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夏王朝觅踪
开封禹王台石刻画《治水庆功图》（局部）
1959年，著名历史学和考古学家、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徐旭生先生在河南偃师县西边的一处名叫二里头的村庄进行考古调查时发现，漫天遍野的古代陶片连绵不断，连接着好几个村子，遗址范围之大，远远超出了人们的想象，他断言眼前的这处二里头遗址“在当时确为一大都会”。正是徐旭生先生的这次豫西考古调查拉开了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的序幕。他发现的二里头遗址经过日后数十年持续不断的发掘已经成为举世闻名的探索夏文化的圣地。
出土文献及传世文献中有关夏朝的记载。商王朝的真实性，因殷墟甲骨文的发现和研究以及殷墟等一系列考古发现而得到证实，商代史已经成为毋庸置疑的信史。然而，对于夏代的真实性，仍有个别海外学者持怀疑态度，这让人想起了早已过时的“大禹是条虫”的论调。其实，不仅先秦文献中屡屡提及夏代的存在，而且在周代的青铜器铭文中已经提到禹和夏。
《竹书纪年》中有关“自禹至桀十七世，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的记载。
春秋时期齐国青铜器叔夷钟，该器铭文在追述成汤的功勋时，称汤“尃受天命，□伐夏祀，……咸有九州，处禹之堵（土）”。更早的西周中期青铜盨，铭文为：“天命禹（敷）土，堕山濬川”。周代青铜器的铭文，未曾受后人的影响，因而无可质疑。
《竹书纪年》中有关于“自禹至桀十七世，用岁四百七十一年”的记载。
在我国古代典籍中有关夏朝的记载，比比皆是。如《尚书·召诰》：“我不可不监于有夏，亦不可不监于有殷。”《尚书·多士》：“惟尔知，惟殷先人有册有典，殷革夏命。”《国语·周语上》：“昔伊洛竭而夏亡，河竭而商亡”，“昔夏之兴也，融降于崇山”。《国语·周语下》：“其在有虞，有崇伯鲧。”《左传·哀公七年》：“禹合诸侯于涂山，执玉帛者万国。”
司马迁在《史记·夏本纪》中甚至还比较详细地记载了夏朝的世系。《史记·夏本纪》云：“夏后帝启，禹之子，其母涂山氏之女也。……夏后帝启崩，子帝太康立。……太康崩，弟中康立，是为帝中康。……中康崩，子帝相立。帝相崩，子帝少康立。帝少康崩，子帝予立。帝予崩，子帝槐立。帝槐崩，子帝芒立。帝芒崩，子帝泄立。帝泄崩，子帝不降立。帝不降崩，弟帝扃立。帝扃崩，子帝厪立。帝厪崩，立帝不降之子孔甲，是为帝孔甲。……孔甲崩，子帝皋立。帝皋崩，子帝发立。帝发崩，子帝履癸立，是为桀。”
禹王像
按照这一说法，夏代是从夏禹开始到桀灭亡，共有十四世十七王，刚刚结束的夏商周断代工程，将夏代的起讫年代推定为约公元前2070—公元前1600年，是目前中国学界关于夏代年代最权威的说法。
启母石
启降生传说
“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历史性转变。按照文献记载，禹之子为启，传说启生于嵩山脚下的启母石，不过，关于启继承禹的传说不尽一致。有的说禹当时曾经举荐皋陶为继承人，皋陶为东方夷人。皋陶先卒，又举其子益为继承人，可是禹死后，人民“不归益而归启”，这是说禹传启时曾经沿袭以往的禅让制。有的说禹的继承人是益，后来“启与友党攻益而夺天下”。有的说禹死后，其子启继位，“益干启位，启杀之”。《史记·夏本纪》还说：由于“启即天子位”，而“有扈氏不服，启伐之，大战于甘”。这说明，夏初的传子制度并未牢固确立，但是，不管怎么说，从禹到启实现了由“公天下”变为“家天下”的历史性转变，这是古代政治制度的一大变革。
夏朝的建立并非一帆风顺，据文献载，夏朝建立不久，就遭遇了太康失国、后羿代夏的事变，到少康时才得以复国，史称“少康中兴”。
据说启死后，继位的是太康、仲康等兄弟五人。《史记·夏本纪》称：“太康失国，昆弟五人须于洛汭，作五子之歌。”太康失国的原因，据说是他盘于游田，不恤民事，这时，东夷善射的有穷氏的酋长羿，乘机取而代之。《左传·襄公四年》说：“后羿自鉏迁于穷石，因夏民以代夏政。”后羿当了夏族的首领，把太康驱逐出境，不得返国。可是，为时不久，羿也因荒于田猎，被其大臣寒浞所杀，寒浞还占有了羿的妻妾和家业。
后羿射日图
后来夏的仲康及其儿子相，逃奔同姓部落斟寻与斟灌（今河南巩县西南一带），寒浞来攻，灭相。幸喜相妻后缗方娠，逃奔到母家有仍氏（有人说在河北任县），生子少康。少康年长，做了有仍的牧正，后又被寒浞之子浇所逼，逃奔到有虞氏（今河南虞县），为有虞庖正。虞君妻之二女，叫他在纶邑经营。后来，寒浞又因“纵欲”“康乐”“不德渔民”，失掉了人民的支持，少康则因“能布其德”，得以收集夏部族的余众。他的老臣靡遂靠了有鬲氏和夏部族的遗民，起兵攻灭了寒浞。后来，少康又灭浇于过，少康的儿子杅灭豷于戈，恢复了夏政，史称“少康中兴”。
少康复国以后，国势渐趋稳定，此后，虽然诸夷时有乖叛，但是总的趋势是“世服王化，遂宾于王门，献其乐舞”。少康中兴以后，在夷夏斗争中，中原的夏王朝占绝对优势，夏王常常“东狩”或“东征”，夷人常要“来御”或“来宾”。由于夏王朝在中原地区，在全国的地位凸显出来，从而对中华文明的发展具有十分深远的影响。
少康以后传六世到孔甲，据说他“好方鬼神，事淫乱”，故“夏后氏德衰，诸侯畔之”，夏王朝开始走下坡路。此后，只有在帝发时代出现过短暂的辉煌，一度“诸夷宾于王门，……诸夷人舞”，恢复了往日气象。不过，为时不久，到了其子桀时，据说当时的夏部族内部“武伤百姓，百姓弗堪”，外部“为有仍之会，有缗叛之”。商汤趁此机会，剪灭夏族的许多部落，夏桀被放逐于南巢而死，夏朝灭亡。关于夏王朝灭亡的原因，也有“伊洛竭而夏亡”的说法。
夏代这些颇为细致的记载和传说，说明夏王朝存在的真实性毋庸置疑，不过，夏王朝的都城究竟在哪里？它的领土范围有多大？哪些遗物是夏王朝遗留下来的？由于缺乏像甲骨文那样的夏代文字，仅靠文献的考证是不能解决问题的。最终还要靠考古学来说话，拿出地下发掘的事实来。这就是徐旭生先生来到豫西进行考古调查“夏墟”的动因。
二里头文化、新砦文化和部分河南龙山文化，目前被大多数学者视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安阳殷墟考古发掘证明曾经作为传说的商朝历史是可信的，从而印证《史记·殷本纪》有关商代的记载是可靠的。这就开辟出一条从考古学文化探索夏代历史的可行的路子。
虽然尚未发现像商代甲骨文那样多的夏代文字，因此，不易确定夏都之所在，但是根据文献记载，找出比商代文化年代更早、地域又在记载的夏王朝活动地域之内的夏代考古学文化则是可能的。
20世纪50年代末，人们不仅已经认识了商代晚期文化——殷墟小屯文化，而且发现了比殷墟文化更早的、商代早期的考古学文化——郑州二里岗文化。在此基础上，只要找到比二里岗文化更早、地域范围与文献所载的夏王朝活动范围相符合的考古学文化，就有可能是夏文化。
著名考古学家、北京大学考古系教授邹衡先生，即是按照这一思路，率先把二里头文化判定为夏文化。
文献记载中有关夏的活动线索涉及河南、山西、陕西、山东、内蒙古、安徽、湖北、四川、浙江等地，不过其中以河南中西部和山西南部为最多。这样，绝大多数学者相信，分布在豫西、晋南的年代上早于商代早期数百年的考古学文化有可能是夏文化。
经过数十年的考古发掘研究，最符合这一条件的是以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命名的二里头文化。
从文化序列上看，在河南目前已经建立起裴李岗文化——仰韶文化——龙山文化——新砦文化—二里头文化——二里岗文化的年代序列，其中，二里头文化早于商代早期的二里岗文化，晚于龙山文化，大多数学者认为二里头文化就是夏文化。
此外，从夏商都邑的比较中也可以判断二里头文化主体为夏文化。经甲骨文和考古学研究，殷墟为商代后期都城无疑，与之呈现前后演变关系的早期商文化可以追溯到以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为代表的商文化遗存，因此，郑州商城和偃师商城是早期商代都邑已经成为考古学界的主流意见。然而与偃师商城相距不远的二里头遗址却出土了一套完全不同的文化遗存，只是到了二里头文化的晚期才出现与偃师商城相类似的遗存，如果说偃师商城属于商文化系统，二里头文化的主体自然不能也属于商，结合文献记载，应该是比商文化更早的夏文化。
1996年启动的夏商周断代工程，经过多学科联合研究认为，二里头文化的年代上限达不到文献所在夏朝的起始年代即公元前21世纪或公元前20世纪，因此，早期夏文化已经进入龙山文化。此外，1979年发现的，经1999年、2000年重新发掘确认的“新砦文化”的年代早于二里头文化而晚于河南龙山文化，也被大多数学者视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
简言之，二里头文化、新砦文化和部分河南龙山文化，目前被大多数学者视为探索夏文化的对象。
二里头文化主要分布在河南中西部的郑州附近和伊、洛、颍、汝诸水流域以及山西西南部的汾水下游一带。
二里头文化有一组富有特色的陶器群。其中，有鼎、深腹罐、侈口圆腹罐等炊器，三足盘、深腹盆、平底盆、豆、刻槽盆、小口高领罐和大口缸等食器和容器，盉、觚、爵等酒器。花边罐、深腹盆、甑、侈口罐等口沿下附加鸡冠扳，是这组文化的特色。
根据二里头遗址及其相关遗址的地层关系和器物类型的演变，可把二里头文化划分为四期。加上新砦期，可把二里头文化划分为五期。其中，新砦期和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最早遗存，保存了不少河南境内龙山文化的因素，自二里头文化第一期的后段开始，至二里头文化二期，二里头文化自身的文化面貌趋向成熟。到二里头文化第三、四期，各类原有器形继续沿用，但有局部变化，并出现了一些新器形，特别是到二里头文化的最晚阶段，一些器物与商代二里岗文化早期器物十分相似。
二里头文化通常分为河南中西部的二里头类型和山西南部的东下冯类型。后者以山西夏县东下冯遗址命名，虽然主要因素与二里头类型一致，但亦有明显差异。如东下冯类型的炊器以鬲和斝为主，而二里头类型则以夹砂罐和鼎为主。东下冯不见二里头类型的三足盘和刻槽盆，却另有蛋形瓮。东下冯类型分为早、中、晚三期，大体相当于二里头类型的第二至第四期，即总体比二里头文化要晚一个阶段，当是二里头文化向北拓展的结果。
夏代考古——二里头文化。二里头文化最具代表性的遗址就是徐旭生调查发现的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二里头遗址位于河南省偃师市西南约九公里，南临古洛河，北部为今洛河所切断，以二里头村为中心，包括二里头、圪垱头和四角楼三个自然村。总面积约九平方公里（另有四平方公里和六平方公里之说）。遗址分四期（一说分五期），C14年代为公元前1900—前1600年（一说为公元前1900—前1400年）。
二里头遗址内部已经有明显的区划，由北部的祭祀区、中部的宫殿区和南部的手工业作坊区构成。其中，宫殿区遗址中心部位面积约三平方公里，宫殿区内最重要的建筑——宫城位于遗址东南部，方正规矩，宫殿建筑中轴对称呈封闭式结构，宫殿布局多进一体，大型建筑具有明确的中轴线规划。
二里头宫殿区建筑基址发掘现场
二里头一号宫殿主殿复原图
二里头出土的绿松石龙
二里头墓葬
宫殿基址已发现八座，其中，一号宫殿位于圪垱头和四角楼之间的高地上，面积一万余平方米。在中心大殿的前面有广庭，四周有回廊，南面有三座大门。复原为一座“四阿重屋”式的殿堂，建于二里头第三期，毁于第四期。
二号宫殿位于一号宫殿基址东北约一百五十米处，为一长方形的夯土台基，包括主体殿堂，东、南、西三面的回廊和四面的围墙，在南面围墙的中间偏东处有三间塾房，在东面围墙中间有一间东塾房。南面的门道及庭院，庭院的东北部和东南部各发现一处排水设施，组成一座完整的宫殿建筑，整体建筑已具备后世宫殿建筑体制的规模。
二里头遗址墓葬分化严重，其中，高规格墓葬已经发现数座，出土较多的随葬品，包括铜器、玉器、绿松石饰等，其中M3出土的一件绿松石龙，最为引人注目。
在二号宫殿主体殿堂的北面偏东处即主体殿堂与北墙之间，发现一座大墓，墓口长5.2—5.35米，宽4.25米，有二层台。因被盗掘，仅见少量漆皮、朱砂、蚌饰以及狗骨架和骨片等物，推测原来墓中的随葬品是相当丰富的。发掘者认为，这座墓葬当是墓主死后才埋入殿堂与北围墙之间的，可见死者身份不凡。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所长 王巍
墓葬出土物品说明礼制已经形成，特别是青铜礼器的有无和数量业已成为等级身份的核心表征物。在夏朝，等级分化已经非常明显。
在三号宫殿基址院内发现一座贵族墓（编号02VM3），墓口长2.24米，北部宽1.1米，残深0.5—0.6米，墓底铺朱砂，随葬品有铜铃、玉器和较多的漆器以及封顶盉、爵、鼎、豆、尊等十多件陶器。特别是发现一件两千余片绿松石片组合成的龙形器，被誉为“中华第一龙”。
二里头陶器
二里头占卜龟甲
二里头遗址除宫殿区的大墓外，均为中小型墓葬。其中中型墓葬分布区位于圪垱头村北面，面积约为一万平方米。宫殿区中还有大量的小墓，其中有相当多的朱砂墓，绝大多数的铜器、玉器、漆器、石器、象牙器、骨器、蚌贝饰和各种精美的陶礼器皆出于这些墓中，这些墓主人生前有的当为平民，有的则可能为中等贵族成员。
二里头遗址具有高度发达的手工业，出土的青铜器如鼎、爵、斝、盉、戈、戚、镞、嵌绿松石铜牌饰等，玉器如圭、璋、钺、戚、戈和多孔石刀等，技艺精湛，不同寻常。
此外，在一些陶器当中，还有十分少见的硬纹陶、釉陶和造型精美的白陶、黑陶等，以及刻画或雕塑出的龙形图案，这些遗物绝非普通遗址所能具有。
二里头遗址宫殿区的四周还设有冶铸铜器、制作骨器和陶器的手工业作坊以及绿松石加工场。共有三处铸铜遗址、两处制骨遗址；其中，在新庄村以南即发现一处铸铜区，面积较大，发现有冶铸青铜器的遗存。
二里头遗址规模极大，发现有宫殿建筑、大型墓葬和各类手工业专业作坊，出土多种精美器物。据此认为，二里头遗址是二里头文化所有遗址当中规格最高的，表明它无疑是一处夏代的都城遗址。
二里头玉器
二里头玉戈
二里头玉圭
二里头铜爵
二里头骨仗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研究员 赵春青
二里头遗址的年代是距今三千七百五十年到三千五百年，而史书记载的夏王朝的年代是距今四千多年到三千五百年，所以二里头遗址只能是夏中晚期的都城。
夏代考古——新砦文化。新砦遗址位于河南新密市刘寨镇东南，经过近年来的重新发掘，确认其主体文化遗存分为三期，其中，第二期遗存早于二里头文化晚于河南龙山文化，被命名为“新砦期”，以新砦第二期为代表的文化遗存被命名为新砦期文化或新砦文化。新砦文化目前看来主要分布在嵩山东南地区，其中，最具代表性的遗址是新砦遗址。
新砦遗址面积达七十万到一百万平方米，大体呈方形，新砦期遗址具有内外两重防御设施，即外边的城墙和护城河，内部的壕沟。在内壕圈占的部位已经发掘出一座大型的浅穴式建筑，可能是文献记载的“墠”之类的祭祀遗迹。此外，还发现了与二里头遗址绿松石龙首极为相似的龙形图案以及玉圭、玉琮等高规格遗物。新砦遗址位于嵩山东南，相传这里有“启母石”“夏启之居”等与夏启有关的传说，而新砦遗址又是新砦文化当中面积最大的遗址，文化内涵与二里头文化有着密切的渊源关系。因此，有学者把它视为探索夏代早期都邑的对象之一。
夏代考古——王城岗文化。20世纪70年代，在河南登封告成镇王城岗发现了一座属于河南龙山文化时期的故城址，因附近不远处有一东周时期的城址，出土了刻有“阳城”陶文，联系文献记载，发掘者认为是禹都阳城所在地。不过，当时发掘出来的城堡面积只有一万多平方米，城内因遭后期破坏只留下一些奠基坑基址，没有见到宫殿之类的建筑，因而，遭到不少学者的质疑。2002年启动中华文明探源工程后，王城岗遗址再次被发掘，在原有小城的西北发现一处面积达三十多万平方米的大城，从年代上看，大城的年代稍晚于小城，经C14年代测定，大城的年代正好与夏代始年相符，于是，最近发掘者提出，小城为夏禹之父鲧所筑之城，大城才是禹都阳城。
王城岗遗址
夏文化探讨。1996年，考古工作者在河南洛阳皂角树遗址经浮选发现了谷、稻、麦、豆等粮食作物。特别是发现炭化小麦的消息迅速传遍了全世界。这是夏代遗址第一次出土小麦实物，它的发现再次使人们对夏代农业有了新的认识。
夏人主要活动地域是土壤肥沃、四季分明的伊洛河平原和晋南地区，从遗址出土的动植物材料中可以看出，这一时期气候偏暖，水量充沛，适宜农业的发展。长期的农业生产经验，使夏人总结出一套与农业密切相关的天文历法，后被司马迁称为《夏小正》。与殷历和周历相比，夏历更方便于农事。
尽管当时的农业工具主要承袭以前的石、骨、蚌和木制工具，器类主要有铲、刀、镰等，但就种植的农作物种类来说，据《夏小正》言，正月“农纬厥耒”，三月“祈麦实”，五月初昏大火中，“种黍、菽、糜，时也”。
此外，二里头文化遗址还经常出土渔猎工具如鱼叉、网坠等，并伴随出土有牛、羊、猪、狗、鹿等动物遗骸，说明当时的人们还从事渔猎活动，饲养的家畜有猪、狗、鸡、马、牛、羊等。
关于车舆的发明，在文献中最主要的说法是夏代，《世本》和《吕氏春秋》都说夏代的“奚仲作车”，目前虽然没有见到二里头文化时期的车舆实物，但却见到了车辙痕迹，可见那时已经的确有了车。
关于青铜器的铸造，《墨子·耕柱》说“昔者夏后开使蜚廉折金于山川，而陶铸于昆吾”，所铸之鼎“三（四）足而方”，用之“祭于昆吾之虚”。《左传·宣公三年》：“昔夏之方有德也，远方图物，贡金九枚，铸鼎象物”，后因“桀有昏德，鼎迁于商”。《越绝书》云：“夏人以铜为兵。”这些记载说明夏人铸造铜器之说已经流行于东周时期。
二里头文化乳钉纹爵
二里头陶器上的刻符
考古学研究证明，新砦期遗址即发现可能为铜流的铜器残片，此后，在二里头遗址发现了面积达万余平方米的铸铜遗址，内出有坩锅、铜渣、浇铸面等重要遗物，目前已经发现的铜器种类达十余种，计有鼎、爵、斝、盉、觚、戈、镞、钺之类的兵器以及其他青铜器，特别是铜爵需用复合范铸成，铸造工艺比较复杂，据电子探针测定其成分为含铜92%至98%，锡1%至7%，说明二里头文化已经拥有相当成熟的青铜铸造工艺，是同时代发展水平最高的青铜时代文化，已经跨进了青铜时代。
夏代有没有文字呢？先秦文献征引的《夏书》《夏训》《夏小正》应当有对夏人典册的保存，在与夏文化有关的遗址中，目前，在二里头遗址陶器上发现了数十例陶器上的刻符，在王城岗遗址也发现了这一时期的陶器刻符，有学者认为这些刻符很可能是早期文字，分别表现数字、植物、建筑和器具等，也有学者认为这些刻符与后来的甲骨文有渊源关系，分别释为“矢”“井”“皿”“丰”“来”等象形字。专家们的解释尽管见仁见智，但是，有的刻符十分接近于甲骨文的造型，不排除属于原始文字的可能性。
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学研究所所长 王巍
我们现在在二里头，还没有发现有文字的证据，当然，我们也有期待。因为，商代甲骨文已经是比较成熟的文字系统了，它绝不会是初始的阶段，在此之前，应该有一个产生发展的过程，所以我们期待有夏代文字的出土。
从考古学上探讨夏文化虽然取得不少成绩，然而仍然存在不少问题。以上述三处遗址为例，二里头遗址文化内涵可分为四期，其中一期的上限不超过公元前1750年，只是接近夏代中晚期的年代，三期以后已经进入商代的年代范围，那么，二里头遗址究竟是夏都还是商都，学术界目前尚未得出定论。
新砦遗址目前仅揭露出大型祭祀遗迹，尚未发掘出宫殿基址和高规格墓葬，如论定为夏都尚有不少的工作要做。王城岗遗址，仅发掘出大城的城圈，城内的重要建筑尚未发现，而且小城面积如此之小，性质究竟是什么，学术界尚有不同的认识，如欲取得较为一致的看法必须做更多的田野工作。
总而言之，尽管从考古学上探索夏文化已经取得不少成就，但是，要彻底揭开夏文化和夏王朝的神秘面纱，尚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