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三节 太平天国农民战争的爆发和前期革命斗争
从金田起义到建都天京 道光三十年十二月初十日，即1851年1月11日，洪秀全领导的拜上帝会在金田宣布起义，建号太平天国。起义的会众共有一万多人，其中不少是全家乃至全村一同参加的。起义军分别组织男营和女营，在军中实行大体平均的供给制度。这一支组织紧密、纪律严明的太平军，一开始就提出了要打到南京和北京的口号，明确了推翻清朝统治的目标，斗志非常旺盛。清政府调集了两广、湖南、贵州、云南、四川等省的军队，派了军机大臣赛尚阿充任统帅，进行镇压。这些绿营军队十分腐败，战斗力很弱。太平军驻扎在永安州（今广西蒙山县）半年多，在这里封了东、西、南、北、翼等王位，增订了官制，颁行了天历，政权机构已大致建立起来。当1852年4月太平军突围时，一天就击毙清军的四个总兵[24]。太平军北上围桂林一月未攻克，北取全州时，冯云山中炮牺牲。全军进入湖南以后，湘南道州一带有四五万农民、几千挖煤工人参加。萧朝贵率领先锋部队攻打长沙，在城下中炮牺牲。太平军攻长沙不下，继续绕道北进，在益阳和岳州得到一万多艘船只，并有许多水手加入，组成了水军。咸丰二年底（1853年初），太平军攻下武昌，击毙守城的湖北巡抚常大淳，武昌城中“男子从者十之九，女子从者十一二”，形成了一支男妇老幼共五十多万人的队伍。太平军从武昌顺长江东下，以破竹之势在一个月内连下九江、安庆等省会，直达南京。所到之处杀逐官吏豪绅，焚烧田契借券，受到贫苦人民的热烈拥护。3月19日，太平军仅用十天时间即攻下南京，定为都城、改称天京。一个和清朝封建政权对峙十余年的太平天国农民政权正式建立了。
北伐 太平军攻克南京后十天，清提督向荣所率领的清军从广西一直尾随到南京城外孝陵卫，建立江南大营。又半月后，北京派出的钦差大臣琦善所率的清军在扬州设立江北大营。太平天国不顾这种威胁，派出大部分主力军进行北伐和西征。北伐军由林凤祥[25]和李开芳[26]统率，在5月8日从扬州出发，准备直捣北京。这支军队表现了高度的机智和顽强的战斗作风，一路上突破了敌人优势兵力的阻击，经皖北，入河南，在河南巩县附近强渡黄河，转入山西，然后跨过太行山，奇袭直隶，逼近保定。清政府大为震动，调集了僧格林沁和胜保所率的八旗兵主力，并抽调了南方战场上部分军队，竭尽全力阻截。北伐军兵力有限，避实蹈虚，移兵东向，占领天津附近静海一带，但因天寒粮缺，被迫撤至阜平、连镇，坚守待援。天京两次派出援军，都受到敌军阻击，未能与北伐军会师。李开芳率领南下接应援军的军队，也被清军围困于山东茌平一带。北伐军经过两年的战斗，最后在咸丰五年（1855年）春间几乎全部牺牲。北伐之役虽因孤军缺援损失了许多精锐部队，但北伐军的英勇战斗大大震撼了清朝的统治，促进了全国革命形势的进一步高涨，对皖北一带捻党革命活动的发展起了直接的推动作用。同时，北伐军牵制了清军的大部分主力，也有利于革命势力在南方的胜利发展。
西征初期和湘军的出现 与北伐同时，太平天国的西征军在赖汉英等指挥之下，于1853年5月溯长江而西，再度攻取了安庆、九江、武汉等长江沿岸的重要城市。西征军在安徽克复了二十多个州县，从此安徽成为太平天国控制的重要地区。西征军在1854年春进入湖南，遭到曾国藩[27]组织的湘军特别是一部分有洋炮装备的湘军水师的顽抗。太平军在西征中取得了一些战果，但在湘潭、武汉和田家镇等几次战役中一路退守，损失船只万余艘。
曾国藩于1852年底以在籍侍郎受派督办团练，组成后来所谓湘军。他一开始就改变地方团练的老办法，以同乡、师生、亲友等各种封建关系纠合一批地主阶级知识分子，充任军队的将领骨干。兵士都由营官自行招募，对象是山区或乡间与外面较少接触的农民。招来后加以蛊惑欺骗，这样，湘军就不同于由无业游民组成的团练，而形成了一支有严格封建隶属关系和浓厚地方色彩的军队。曾国藩在1854年发布《讨粤匪檄》，号召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起来反对太平天国。他以“两湖三江”的地方观念，煽动人们对“粤匪”的不满；以“名教奇变”即封建礼教遭到破坏来煽动儒生和士大夫；又宣传“粤匪窃外夷之绪，崇天主之教”和庙宇神佛遭到破坏来煽动落后群众。檄文集中地表现了地主阶级在思想意识上对农民革命的顽抗。湘军的出现是近代地方军阀的开端。
厘金 为了进行大规模的镇压太平军的战争，清政府军费支出激增，而当时又以战争的关系，税收锐减，库空如洗。为了供应庞大的军费开支，咸丰帝曾先后下令铸铁钱、铅钱、大钱和发纸钞，但都不能通行，又推行“捐纳”（卖官鬻爵）、“捐输”（苛派勒索）等办法，仍不能解决军费问题。咸丰三年（1853年）起，清政府准许各地设卡抽取“厘金”，就地供应军费。湘军和后来其他地方军队的经费主要都依靠厘金。“厘金”是一种货物通过税，初设时，大体按1%征收，但不久即无限制地增加。而且遍地设卡，一省之内的厘卡往往多至百余处。这种苛税严重地妨碍了商品经济的发展，同时也成为地方官吏贪污勒索的重要来源。
西征的胜利 1854年底，石达开奉命率太平军西上增援，在湖口和九江大败湘军，扭转了西征军的不利局面。接着第三次攻克武昌，进军江西，控制了上游武昌、九江、安庆三大重镇，占领了安徽、江西和湖北的大部分地区，西征获得了巨大胜利。1856年上半年，驻守天京的军队在杨秀清直接指挥下，击溃了清军江北大营，接着又会同部分西征军击溃江南大营。太平天国在军事上和政治上达到了极盛的时期。
天朝田亩制度 太平天国建都南京后，立即颁布了《天朝田亩制度》。这是一个包括政治、经济和社会生活各方面的农民革命纲领。纲领的基本思想在于反对地主占有土地的制度。它提出的办法是：田分九等，“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算其家口多寡，人多则多分，人寡则寡分”。“凡男妇每一人自十六岁以尚（上）受田，多逾十五岁以下一半”，即16岁以上受全份，15岁以下减半。这样分田的主张，首先是从原则上否定了封建土地制度。
《天朝田亩制度》又进一步提出了“有田同耕，有饭同食，有衣同穿，有钱同使，无处不均匀，无人不饱暖”的理想。但太平天国的领袖们并没有找到实现这种理想的办法，只能提出一个绝对平均主义的方案。《天朝田亩制度》规定以25家为农村中社会组织的基本单位（称为“两”，以“两司马”为领导人），“凡当收成时，两司马督伍长，除足其二十五家每人所食可接新谷外，余则归国库。凡麦、豆、苎麻、布帛、鸡犬各物及银钱亦然”。这种想把个体生产的小农的产品收归公有加以绝对平均分配的办法，是一种农业社会主义的空想，显然不可能实现。事实上，《天朝田亩制度》所拟的分田和产品分配的办法都无法施行，许多地区“照旧交粮纳税”，地主阶级的土地所有制因而仍被保留下来。但是太平天国毕竟没收了许多抗拒革命的反动地主的财物土地，在革命政权的支持下，很多农民不向地主交租或交很少的租。后来太平军进入苏、常地区，这一带封建地主的反动势力较大，阶级斗争情况复杂，但许多地主也悲叹“无租可收”、“租米不还”、“各户无租”。这说明了封建剥削关系遭到了巨大的冲击，农民的生活和地位也就有所提高。
地方政权 太平天国在所占领的区域内摧毁了各级地方封建政权，建立起农民的革命政权。凡县一级以上的负责人，一般都由太平军将领担任。一些农民担任了地方乡官。地方政权的建立使革命更加深入，在维护革命秩序和保证农民战争人力物力的支援上都起了重大的作用。虽然还有不少地主混进革命的队伍，窃据乡官的职位，但在上级革命政权和革命军队的控制下和群众的监督下，这些窃据乡官的地主一般不可能像清政权下的里正甲长那样肆意横行。
经济和文化等方面的改革 在经济方面，太平天国通过没收地主、官僚的财物，强迫地主缴纳捐款等方式，对地主阶级进行了沉重的打击。在革命政权支持下，农民反封建的抗租斗争更加普遍地展开。若干被杀的或逃亡的官僚、豪强的土地，实际上归了佃户所有。
财政方面，太平天国在各地征收钱粮，形式上沿袭清朝制度，但实际上由于废除了种种苛杂勒索，赋税大大减轻了。
太平天国起义时所创立的“圣库制度”，在建都天京后，继续在军队中实行。天京因为实行军事管理，也实行这个供给制度。这种制度对于保持革命队伍的团结和纯洁性方面有一定的积极作用。
太平天国反对封建宗法制度对妇女的歧视和压迫。在《天朝田亩制度》中就规定分田不论男女（“凡分田照人口，不论男妇”），并废除买卖婚姻（“凡天下婚姻不论财”）。太平天国也禁止娼妓，不准缠足。太平天国还设立了女官，建立了女军，并组织女馆中的妇女从事生产和其他工作[28]。
手工业方面，太平天国组织了“诸匠营”和“百工衙”（主要在天京），把手工业者按行业组织起来，生产军队和社会需要的军需品和日用品。
商业方面，除天京城内实行圣库制度、禁止私人开设商店外，其他地方商人都可自由贸易，商税很轻。
文化教育方面，太平天国颁印了大批书籍和文件，一般都用比较通俗的文体或诗歌体写成，以便群众传诵，并经常采用“讲道理”的方式向群众宣传。科举考试以太平天国领导人自己拟的试题来选拔人才。太平天国还专门成立删书衙，连几千年来被封建统治阶级看作神圣不可侵犯的儒家经典，也被删改了。
领导集团的内部分裂 但是，农民阶级不是新生产力的代表者，它不能建立真正符合于历史发展的新社会。在革命发展过程中，太平天国的领导人逐渐暴露出了自己的缺点。一些高级领导人开始滋长了追求权力地位的不良倾向，相互间产生了猜疑和不满。革命领袖洪秀全和另一主要领导人杨秀清之间也产生了严重的隔阂。抱有严重个人野心的韦昌辉利用这种矛盾挑拨离间。1856年9月初，正当太平天国取得巨大的军事胜利，革命发展充满希望的时候，韦昌辉在洪秀全的纵容下，于9月1日晚发动内讧，几天之中，杀害了杨秀清[29]及其部下两三万人，使革命失去了一个杰出的领导者和大批优秀干部、士兵。韦昌辉甚至还要加害回京劝解的石达开。
不久，洪秀全在天京军民的支持下将韦昌辉处死，召石达开进京辅政。石达开有杰出的政治军事才能，在初期革命斗争中贡献很大，威望很高，得到大家的拥护。但洪秀全又猜忌石达开，多方加以抑制，使石达开在天京难以立足。1857年5月，石达开负气率领着大部分精锐部队离开天京，孤军“远征”，这使太平军在各个主要战场上的兵力大大削弱，给湘军在江西大举反扑造成机会。石达开军先在江西、福建活动，从1859年起转战湖南、广东、广西、湖北、四川、云南、贵州等省，多次击败清军，对各地的起义运动也起了促进作用。但由于远远脱离革命中心，他只能长期进行流寇式的战斗，没有多大作为，最后于1863年6月在大渡河边全军覆没。
各地各族人民的反清斗争 太平天国在初期几年中的胜利发展，大大推动了全国的反清运动。各地人民的起义斗争如火如荼，在全国范围内形成了以太平天国为中心的农民革命高潮。
天地会系统的反清斗争在长江流域以南的广大区域到处爆发，很多地方的天地会都为响应或是迎接太平军而举起义旗，其中不少参加了太平军。但是分散活动、不相统属仍是天地会的主要弱点。两广、湖南一带，自太平军北上后，各种名目的天地会山堂不断举行起义。1854年，胡有禄、朱洪英等在广西灌阳县建立“升平天国”。同年，陈开、李文茂等在广东佛山起义，围攻广州城，1855年转入广西，在浔州建立“大成国”，到1861年失败。1853年9月，小刀会刘丽川起义，占领了上海县城及附近各县，到1855年2月才在清军和英法侵略武装的共同镇压下失败。此外，四川、江西、浙江、福建、台湾都有哥老会、小刀会、天地会等各种支派的起义。
白莲教系统的斗争遍及南北，鲁西和直隶南部一带是他们在北方的重要活动中心。在浙江、福建、湖南、贵州等省，有斋教、八卦教等的活动。1855年，贵州苗族雇农张秀眉举行起义，苗民参加者达数万人，并有白莲教的红号、黄号、白号三支起义军响应配合。
活动于皖北、苏北、豫东南、鲁西南一带的捻军，以破产农民、游民和散兵为主要成分。1853年，太平天国北伐军经过这一带，更推动了捻军的斗争。1855年，各路捻军会集于安徽亳州雉河集（今涡阳县城），推张乐行[30]为大汉明命王。此后，捻军成为黄河长江间最活跃的农民武装力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