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亚里士多德在《政治学》一书中对古希腊的“理想城市”进行了描述。他说，城市内部设计最重要的是健康和卫生。事实上，古希腊城市中也确实出现了人类历史上最早的体育场和疗养设施。在古希腊繁盛时期，著名建筑师希波丹姆斯的设计思想强调与自然协调，城市的边界以山或者海为界，城墙的形状是不规则的，目的是人与自然环境间的关系不受破坏。[61]
而中国城市的建设原则是“整齐”。《周礼·考工记》这样描述理想的都城制度：“匠人营国，方九里，旁三门。国中九经九纬，经涂九轨，左祖右社，面朝后市，市朝一夫。”[62]特点是方方正正，棋盘式布局，突出政治需要，“非令壮丽，无以重威”。高大的城楼和宫室，是为了突出政治上的威严和压制。
同样，到了中世纪后期，西方城市精神与中国古代城市的建设原则仍然有着极大反差。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城市基本都是经济原因自发形成的，是“无规划城市”，中国古代的所有城市却都是政治性的，是“规划城市”，作为首都、省级、县级行政机构所在地而出现。在唐朝，中央政府明令“诸非州县之所，不得置市”，在州县政府所在地之外，不许出现自由集市，因此也不会产生经济性城镇。而西方中世纪的城墙大都是市民自己集资建造的，中国城墙则是国家以征发劳役的方式建造的。和上古时一样，中世纪欧洲城市多呈不规则的形状，而中国城市布局一直都是正南正北，四四方方，处处体现规矩意识。
西方中世纪的自治城市精神是“自由”，而中国古代城市精神是“控制”。宋代以前，中国城市长期实行“里坊制”，目的是对城市居民进行严格的束缚，便于管理。因此，如果穿越回大唐长安，你会惊讶地发现，号称“开放”的唐朝，城市生活居然是高度封闭的。长安城内分成了100多个里坊，每个一里以上见方的街区都用高大的夯土坊墙围起来，如同一个小城，只在四方开4个门，居民想要上街，必须经由四门。长安城内绝大多数地方不许开设商店。整个巨大的城市之内只有两个市场。炒个菜炒到一半，发现没盐了，你没有选择，只能到东西两市去买。假如你住在长安城内偏南的丰安坊，那么距离最近的是西市，你需要走上整整6里地，来回就是12里，才能买到一包盐。而且出门前你还得注意一下时间，因为两市不是全天营业，而是每天中午12点到太阳落山前7刻才营业。所以《卖炭翁》中才说：“牛困人饥日已高，市南门外泥中歇。”为什么太阳已经很高，还在市场外面待着不进市场呢？因为还没到中午，没有开门。
为了便于控制，唐代还实行夜禁，也就是宵禁制度。每天黄昏，街鼓响起，每个里坊的四门都要关起，禁止人们出入，“六街鼓绝行人歇，九衢茫茫空有月”。长安各条大街上人声绝迹，直到第二天黎明，坊门才可打开。夜禁期间，城中禁军整夜在城内巡逻，捉拿违反夜禁的人。要是天已经晚了，你外出办事还没赶回家，怎么办呢？只能随便找个犄角旮旯蹲一宿。如《太平广记》中有一段描写，“（张无是）因行街中，夜鼓绝门闭，遂趋桥下而蜷”，只能跑到桥下面蜷缩着忍了一夜。
夜禁制度在中国源远流长，《周礼》中即已有记载。《周礼·秋官司寇》列“司寤氏”一职，“掌夜时，以星分夜，以诏夜士夜禁，御晨行者，禁宵行者，夜游者”，专门负责夜禁事宜。
由此可见，从上古到中古，中国社会的方方面面一直是由国家严格控制的，即使是最开明的唐代也是如此。直到宋代，才出现大规模“破墙开店”的情况，导致城市商业功能发展。但是之后的朝代也常会出现整治“开墙打洞”等情况，里坊制实际上到清末才算彻底废除。
因此，中国的城市的意义与西方完全不同。马克斯·韦伯（M ax Weber）指出：“在统一的共同体意义上，西方世界之外不存在城市。在欧洲中世纪，城市的明显特征是具有自己的法律、法庭和自治的行政。在受法律的支配并且参与选择行政官员的意义上，个人是公民。在政治共同体的意义上，西方之外没有城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