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二节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的变化 农民战争的酝酿
鸦片战争后，中国社会经济开始发生重要的变化。19世纪四五十年代是中国社会剧烈动荡的时代。
五口贸易 五口成为“条约口岸”，中国门户洞开，西方资产阶级急欲把中国变成他们的商品市场，鸦片战争后的几年中，进口货数量一度猛增。1843年，英国输华棉纱数量（621万磅）加倍于战前。1845年，英国输华棉布数量（1.12亿码）达到战前的5倍。英国棉织品输华总值从战前每年70万英镑左右递增为1845年的170多万英镑。清朝对洋货所抽的进口税很低（约5%），但外商还要走私逃避。厦门在1845年以后成为著名的走私口岸。广州关税在19世纪40年代后叶，逐年减少。宁波在1850年，进口货至少有一半是走私的。
口岸附近地区也出现中国走私商人和走私路线。由于上海洋布充斥，一条逃避内关（杭州北新关）的走私路线，就从上海开辟，经过苏州、嘉兴至澉浦，再行船运至余姚转宁波，分销浙、闽各地。1845年经过这条路线走私的洋布达20万匹[12]。
洋布大量人口，首先打击了口岸附近地区的手工纺织业。40年代中叶，上海附近的松江、太仓等地，手工纺织业开始衰退。根据1845年闽海关报告，由于洋布、洋棉充积，江浙棉布在闽南“不复畅销”，而漳州、同安一带原销台湾、江浙以至东北的土布也“壅滞不能出口”。
洋货入口，虽然使沿海地区的手工业和农村副业以及商品经济都受到打击。但各地区的自然经济，依然起着顽强的抵抗作用。英国资产阶级曾经幻想短期内把中国变为无限制的市场，但涌入中国的货物大半仍被积压着。1846年以后，洋纱、洋布进口数量显著下降，到50年代才又回升。在鸦片以外的普通商品贸易方面，进出口值的顺差，仍是在中国方面。五口开放后的十几年中，侵略者仍然以鸦片走私为主要掠夺手段。鸦片进口量从40年代中叶的每年四万多箱[13]达到50年代的年约七万箱。十余年中，进口鸦片总数达七八十万箱，合三四亿银元。香港成为囤积鸦片和走私的中心。
中国茶、丝出口量几乎是直线地增长。茶叶在30年代每年出口量为5000万磅强，五口开放后，1843年增为7000万磅，1851年将及1亿磅，即加倍于战前。丝在战前每年出口约1.2万包，40年代后叶每年约2万包，1852年达3.2万包，1853年6.4万包，即战前的5倍。茶、丝生产也相应地发展。但是这种发展并没有可靠的基础，因为贸易受外商的操纵，茶、丝商人的资本逐渐变成洋行的附属品，有些商人服务或依附于外国洋行，转化为买办商人。贸易价格受控制的结果，使直接生产者受到更大的剥削。在40年代和50年代初年，白银继续外流，1850年以后，银价每两竟涨至制钱两千余文。
侵略者在沿海掠卖人口 中国社会经济呈现变化的同时，侵略势力和人民的矛盾也在加深。五口成为侵略据点，外国军舰经常出入停泊，水手暴徒麕集，抢掠行凶事件随时发生。和鸦片走私同时，还有人口掠卖。五口开放之后不久，英、美、法、西、葡等国侵略者在厦门、汕头、广州、澳门各地，用欺骗、威胁，甚至绑架手段，掠夺劳动者（即所谓苦力）到南北美洲、西印度群岛、非洲等处做苦工。厦门的德记洋行（Tait & co.）就是一身兼任西、葡、荷三国领事的英国人德滴（J. Tait）开设的卖人行[14]，另有合记洋行（Syme, Muir & co.），它的股东中有美国驻厦门领事。运走的华工在途中往往死亡过半，即使抵达国外也只能过着牛马一般的奴隶生活。这些外国人口贩子的不法行为都受着治外法权和侵略武装的庇护。
“租界”和港、澳成为殖民主义者的侵略基地 侵略者肆无忌惮地破坏中国主权。1845年11月，英国驻上海领事巴富尔（G. Balfour）和苏松太道员宫慕久议定，将黄浦江边洋泾浜（今延安东路）以北和李家场（今北京东路）以南的一块地划为英国人租借居留地，称为《上海地皮章程》。这是外国侵略者在中国占有“租界”的开端。1848年，美国人占据另一块地为居留地，后来和英“租界”合并为上海“公共租界”。1849年法国也夺取了一块“法租界”。这些侵略者在1854年7月，乘上海小刀会起义的时机，擅自制定“管理章程”，在这些“租界”中成立行政、税收、警察和司法机构，以所谓“工部局”为中心建立殖民统治。香港被英国侵占后，迅速地殖民地化，并且成为走私的中心。葡萄牙在1849年迫使中国海关从澳门撤出，强迫中国居民向其交税，企图霸占澳门。这样，中国沿海一批半殖民地化和殖民地化城市出现了。
社学领导的广州群众斗争 广州地区人民从1841年夏间三元里抗敌斗争之后，就在市郊西北各乡设立升平社学作为抗敌的中心。广州东北各乡的东平和城南各乡的隆平、南平等社学也相继成立。参加社学的人数达十几万人，其中的基本群众是农民，另外还有城乡手工业者和店员等，一些爱国士绅在社学中起了领导组织的作用。
社学声势浩大，1842年底，英国水手行凶后逃入洋馆，广州数万群众围烧洋馆，官府企图阻止无效。1844年，英国企图在广州河南强划租界，经四十八乡三千余人抗议示威而停止。统治者对人民的反抗感到不安。新任两广总督耆英污蔑社学群众为“游棍”、“匪徒”。广东巡抚黄恩彤竟说“粤患未已，不在外而在内”。1846年以后，反侵略斗争围绕着反对外人进入广州城问题而更发展起来。本来《南京条约》并无允许英人入城之说，但侵略者曲解约文硬要进城。1846年1月，耆英竟宣布准英人入城。这立刻引起了群众的暴动。群众大张揭帖，“将攫官而杀之”，以警告卖国官吏，并驱逐联络英人的知府刘浔，放火焚烧他的衙门。社学还出告示，约期聚攻洋行。于是英国公使德庇时（John Davis）躲到香港。清政府“抑民顺夷”的政策受到有力的打击。1847年，英国兵船闯入省河，耆英瞒着人民与英方密约两年后开放广州。但人民没有放松戒备。到了1849年，继任粤督的徐广缙看到人民的激烈反抗，不敢实行密约。英国侵略者又使用武力威胁的惯技，把兵船驶入省河。徐广缙准备屈服，但广州人民坚决抵抗，内外城和河南地方居民组织十万人的武装，昼夜操练准备迎敌，城郊各社学群众都枕戈待旦。广州商人也宣布与外国断绝交易。在这种情势下，清政府不敢撄群众之怒，侵略者的恫吓也失效了。徐广缙奏道光帝说，“阻之未必遽开边衅，轻允之必至立启衅端”。“入城问题”就延搁下去。清政府这种表面上的曲顺民意，实际上只是统治者借以躲开就要延烧到自己头上的火焰而已。
主张向西方学习的进步思想家 鸦片战争时期，清朝统治集团内部已经开始分化，有些爱国开明的官员和知识分子要求改变现状，提出学习西方“长技”、了解外国情况，借以抵御外侮的主张。向西方学习在当时是一种进步思想。在这个问题上，林则徐是一个开风气之先的人。他在广州抗敌期间，不断搜集西方情报，翻译西方书报[15]，编成《四洲志》一书。他又主张采购西方武器，加强海防。湖南学者魏源[16]曾在裕谦幕府参与抗英事宜。他受林则徐嘱托在《四洲志》的基础上继续收集材料编成《海国图志》[17]，这是东亚第一部有系统地叙述世界史地的著作。他提倡“师夷之长技以制夷”，主张反抗侵略。虽然他认为势可变而“道”不可变，但他提出“执古以绳今是为诬今，执今以律古是为诬古”，这种主张变革的见解，在当时也是很先进的观点。
战后阶级矛盾的激化 鸦片战争以后，国内阶级矛盾迅速发展达到空前尖锐的程度。这一方面是外国侵略势力所造成的灾难，另一方面是由于封建社会本身的危机加剧。战前鸦片泛滥和白银外流问题的情况变得更加严重了。纹银和制钱的比价不断上升。总数共达7000万元的军费和“赔款”，又转化为捐税和浮收，重压在农民身上。江苏的苏、松、太和浙江的杭、嘉、湖各府一石漕赋须纳米二石五六斗。江西也在二三石以上。这些主要农业地区，不但漕额重，浮收多，而且漕弊深。“大户”的负担大部分都摊于“小户”。苏南百分之八九十农民沦为佃户，受着无法交纳足额的地租剥削。在太平军到达南京前，十年之中，江浙各地农民抗漕、抗租的斗争已是如火如荼。1846年，昭文县（常熟）和镇洋县（太仓）农民先后攻入县署，并拆毁大批豪绅地主的房屋。1849年，松江农民攻入府署。元和（苏州）、无锡两县农民都拆毁知县衙门。这些在江浙主要农业地区所发生的情况，是全国农村动荡的写照。无论北方南方，农村骚动和群众起义都在不断发生。
白莲教系统（主要在北方）和天地会系统（在南方）的民间秘密组织也在积极活动。少数民族在边远地区也不断进行反抗斗争。全国范围内呈现了大风暴即将来临的景象。
洪秀全的初期革命活动 当时广西是清政府统治比较薄弱的地区。天地会在省内到处设立山堂。湖南、广东的天地会起义武装和一些白莲教支派在当地不易容身时，也往往转移到广西来。但是天地会组织散漫，许多山堂不相统属，不容易形成统一集中的行动。40年代后期，广东人洪秀全[18]、冯云山[19]创立的拜上帝会进入广西。拜上帝会有严密统一的组织和纪律，因而能够迅速发展，代替旧式组织而成为革命中心力量。
洪秀全出生在广州城北90里花县的一个中农家庭，幼年受过传统的封建教育，由于家贫也参加种田劳动，又做了十几年乡村塾师。他应试几次都落第。鸦片战争的失败和广东人民反侵略斗争的高涨，激发了他的反抗思想，促使他走上革命道路。1843年，他把前此得到的一本宣传基督教的小册子《劝世良言》，加以附会解说，自称接受了上帝的“天命”，创立拜上帝会，并且动手打毁了私塾的孔子牌位。
1844年，洪秀全和冯云山到广西贵县、桂平一带山区，在农民中进行了艰苦的宣传组织活动。冯云山做短工，当塾师，结识了很多贫苦人民，在三年中吸收了三千多名群众参加他的组织，这些群众一般都是纯朴农民和开矿工人。这期间洪秀全曾回到家乡写了《原道救世歌》、《原道醒世训》等作品，提出了反映农民朴素平等思想的口号，如“天下多男子，尽是兄弟之辈；天下多女子，尽是姊妹之群”，鼓舞人们为实现“天下一家，共享太平”的理想而斗争。冯云山留在桂平县紫荆山区领导拜上帝会同地主武装团练进行了斗争。1847年，洪秀全回到紫荆山。不久，他写了《原道觉世训》，宣传反清革命思想。他把地主阶级用以从精神上统治人民的各种神仙菩萨，总称为“阎罗妖”，把清朝皇帝也当作阎罗妖的化身（或是如以后的作品中直斥为“咸丰妖”），而把农民反对压迫剥削的理想神化为“皇上帝”，号召农民只尊奉皇上帝，共同歼灭清朝皇帝和各种妖魔蛇怪。他又制定了十款天条等宗教条规。十款天条规定严禁奸淫、嗜杀、贪财、赌博、吸烟、饮酒，要求严格的道德生活和组织纪律。
拜上帝会在斗争中迅速发展了自己的力量，形成了以洪秀全、冯云山为首的革命领导核心。参加领导核心的还有种山烧炭的贫农杨秀清[20]、萧朝贵[21]和在当地受到排挤的地主富农韦昌辉[22]、石达开[23]。
1850年夏天，广西全省的情况更加动荡：拜上帝会和团练的斗争更激烈了，天地会在各地的起义也愈加频繁，大量的饥民在迫切寻求出路。起义时机逐渐成熟。洪秀全号召各地会众到桂平紫荆山区的金田村集中“团营”，编制队伍，准备发动起义。贵县有几千“客家人”与土著械斗败走桂平，也到紫荆山和拜上帝会会合。
在起义风暴将要到来的时刻，道光帝于1850年2月25日死去。第四子奕（1831—1861年）继立，于次年改元咸丰（1851—1861年）。咸丰帝为了表示顺应舆论，先后革去穆彰阿、耆英和琦善等人的职务，并命早已告老回籍的林则徐，以钦差大臣署广西巡抚名义前赴广西，镇压农民起义。林则徐在赴广西途中死于广东潮州。当时长期把持政权的一些满族大臣及其依附者都是一些腐朽昏庸的官僚，咸丰帝很想换一批人来应付当时政治、社会的危机。他先任用道光帝的第六子恭亲王奕诉入值军机，1857年以后，郑亲王端华之弟肃顺渐揽大权。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