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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欧洲历史上没有大规模起义的另一个原因是，农奴和庄园主之间如果发生冲突，会有一定申诉或者妥协的空间。
农奴和庄园主发生冲突，可以向更上层的领主或者国王请愿。欧洲国王们的王权是脆弱的，国王也需要依靠普通百姓的力量来与贵族博弈。当内部矛盾发展到一定阶段时，不同利益集团会坐到一张谈判桌上来协调各方的关系。
但是，秦以后的中国社会高度一元化，并具有高度的刚性。农民没有类似的诉求渠道，他们是被取消了嘴巴并且被分割成一盘散沙的“沉默的大多数”，在忍无可忍之时，他们才会自发选择聚众示威甚至小规模暴乱等手段来进行抗争。然而不幸的是，他们的抗争几乎从来没有成功过。这种自发组织起来的行为，触了历朝统治者的大忌，帝王们对这类行为从来都是严厉打击，绝不手软。因此百姓面对官府，永远是一种恐惧、躲避和驯服的表情，只有永远不断退却、无限度忍让这一种选择。一方过于蛮横，缺乏约束；一方过于懦弱，缺乏自我保护能力。在这样一个没有自我纠错能力的社会里，当官进民退到逼近生存这一底线时，便只剩下造反这一种可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