中年富力强、可以从事战斗的,叫做“田子甲”,“言耕其田而为之甲士也”。单是邕州的左右江一带,就有称为家丁的奴隶四万人,钦州境内为数也不少。家丁的“生杀予夺,尽出其酋”。他们必须按日把在陆上或水中的劳动所得供献给主人,每每是“为之力作终岁而不得一饱,为之效死战争而复加科敛”[276]。

8—12世纪壮族的社会生产 壮族人在其集中聚居的邕州左右江一带地区,至晚从8世纪以来就已栽种水稻和使用耕牛了。8世纪70年代,壮人曾不断武装起义,反抗唐政府的奴役。后为唐军所败,有二十多万人为唐军所围困或俘虏。唐政府为了缓和这一矛盾,就发给这些人耕牛种粮,令其各还旧居[277]。可见在此以前,牛耕在此地区已相当普遍了。但是,根据南宋人的记载,在12世纪内,静江(今桂林)的汉族农民,“其耕也,先施人工踏犁,乃以牛平之。踏犁五日可当牛犁一日,又不若牛犁之深于土。问之,乃惜牛耳。牛自深广来,不耐苦作,桂人养之不得其道”[278]。则其时其地壮族人的牛耕,也应与此情况相似。邕州和钦州的壮族贵族,主要的还是把奴隶使用在农业的劳动上面。而钦州等地,地气温暖,谷物极易生长。那里的农民虽用牛耕种,却极其粗放,就田点种,更不移秧,既种之后,不耘不灌,任之于天,然而竟是“无月不种,无月不收”[279]。广源州也是“土宜五谷,多种秧稻”[280]。

居住在山区的壮人,进行农业生产比较困难,其生活资料的来源主要依靠打猎,因而居住很不固定。例如在宜州之南的抚水州,其所辖四县中的壮族人民,有的也种水田和捕鱼,但山居者则“虽有畲田,收谷粟甚少”,需要经常用药箭射生取鸟兽,及一地已尽,即转徙他处[281]。

居住在地形险厄的高山地带的,则是“刀耕火种,以为粮”[282]。

手工业方面:壮族地区少蚕桑,触处富有苎麻,洁白细薄,纤维特长。壮族妇女能耕善织。邕州左右江地方所出产的“白”和“子”,都是有名的特产。白是“白质方纹,广幅大缕,似中都之线罗,而佳丽厚重,诚南方之上服”。子则是选用苎麻纤维之尤其细而长者所织成的,“轻凉离汗”,最适合做夏衣。“有花纹者为花。一端长四丈余,而重止数十钱。卷而入之小竹筒尚有余地。以染真红,尤易著色。稍细者一端十余缗。”[283]

广西的梧州、藤州、桂州、融州等地,都产铁,当地人民冶铸的铁器,有很多是著名于时的。例如梧州的生铁最良,所制铁器既薄且轻,并能耐久,被称为“天下美材”。藤州的黄岗铁最易熔,用以“制剑,亦颇铦”。12世纪广西农民比较普遍使用的踏犁,都是当地铁工用当地所产的铁制作的[284]。冶铸制作这些器物的人,虽也包括汉人或其他少数民族人在内,但其中为数最多的是壮族人民。

除铁以外,壮族地区还出产黄金、丹砂和铜。“邕州溪峒”的金坑,所产多于诸郡。这里的金“不自矿出,自然融结于沙土之中,小者如麦麸,大者如豆,更大者如指面,皆谓之生金。峒官之家,以大斛盛金镇宅,博赛之戏,一掷以金一杓为注”。邕州右江溪峒的归德州大秀墟出产丹砂,名为金缠砂,大如箭镞,经火质重,每八斤可炼水银十斤。大秀墟还有一个出产“真汞”的丹穴,其色红粉,与水银之作白青色者殊异,其重亦倍于水银。邕州右江溪峒之外有一“蛮峒”,是产铜之地,“掘地数尺即有矿,故蛮人多用铜器”[285]。

侬智高的反宋斗争 11世纪内聚居在邕州左右江流域各羁縻州中的壮族人,以韦氏、黄氏、周氏、侬氏四大姓占最大多数。侬氏的聚居地中有一个广源州,是邕管的羁縻州之一。11世纪的40年代内,侬氏的首领侬智高,企图在岭南地区建立一个独立小王国。他利用当地的山泽之利,“招纳亡命”,聚积力量,向外发展。最初曾攻占了傥犹州,建国曰大历。及为交阯出兵所败,乃又派人向北宋政府献金银和驯象,并请求宋朝正式授以官职。宋廷以“智高叛交阯而来,恐疆埸生事,却而不受”[286],也未授以官职。于是他又积怨于宋。到40年代之末,他便集中力量,进攻宋的广南西路,企图“拔邕州,据广州以自王”。

1052年四月,侬智高率众5000,沿郁江东下,攻占了右江上游的一个重镇横山寨(今田东县平马镇),继即攻破邕州(今南宁),杀死其知州,在那里建立大南国[287],自称仁惠皇帝,并建置官吏,“皆称中国官名”。这时候,宋朝在岭南各州县设置的武备非常薄弱,地方官吏不知所措,多弃城而遁。侬智高因此“所向得志”,相继攻破了横、贵、浔、梧、康、端等九州,所过杀官吏、焚府库甚众,不二旬便抵达广州城下。由于广州城内的守备力量比较坚强,侬智高围攻了五十多天未能攻下,他的战舰也被番禺县令萧注所募土丁及海上强壮所焚毁,遂于七月间解广州之围,向邕州撤退,途中又攻破贺(今广西贺州)、昭(今广西平乐县)、宾(今宾阳)等州,昭州民数千逃往山谷中避难,侬智高追至其地,放火把避难者一齐烧死。

1053年初,宋廷派遣狄青至广西镇压侬智高,狄青率诸道步骑兵两万人,出昆仑关,直趋邕州。侬智高悉众而出,拒战于归仁铺,其军队被宋军断而为三,前后左右交击,大败。侬智高焚益州城(今云南昆明境),由合江口逃入大理国,被宋军俘获的侬智高的官兵有五十余人,并夺回了以前为侬智高所俘掠的人口万余。

自从侬智高反宋失败以后,宋的统治力量更加深入到壮族地区。宋廷所采用的是高压政策,其办法是:“以民官治理之,以兵官镇压之,以诸峒财力养官军,以民丁备招集驱使。”[288]但是,由于汉人之往戍岭南和迁往壮族地区者日益加多,汉族的先进文化和先进生产技术得以更多地传播到壮族地区,汉壮两族在经济上和文化上的联系也都得以进一步加强。


一 西迁后的回鹘三 大理及其与宋朝的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