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
当然，以上看法无疑过于“儒学原教旨主义”，有夸张偏激之处。其实以平和的心态看，相比封建制，大一统郡县制也有其优势，在很多方面也取得了封建制所不能取得的巨大成就。
首先，虽然大一统王朝不断崩溃，但是在王朝存续期间，还是给地域广袤的中国带来了较长的和平时期。
欧洲历史上的动荡和冲突，虽然和中国比起来烈度和影响面积通常要小，但是持续而连绵。而中国在大一统王朝的控制下，可以实现数十年甚至一百多年的长时期和平。秦汉帝国崩溃后，虽然也经常经历分裂时期，但是在大一统郡县制度下，总能成功地再度完成统一。葛剑雄先生统计说，在中国历史上，大约一半的时间是统一的。而西欧在罗马帝国崩溃后，就没能再统一（能够勉强算为统一的时间，至今也不超过10%）。
中国的地理特点和文化心态，决定了在分裂状态下，群雄通常争战不休，“神仙打架，百姓遭殃”，结果是人口锐减，经济崩溃。在中国人的历史经验中，只有建立起稳定的大一统政权，才能享有长期和平，这就是所谓的“乱世人不如太平犬”。秦朝建立后，大臣颂扬秦始皇“以诸侯为郡县，人人自安乐，无战争之患”，认为他的主要成就就是结束了持续几百年的战争。明代开国皇帝朱元璋也批评不愿意为他出山服务的读书人夏伯启说，是他这样统一天下的皇帝把夏伯启从战乱中拯救出来，过上了安定的生活，“尔所以不忧凌暴，家财不患人将，所以有所怙恃者，君也”，也就是说，你们所以能安然生活，所以不怕别人凌暴，家财不怕人抢，靠的是君主。
其次，在长期的和平中，中国人创造出众多物质和精神文化成就。统一带来的度量衡标准的一致、边界的废除、便利的交通，这些都有利于广大领土内部的物质财富流动和精神文化交流。郡县制也实现了同时期世界上其他国家没有的大面积的身份平等。从秦代开始，除了皇帝之外，其他所有人实际上都属于一个共同的阶层，这就是黑格尔所说的“普遍奴隶制”。为了维系大一统的结构，中国又发明出了独特的“科举制”，这一制度直接启发了后来西方的文官选拔制度。和印度的种姓制度、欧洲的贵族制度、日本的武士制度比起来，中国社会实现了空前的流动性。
因此，在所谓的欧洲中世纪的黑暗时期，中国历史发展却进入了高峰期。在长期的和平下，一个王朝的经济通常会稳定发展，因此出现了很多盛世，比如唐代的贞观之治、开元盛世和清代的康乾盛世。在长时期的和平与巨大的体量基础上，中华文明取得了多方面的成就。虽然哲学上已经丧失了春秋战国时代的原创力，但是在文学艺术上，却创造了灿烂的文化成就，比如唐诗宋词；在具体的实用技术上，经过漫长的积累，也出现了诸多突破，比如四大发明。
很多时候，文化与体量是有直接关系的。虽然朝鲜、越南和日本学习中国长达千年，并且亦步亦趋到自认“小中华”的程度，但是无论是学术还是文学、绘画、书法，它们所取得的成就还是远不及中国，这个我们稍一翻阅资料就一目了然。体量的优势当然更体现在超级工程上。只有在“集中力量办大事”的郡县体制下，中国才有可能出现万里长城和大运河这样的物质成就。如果你参观过韩国王宫、越南王宫，你会发现，它们无论是气象、体积还是精美程度，都完全不可与中国的故宫同日而语。
[1] 参见许平中《王朝盛衰兴亡、国家分合交替之谜新解》。
[2]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一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473页。
[3] 葛剑雄主编的《中国人口史》认为金亡时人口下降了87%，见第三卷，第383页。
[4]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三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621页。
[5] 葛剑雄主编：《中国人口史》（第四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2，第446页。
[6] 薛涌：《“黑暗时代”不黑暗：中世纪的再发现》，《书城》，2011年第9期。
[7] 中国部分数字如下：前221年，4000万，前202年，1650万（《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312页）。2年，6000万，36年（建武十二年），3290万（《中国人口史》第一卷，411页）。157年，6000万。220年，2300万。300年，3500万（《中国人口史》第一卷，458页）。320年，1600万（北方十六国期间，最低点人口只有500多万，《中国人口史》第一卷，第473页。东晋初时人口1000万，《中国人口史》第一卷，464页）。520年，5000万（《中国人口史》第一卷，475页）。609年（隋大业五年），6000万。618年，2500万。755年，8000万（《中国人口史》第二卷，182页）。770年（大历中期），3000万。980年，3540万（《中国人口史》第三卷，621页）。1100年，1.43亿（《中国人口史》第三卷，621页）。1130年，9000万（《中国人口史》第三卷，621页）。1207年，1.4亿（《中国人口史》第三卷，621页）。1290年，7500万（《中国人口史》第三卷，621页）。1630年，2亿。1644年，1.2亿。1700年，2亿。
[8] 秦晖：《为什么人们厌恶帝制》，《南方周末》。
[9] 贾思楠：《1915—1976——毛泽东人际交往实录》，江苏文艺出版社，1989，第73~74页。
[10] “总体来讲，在中国传统农村中，自耕农所占的比重要比以往所讲的要大得多，将传统农村理解为佃农的农村恐怕是很成问题的……在横向比较中，传统中国乡村地权分配的不均度小于世界上绝大多数传统与现代国家。”（秦晖：《关于传统租佃若干问题的商榷》，《中国农村观察》2007年第3期。）
[11] 秦晖：《追怀高王凌兄及论租佃制》。
[12] 钱穆：《中国历代政治得失》，九州出版社，2013，第96页。
[13] 清代号称轻徭薄赋，而且清代康熙时还搞了个摊丁入亩改革，就是把全国税收总额固定化了，不管老百姓人口增长多少，富到什么程度，我皇帝就只收这么多钱，一文钱都不多收。听起来很不错，自我约束意识很强。但清代仍然“往往正供有限，而缴用多过廿倍”，税收多于国家规定20倍。
[14] 陈梧桐：《洪武皇帝大传》，河南人民出版社，1993。
[15] 李俊丽：《明代前期北方地区流民成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
[16] 郭艳茹：《交易费用、权力控制与明代管制型制度体系的演变》，《南开经济研究》2008年第2期。
[17] 李俊丽：《明代前期北方地区流民成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
[18] 雍正江说：“就像封君封臣之间的采邑关系一样，领主和农民之间的关系是采邑式关系的缩小版，他们之间是通过习惯性的誓言所规定的权利和义务的关系。”
[19] “By-Laws of Gleaning and the Problems of Harvest”, The Economic History Review. London: New Series, Vol. 14, No.2 （1961）. 转引自张新军《抗争语境下的中世纪英格兰庄园法庭》，《宁夏师范学院学报》2006年第4期。
[20] 雍正江：《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以土地和劳动关系演变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4。
[21] 历史上有些国家公共服务职能发展得比较早，如罗马时代国家要负责给公民提供“面包与马戏”，雅典城邦有类似于现代的养老金、低保制度等。
[22] 葛剑雄：《统一与分裂——中国历史的启示》，商务印书馆，2013，第174~175页。
[23] 李俊丽：《明代前期北方地区流民成因研究》，硕士学位论文，东北师范大学，2006。
[24] “根据惯例，对于父母双亡的孩子，如果没有任何亲属向法庭申领孤儿的监护权，庄园领主就必须从孩子的利益出发，承担起监护责任。”
[25] 雍正江：《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以土地和劳动关系演变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4。
[26] 雍正江：《15—17世纪英国农民福利保障模式转型研究——以土地和劳动关系演变为视角》，硕士学位论文，南京大学，2014。
[27] 因此，封建制下的人身依附是一个矛盾，一方面，农奴是不自由的，中国周代宗族制下的个体也是不自由的。另一方面，他们也是受保护的。农民们若想得到保护，就必须接受束缚，而若要摆脱束缚，便不能接受任何外在的保护。马克思因此曾认为，中世纪的农奴比现代无产阶级更有“保障”。
[28] 王船山惋惜地说，孔子在定哀之际，也许是有机会大有为，可以使三代而四的。那样一来，则“封建之宇宙可维，百王之常道不远，圣人之道未穷”。可惜孔子没能做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